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敦煌莫高窟103窟维摩诘经变图中的家具

摘 要：唐代家具种类相比前代有了明显增加，但家具组合或单独使用的方法仍处于发展阶段。敦煌莫高窟103窟维摩诘经变图中维摩诘所使用的坐具、屏具、承具、帷帐的组合，是唐代常见的家具组合形制。家具形象融入宗教题材绘画，加强了宗教绘画的写实性与普及性。

关键词：维摩诘经变图；唐代家具；组合关系

莫高窟103窟开凿于唐开元（公元713年）――天宝（公元755年）之间，为覆斗顶窟，窟顶四披绘千佛。西壁塑释迦牟尼佛、菩萨、弟子，南壁绘《法华经变》，北壁绘《观无量寿经变》，东壁绘《维摩诘经变》（图1）。

图1 维摩诘经变

1 维摩诘经变图

维摩诘经变题材始于隋，盛于唐，莫高窟壁画中多选绘《问疾》题材，壁画中的维摩诘凭几坐于榻上，右手执麈尾，食指、中指分开，左手搭于左膝自然下垂。维摩诘身体微微前倾，蹙眉张口，似与遥遥相对的文殊菩萨激烈辩论。壁画中，维摩诘形象有着浓厚的文人形象气息，采用工笔写意的线描手法，“行笔磊落挥霍，如莼菜条”，[1]颇具吴道子画风。

壁画描绘的维摩诘使用了四件家具，分别是榻、围屏、帷帐、供案。维摩诘坐于高榻上，榻后设围屏，榻四角固定帐架，支撑榻上方的帷帐，供案摆放在榻前，形制低于榻。这四件家具无论是单独造型还是组合方式，都有着盛唐时期家具的风格。例如，唐代《历代帝王图》中主要人物所坐的榻，形制与维摩诘所坐相差无几。其他，如围屏、帷帐、供案等家具在唐代往往与榻配合使用。本文将以壁画为例，研究唐代家具的源流以及组合关系。

2 维摩诘经变图中的家具

2.1 榻

维摩诘所使用的榻，属于“四面平”箱式结构，由于四面均有酌牛所以也称作“酌攀介健薄K拿酌湃口上部呈不规则花口，酌潘闹芷鹧粝撸腿足与榻面以粽角榫相接，外部疑髹薄漆。将维摩诘与其所坐的榻进行比例对比可以发现，这件榻高于同时期日常生活中的榻床，同时根据莫高窟323窟壁画《迎昙延法师入朝》、159窟壁画《随喜功德品》中佛座中出现的榻的形制推断，维摩诘的榻是因为融合了佛教元素，用于僧人说法的场合，[2]故而整体偏高，不仅高度增加，而且形制也远远大于用作承具的供案。

榻在中国传统家具中属于坐具，源自于低起居时代的坐席。汉代以前，中国人的坐具主要是席和床，[3]席多用蒲草、竹和藤编成，席的形制大小不一，有的可以坐四个人，有的仅容一人使用，称“独坐”。汉代以后坐具开始逐渐抬升，至东汉时期已经出现“独坐”席增高而成为的“独坐榻”。榻不仅有坐具的功能，而且在承具发展不成熟的时期，同时兼具一部分承具的功能。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陶案上面及周围的器物有：陶凭几、陶盘、陶耳杯、陶瓢尊、青瓷盘、青瓷耳杯、青瓷勺、青瓷洗和青瓷熏等，[4]与凭几配合使用的家具当为坐具，而这件家具上又同时摆放着酒器、食器等生活用具，这表明坐具在当时的使用比较灵活。杨子华《北齐校书图》中，一张四面平结构酌砰缴献着姿态各异的四个人之外，还放置着古琴、投壶、辟雍砚、凭几、酒}果У取：苊飨裕画中人物的多种行为均发生在榻上，所以榻并不仅仅行使着坐具的职能。唐代周P绘《宫乐图》中，榻被用来专门摆放酒食，仕女以榻为中心坐在腰圆凳上。酌砰皆本是坐卧具，唐以后则可用来充当食床。[5]唐代食床与榻床不一而论，食床往往保持着榻床的形制但主要用来盛放食物，但在承具发展不成熟的唐代，食床c榻床的使用并未明确区分开，莫高窟113窟（盛唐）北壁婚礼宴饮图中，人们直接坐在盛放食物的榻上。证明唐代榻既可当坐具也被用来作为承具使用，形成了低起居家具向高起居家具过渡时期的家具类型不成熟的现象。

