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昭《女诫》写作目的解析

摘要：班昭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和词赋作家，班昭的《女诫》作为中国女训书的代表，影响十分深远。而从《女诫》的序言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母亲对即嫁女儿们的担忧，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诫她们，因此，《女诫》实在是班昭写给诸女的家训。

关键词：女诫；目的；顺应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9-090-02

班昭的《女诫》一直被当作女教的圣经，班昭本人也成为女教的圣人。《女诫》分七篇，一次为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全文约两千字，所论述的男尊女卑、敬顺丈夫、曲从舅姑等的道理早在以前的儒家经典理就有了。如，《礼记・内则》里就讲到“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闾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出，女不入。”这就在空间上定义了男女的位置，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周礼・天官・冢宰》最早提出“四德”，即说：“ 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班昭的《女诫》与这些空疏的理论相比是更加具体化了，使理论变成一种易学易行的实践指导。这也就是《女诫》成为后世的圣典的原因之一。无论后世对班昭和《女诫》的定义怎样，班昭的出发点终究是为自家女作的家训，我们看到的是母亲谆谆的教诲。

一、家训（诫）的分类

第一，对子孙侄的训导、规劝或遗嘱。此类如魏嵇康《家诫》、 西晋李秉《家诫》、 北齐魏收《枕中篇》、 北周王褒《幼训》等，均是告诫子弟年少立身，不可不慎，以及如何为人，如何与人交往，如何以礼而行事的技巧，这一类训诫文在宋代以前的家训规条中是较多的，在内容上除了对子孙侄等的诫励，还包括作者本人立世为人的经验之谈。晋王详 《遗令训子孙》则是以其年老告诫子孙务必要俭葬，不要奢葬的嘱托，甚至详细到尸体如何、陪葬如何、陵墓如何、属于专门为某件事而留下的遗嘱。

第二，对家中女儿的训、诫。此类训、诫在宋代以前的规训文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仅此于第一类训子孙侄文。现在留传下来的如东汉荀爽的《女诫》，蔡邕《女训》、《女诫》，班昭的《女诫》，晋张载《女诫》唐郑氏《女孝经》，宋若莘《女论语》等。荀爽与张载的《女诫》均是以古礼为据，讲述何为“妇道之常，顺为厥正”的道理。蔡邕《女训》是单单讲在舅姑面前鼓琴奏曲一事，《女诫》则是讲修饰面容与修身养性的关系，认为女子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心洁、心和、心顺、心正”，而不应仅仅是面容的美丽，从文章的体裁、从内容与口气看，荀爽明显是些给其女荀采的，而蔡邕是些给其女蔡琰的，班昭《女诫》七篇更加明确的提出了是写给其女儿的，郑氏之文是写给其侄女的，唯一宋若莘《女论语》是具有明显的女教、训俗的目的。

二、母亲的教诲

我们已经明确地推出了班昭《女诫》就是一篇简单而寻常的家训，现在我们通过序言再来阐释一下：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绌辱……而今而后，乃知免耳……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间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

仔细分析这段序，无疑传达给了我们这样的信息：班昭的女儿在家里是不受约束的，或者受的比较少，作女儿在娘家是可以自由一点的，班昭担心的是她们出嫁以后；班昭的女儿们兼通文墨，可以读并且抄写母亲的训诫；女诫七章都是讲如何侍奉丈夫，如何孝顺舅姑，以及与夫兄夫嫂小叔小姑和睦相处的道理和方法，因此女诫重视的是在婆家为妇之诫。再者，通过“吾今疾在沈滞，性命无常”，我们看到这七章是在班昭一次重病差点失去性命之后而作， 担心自己“人至将终”，大限将近的班昭迫切地感到，要对将要重复与自己同一生活轨迹的“诸女”说点什么。从“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和“但伤诸女方当适人”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班昭的性别认同，这种性别认同来自其自身的生存体验。无论她怎样被男性意识形态控制，但她自身的生存却依然无法超越她的“女性之躯”。身体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最基本的、最难以超脱的方式。就像女权主义者们，即使怎样的与男人平等的走上社会，但必须承认女人怀孕生子这一事实。这段序文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这篇文章的情感起点，同时也明确告诉了我们它的性质：一篇写给“诸女”的家训。而且是作为母亲的真挚的感情的流露，深怕女儿到婆家因不懂礼节而受苦，让我们感觉到的是朴素的教诲背后的温暖而又伟大的母爱。

