“天下帝国”关键性的秦汉时代

秦始皇统一中国，二世以后，刘汉代秦，先后两个大帝国的体制，奠定了“中国”与“天下”两个观念的内涵。许多中国的主流民族，自称为“汉族”，也就是从“汉代”这个名称延伸而来。因此，这一时代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以下将在天下国家的体制，普世性文化的确立和内外关系各方面，分别讨论这一个关键时代的大转变。

“中国”超越了过去的“中原”

首先考察，“中国”和“天下”两个名词的演变。战国时代，孟子已经说过：“天下乌乎定？定于一。”因此，在孟子心目中，当时七国时代的纷争，终于会统一为一个“天下”。孟子也谈到“中国”，他和陈相的辩论，以北方为中国，而楚国则是南方的蛮夷。在这个意义上，“天下”和“中国”并不完全等同。战国七雄中，楚国以南方挑战中原，春秋以下“尊王攘夷”排斥的对象，主要就是楚国。此外，偏居西边的秦国，和远在北方的燕国，从中原的眼光看来，也只是“中国”的边缘。秦始皇统一之后，巡游各处，立碑夸耀自己的功德。在这些碑文之中，“六合之内”、“宇内”、“天下”和“中国”，掺杂着出现。显然在他心目当中，他已经将“中国”确定为相当于“天下”的地位。

不过，在秦碑文字比较完整的琅琊碑碑文中，提到中国的疆域：西边到流沙，东边到东海，北面到大夏，南边到北户，即是秦廷以为中国四周的边界。流沙当然指的是中国西北一带的沙漠，东海显然是中国东边的海岸线。大夏却是问题，中国的北方没有大夏。“大夏”，在汉代记载，乃是西北边外的一个国家;汉人提到“大夏”，乃是泛希腊文化的巴克特里亚。这是一个塞种人（斯基泰人）的国家，原来应当是在今天新疆西北部及西伯利亚地区。在秦始皇的时代，大夏并不强大，秦人可能只知道西北有如此一个国家。其实这个国家和中国之间，还隔着匈奴呢。“南至北户”，根据汉人的解释，北户是今天南海地区，在后来汉代建立郡县时，称为日南郡。秦始皇的时代，帝国的南边，已经到达今天的广东省，却并没有深入南海，也没有进入今日的越南。

从大夏和北户两个名称看来，秦帝国的边界，只是四、五十个郡的疆域;超越边界以外，秦人并没有很清楚的知识。也许，从秦人对自己疆域边界的了解，他们在天下和国家之间，还是有所界别。“天下”是普天之下，“中国”是天下的核心地区，这一个“中国”，却已经超越了过去的“中原”。

秦始皇统治了如此庞大的帝国;在他心目之中，天下的核心，即是秦廷统治的郡县，中国以外的部分，虽然是天下之内，终究是边缘而已。在秦代以前，我们不知道邻居对中国的称呼。从汉代的典籍中看来，即使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北边的匈奴和西域一带的民族，依然常常称呼中国人为“秦人”。“秦”的发音，也就相当英文的“China”，在印度的梵音中，中国称为“支那”或者“震旦”。外人称中国“汉人”，要在汉武帝以后;在此以前，“秦”代表了中国。（西方对中国另一个称呼为Seres，那是“丝绸”的意思;另作别论。）

汉代继承了秦人建立的庞大帝国，而且历世四百多年，外人逐渐称中国为“汉”，历久成为习惯;这一名称，沿用到今天，中国人自己的主要成分，也还自称为“汉族”。

族群观念被彻底打消

从殷周两代，经历春秋战国，过去以人群组合作为共同体，逐渐转变，总的趋向乃是从属人的族群，转变为属地的共同体。乡党邻里，成为个人主要的归属。这一转变，可以从国家的管理制度觇见。春秋时代，封建城邑中的居民，是统治的族群，在城外，居住在乡遂的“野人”（意指城外郊野的居民，并不意涉野蛮）则是另外一套编制;从封君的角度看，这些人是封建体制外的他人族群，而不是按照地域区分的被统治者。