2.2 屏风

壁画中，榻上铺宝相花纹边坐垫，后面设围屏，画面显示6扇，推断应为7围屏，每扇周围绘朱红色边框，屏正面书写书法作品，背面光素，仅留朱红边框。围屏偏低，基本与侧身而坐的维摩诘等高。唐代墓葬出土很多描绘屏风的壁画，如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韦氏墓，韩休墓壁画中皆有在屏风上绘画的图像资料，这些屏风画不是在屏风上绘制完整画面，而是分隔处理，每个隔间里都绘有独立画作，这与维摩诘身后的屏风画形制极为相似。

屏风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家具，最早在先秦经典中常被称作“”或“依”。[6]《释名・释床帐》“，倚也，在后所依倚也”。屏风构架简单、便于布置，可以轻易地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划分空间，隔离出尊位，符合当时的等级制度。扬之水在《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屏风发微》中说道“两汉至于魏晋……小曲屏风与床榻的结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特别促进了屏风画的发展，诸经史事图画屏风当时成为风气，后世并且一直沿用下来而成为传统”。[6]屏风画由最初的“劝诫”功能，到后世单纯的欣赏，再到隋唐之际脱离屏风而独立出“画障”，逐渐发展为充满文人趣味的艺术作品，而它与家具的组合暂告一段落。经由上述，屏风是一件实用而具有艺术特色的家具，因此颇得官宦贵族、文人雅士的青睐。

2.3 凭几

维摩诘经变图中并未见到凭几图像，但通过对维摩诘坐姿的分析，并参照同时期其他图像资料，推测维摩诘使用了凭几。

凭几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是一种席地坐时期的辅坐具，起到在席地坐时期供人凭靠的作用。凭几通常与床榻类坐具配合使用，如南京博物院就藏有南朝时期陶凭几与陶榻的组合，《北齐校书图》《步辇图》《历代帝王图》中都出现了凭几在榻上使用的现象。凭几具有“礼”的内涵，早在《周礼》中就有记载为尊者、老者配备凭几以遵循长幼有序的礼仪。[6]

明式家具中常见的坐具圈椅的搭脑与扶手形成一个圆弧的整体，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源于上古时期的弧形三足凭几”。[7]圈椅属于高等坐具，这可能沿用了上古时期人们使用凭几的习惯。“凭几后来演变成放置小件器物的承具”，[7]本段暂且不论，下文中将会予以考究。

2.4 帷帐

壁画中维摩诘帷帐的形制与榻的平面面积相吻合，顶部为J顶，四周悬垂幔。帷帐与榻的结合需要架子来支撑：在榻四角各固定一根竹竿，顶部撑起帷帐的四角。帐的使用等级森严，有着重要的社会等级特性。因为当时佛教受到社会各阶级推崇，所以壁画中的维摩诘使用了帷帐这样配合其身份地位的家具。壁画中的帷帐与坐榻组合，既提高了坐具的舒适程度又界定了坐具的空间范围，足以体现使用者的尊贵身份。

帷帐出现的历史也很早，是中国传统宫室建筑中重要的软质家具。郑玄在注解《周礼》时说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8]“帷幕结合，作成帷帐”。[6]帷帐设置在尊位周围，既可以划分空间又能调节座位温度。据司马迁《史记》载：“沛公入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证明帷帐在当时是与“重宝”“狗马”相提并论的贵重物品。

帷帐从东汉时期与坐榻的结合越来越密切，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帷帐基本成为坐榻的标准配置，并且装饰华丽、形制多样。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帷帐属于贵族使用的高级奢侈品范畴，其中南北朝时期明令规定锦帐为“禁物”；[9]晋代《邺中记》里对帷帐的描述更为详细：“冬月施熟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或青绨光锦，或用绯绨登高文锦，或紫绨大小锦。絮以房子绵百二十斤，白缣里，名曰复帐。帐四角安纯金银凿镂香炉，以石墨烧集和名香。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薄织成O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帐之四面上十二香囊，彩色亦同。春秋但锦帐，里以五色缣为夹帐。夏用纱罗，或綦文丹罗，或紫文Y为帐。”这段文字不仅详细描写了帷帐的各个细节，而且描述了帷帐装饰的华丽，制作帷帐所采用的精美的织物，施加华美的纹饰，垂珠悬玉，极尽奢华，说明帷帐在当时是高级的奢侈之物。