另外，从汉代的几篇著名的《女诫》中都看出，起初的女诫文都是父母写给女儿的，都是告诫女儿出嫁到婆家要小心翼翼遵守婆家的行为规范。从女诫在训诫文中所占的比重来看，从汉代以来，就很重视出嫁到婆家的处境与地位，因为只有女子一生要从一个家庭过渡到另一家庭，要从面对父母到面对舅姑，从女儿到儿媳，角色转变之大，生活差异之大，是家族中男性无法比拟的，此类诫文也就为后世所传抄而流传，成为世人家族训诫女儿的经典。

把班昭的《女诫》归为家训类作品时，特定的读者（诸女）会对作者价值选择形成强有力的制约，使这类作品更倾向于强调个人对社会规范的顺应。如，嵇康在他的《家诫》事无巨细地告诫他的儿子要 “慎微”。如：“若行寡言，慎备自守，则怨责之路解矣”。这完全不同于他逍遥豪爽不拘泥礼教的品性和风格，这说明了家训类作品的目的就是让子女们能习得后而“全身远祸”，体现在自己力量单薄的状况下，要对社会大环境的顺应，也就是，当你无力改变现实的时候就只有改变自己来适应现实，而作为父母肯定不想自己的儿女在改变社会的大风浪中“受伤”，因此宁愿告诫他们“顺应”。这种情结就构成了“家训”与“圣经”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有着私人话语性质的“家训”与公众话语性质的“圣经”不可抹煞的差距。

三、统治阶级的强化

东汉时期大兴儒学，《女诫》的成书大约在章帝年间，章帝号召天下名儒考订“五经”异同，并“亲临称制”，加以指点，然后命班固编著《白虎通义》。《女诫》的出现正好符合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需求，从男性倡导的男尊女卑到女性自己认同的地位的卑弱，而班昭的《女诫》正是这一转变的标志，这有利于维护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伦理建构。于是，从皇室后宫到贵族妇女都开始习得《女诫》。女诫具体而易行的“内容”就被传播开来。而在班昭之后，大家都不在去研究班昭《女诫》的目的，而是选择了对于统治阶级有利的部分加以渲染，把女性禁锢在三从四德里，而且让这些内容成为女子一生追求的标准。

在班昭《女诫》“内容”的基础上，后代模仿这一体裁又编著出一批女子训诫专书，唐代的《女孝经》和《女论语》是这一发展过程中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女训书。如果说《女孝经》是从教自家女走向教天下女的开始，那宋若昭的《女论语》就宣告这一开始的正式成功，《女诫》的“女”和《女孝经》的“女”是指女儿或侄女，而《女论语》的女就是指女人，妇女，天下女人。而且《女论语》还标志着女子礼教的平民化，以往的女著基本上是面向上层士大夫家庭的妇女的，作者也是宦门出身。而宋若昭，中唐时人，出身于河北的一普通儒士之家，她的《女论语》也没有采用既往女教著述的文言文，而是采用了极为通俗的四言诗形式，读起来不但琅琅上口，内容上也不重于义理的阐释，而是将女教具体化为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详细礼仪规则，这样的形式和内容极为有利地传播了女教。

总之，无论《女孝经》、《女论语》还是明刘氏的《女范捷录》这些都是《女诫》被圣经化的结果，也是《女诫》被圣经化的见证。《女诫》中作为私人话语、为远祸而呈现的媾和性人格被后代的女训书当作女性的理想人格加以宣扬，把母亲的无奈的曲从当成是女性的理想的生存状态来张扬，这一切将使得在男权社会里的女人的地位更加卑微，人格更加琐屑。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4.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3]包东波.中国历代名人家训集萃[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

[4]易银珍.中国传统女性伦理的基本内涵[J].中华女子学报，2006，（6）.

[5]杜芳琴,王政.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