战国时代，七雄都经过制度上的转变，加强其统治的能力。城邑之外和城邑之内，都要纳入同一套管理系统，郡县制度已经出现其雏形。郡县以下的基层，在春秋时代，还是以“社”为中心的人群共同体。所谓“社”，也就是地方的保护神，每一个社的所在地区的居民，都围绕着保护神，成为一个共同体。秦统一中国，彻底实行郡县制，统治权达到地方基层。从《云梦秦简》中，可以看到当地县级首长是秦军的小军官。显然秦占据楚地，立刻建立统治机制。《青川秦简》中，记载政府管理的业务，直透地方的农业和仓储。

汉代秦政，延续秦制。地方基层的行政，建立于乡、里。我们从秦汉简牍的记载，看到“社”转变为“里”。今日所见的秦汉简牍，既有边地（如居延），也有中原（如尹湾），更多楚地出土的地方纪录。这些数据反映的地方基层管理，基本上大致相同。最基层的“里”，例如江陵凤凰山“郑里廪簿”或松柏汉墓 “二年西乡户籍”的记载，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经过郡县、乡亭，直接管到基层。政府掌握了每一个“里”的人口数字，多少大男、大女、中男、中女、小男、小女，每年的增加和减少，这些人所属的家庭以及彼此的关系，每一家的产业。政府征收人头税，所谓算钱和田赋，也经由当地“里”的干部负责收集。在一个“里”中，也有一些自愿的组织，例如，像今天民间信用融资的合作团体，祭祀的集团，共同投资经商的结合等，有的以“社”的名义出现，有的以“约”的名义出现，却都以同“里”的人为主体，里长、三老等领袖人物常常直接参与这些民间的自愿组织中。由这些记载看来，地方行政当局经过乡里的组织，直接掌握国民的生活。在帝国体制之下，个人编入户籍，都是帝国的人民，所谓“编户齐民”。当然，“齐民”二字并不表示人人平等，社会上的阶层还是存在的，只是在帝国体制之下，百姓归属于国，并不属于族群。由这个意义来讲，帝国的统治贯彻到基层，说明了古代的族群，那种拟血缘的共同体，已经解散，而代之以行政组织的基层单位，作为生活的共同体。秦汉帝国，经过秦、前汉、后汉，四百多年，彻底地打消了过去的族群观念。

帝国体制在经济层面笼罩全国

从经济制度来说，从春秋到战国，生产的能力逐渐提升，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换因为道路的畅通愈来愈密切，这些情况，提供了货币经济发展的条件。战国晚年到秦汉初期，市场经济的发达。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经济活动（包括各种产业的发展，工商业聚集的财富数量，和全国都市化的现象），中国几乎出现工商与农业并重的经济体。

汉武帝以后，政府为了对外战争，极需资金，竭泽而渔，用高税聚敛都市的资产。工商经济大受打击，不再有发展的机会;从此，中国经济形态，转化为以精耕农业为基础，发展了农舍手工业的市场经济。这一个现象，在我的旧著《汉代农业》中，有相当清楚的描述。市场经济，还是需要货币，汉代的货币五铢钱，代替了过去战国时代各国各自发行的货币，也代替了秦代复杂的货币制度，成为非常稳定的交易工具。五铢钱的币值和信用，长期稳定。甚至汉代亡了，魏晋以后，五铢钱还是很受重视的有价媒介。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够长期维持其稳定的信用，必定对国家的凝聚产生重要的影响。

汉代以农舍工业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区间特产的交流，依赖秦代已经开拓，汉代继续发展的全国交通网。《史记・货殖列传》描述当时中国的道路网，俨然已是三纵、三横，笼罩全国。在这一道路网上，都邑城市扮演的角色，乃是各级货品聚散的交换中心，而不一定是生产基地。这些都邑城市，往往就是郡县行政单位的所在地。这一现象，也使得帝国体制在经济层面笼罩全国，使政治与经济彼此辅翼，发挥了强大的凝聚力。中国历史上，这一全国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即使在国家分裂时，还能发挥经济一体的功能;中国常常分裂，然而分久必合，就因经济的互依，创造了促成国家复合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