2.5 供案

维摩诘榻前供案案面由四拼素木板组成，未使用攒边打槽装板工艺，两头嵌方材堵头，案面下方两头缩进的位置接栅足，尽头以横跗连接。这件供案造型在中国古代家具中很常见：王维（唐）的作品《伏生授经图》中描绘伏生盘腿坐于席上，使用的就是同样形制的供案，这件供案面板两头微微翘头，腿足由四根平行的木棍组成，根据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供案，[10]推断此同时期供案当存在明显侧脚。

独立使用的案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成熟，早期的案从禁分离而来，案面小而薄，多带有“拦水线”，腿足低矮，用来盛放食具，往往和盛放酒器的禁一同与坐具配合使用。[6]案类家具的命名往往视其使用功能而定，从春秋战国时期仅仅盛放食具的食案，到汉魏时期承担书写行为的书案、奏案，唐代高于坐具且与之分离的卓、香案，再到宋代以后各类功能逐渐增多的案，直至明清时期案的种类数量达到顶峰。案经历了与坐具一体化使用后，最终走向与坐具的全面分离。[11]

酒泉市肃州区丁家闸五号东晋壁画墓、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都出现了相同形制的案。长沙浏城桥一号墓出土漆木凭几和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漆木凭几，也具有相似的栅足和横跗。凭几是辅坐具，席地坐时期榻床上摆放凭几供人倚靠，不具备承具的功能，而案则是由禁演变而来。由此看来，这一时期的案继承了禁的使用功能，但造型与凭几较为接近。王维《伏生授经图》中伏生席地而坐，身前案上虽然置有文具，但仍然发挥着凭几的作用。五代卫贤《高士图轴》中供案显然也有相同的用法。

3 各类型家具的组合及使用关系

3.1 屏具和坐具的结合

清代家具中有一种造型独特的坐具――屏背椅。屏背椅顾名思义，即为带束腰方凳上连接与凳面大边同宽的屏风来充当靠背。屏风以栽榫与坐面结合，虽然其牢固性降低，但因为屏风形靠背板有独特的雕刻、镶嵌、绘画等艺术加工，所以屏背椅的观赏性得以提高，才常被用来摆放在厅堂。虽然屏背椅在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历史中出现很晚，但这种坐具与屏风相结合的造型却能追溯到汉代。

汉魏时期坐具以榻为主，榻虽然是室内家具陈设的中心，屏具配合四面平结构坐具的造型使坐具有了方向性，榻上的屏风把人物活动范围固定在榻前的空间，强调了榻上之人的尊贵地位。汉魏时期的围屏高度并无具体规格，但整体较矮，与坐具的结合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状态。例如，东乡汉墓壁画墓主人夫妇所坐矮榻上装L形围屏，东晋顾恺之绘《列女图》中几乎遮挡榻四周的围屏，北周安伽墓墓室中的石榻上的围屏为“匚”形，唐代壁画中，敦煌335窟（初唐）北壁、332窟（初唐）北壁、103窟（盛唐）东壁中维摩诘所坐高榻围屏都呈“匚”形，这些例子清楚表明了屏风与榻的不同结合方式。此后的坐具与屏具结合多效仿这一时期的形制，为唐代靠背椅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天子当屏而立”，[12]屏风象征着帝王权力，是上层人士才能使用的家具。湖北江陵望山楚墓一号墓出土的一件座屏，通高仅有15厘米，但在席地坐时期若摆放在席的周围，划分出地位尊卑绰绰有余。北周安伽墓出土的石棺床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屏风上《和帝囗后》中的独坐榻，榻上安装了大约60～70厘米高的围屏，高度与跽坐人物的肩部基本平齐，这样的高度让使用者坐卧在榻上时方便欣赏屏风上的画作和书法。隋唐以前，中国家具以坐具为活动中心，屏具和坐具的组合往往在空间中占有主要位置。宋代以后，人的活动开始围绕承具展开，但在尊位周围摆放屏风的组合方式依然备受推崇。南宋高宗书《孝经图》中，人物所使用的灯挂椅以及脚踏无疑已经是高座家具，这组家具的背后依然立着高大的屏风。

3.2 帷帐和坐具的结合

帷帐通常与坐具组合而不单独使用。《释名》：“帐，张也，张施于床上也。”[13]“古人设床，多要施帐。”[9]帷帐是床榻的附属物，用于保暖、防尘、挡风，在大空间内以坐具为中心界定小空间。帷帐的形制大小根据所配套的榻床大小而定，支撑帐的柱子固定在床榻的四角，柱子两端接横枋形成帐架，帷帐就依附于帐架之上。

易水J为：“帷帐与榻一同出现在殿堂衙署彰显富贵。”大量图像资料证明，帷帐与榻搭配使用确实是富贵人家的“标配”，洛阳东北郊朱村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墓壁画中，墓主人榻四周固定帐架的方式与维摩诘经变中基本一致，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屏具、帷帐、坐具三位一体，西安北周安伽墓出土彩绘浮雕棺床浮雕图案中帷帐由红色帐架支撑，固定在榻周围，莫高窟壁画中坐具与帷帐搭配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唐以后，家具的种类增多，床榻不再是唯一的坐具，而帷帐也跟随仅供休憩的床榻退居内室。[6]

3.3 供案、榻、帷帐组合使用关系的分析

案和坐具分离，春秋、战国即已明确。[9]上文中提到，案由禁分离而来，其形制小于当时作为坐具的席，主要功能是承放食器和酒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禁器组呈现出最早的供案原形，青铜禁上放置着青铜卣、青铜尊等礼器。此外，曾侯乙墓出土战国漆案，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云纹漆案，四川新津堡字山出土汉画像砖中，案都独立于坐具之外，且形制明显小于坐具。洛阳市朱村东汉墓壁画中，墓主人夫妇榻前放置的供案上，摆放了一件形制相同的小型供案，这件小型供案虽然是承具的造型，却等同于一件承具上的器物，说明此时的承具发展还不成熟。

直到唐代，坐具与案的高差关系尚无明确规范。壁画资料显示，莫高窟332窟（初唐）北壁，335窟（初唐）北壁，103窟（盛唐）东壁，220窟（初唐）东壁，159窟（中唐）东壁中，维摩诘所坐榻均比榻前供案高；《宫乐图》中，仕女的坐具却低于摆放耳杯的榻；长安王村唐墓壁画《野宴图》中坐具与承具几乎等高，这些例子都表明唐代坐具与承具的比例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

供案、榻、帷帐组合使用构成了中国古代家具较为成熟的使用方法。如果说坐具与承具的结合更多考虑到家具的实用性，那么在此基础上增加帷帐或屏风就具备了礼制功能。坐具上摆放帷帐既可以起到遮阳、防风的作用，又能衬托主人的身份地位。所以帷帐、榻、供案三位一体，能为使用者营造出一个颇为优越的空间以凸显其地位。

4 结语

唐代的家具种类相比前代有了明显增加。坐具、屏具、承具、帷帐的配合是唐代常见的家具组合形制。组合以榻为主，陈设在室内主要位置或室外，承担人的坐卧、饮食、书写等多种活动。榻的形制多为四面平式酌砰郊芄梗大小、高矮无标准尺寸。配合榻使用的屏具设置在榻上，依据个人喜好饰以不同的绘画、书法作品。屏具的高低因人而定，基本是与使用者坐姿状态下头肩平齐的高度。作为承具的案类或者摆放于榻上，或者放置于榻前地面上，其高度和长度多依据榻的大小而定，但尺寸均不会超过榻。帷帐设置在坐具上方，根据使用者的身份地位或个人喜好进行装饰。

综上所述，唐代家具组合或单独使用的方法仍处于发展阶段，承具的形制根据其所承载的器物而变化，使用方法自由，与宋代以后坐具、承具的体量关系和使用状况不尽相同。唐代是低起居家具向高起居家具过渡的典型时期，莫高窟103窟维摩诘经变图中所绘家具以及家具的使用，深受同时期非佛教用途家具组合的影响，但又具有宗教的特性。家具形象融入宗教题材绘画，加强了宗教绘画的写实性与普及性，同时也形成了莫高窟维摩诘经变题材的特殊风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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