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快乐之源

时间:2022-06-23 11:08:49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腾飞,很多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都变为现实。人的欲望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但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不断膨胀的欲望无法满足时,焦虑就难以平复。

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也伴随着各种问题,比如快速上马的基础设施有速度无质量,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政策的不确定性,等等,这些转型中的问题都加剧了国民的焦虑情绪。那么,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将全民焦虑情绪降到最低?《新财经》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

成就动机让更多人焦虑

《新财经》:焦虑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现象,那么,焦虑是怎么产生的?

萧国亮:焦虑是一种心理现象,对于社会焦虑现象一般从两方面去研究:一是从人本身内部的研究,遇到同样的事情,有的人焦虑,有的人没有焦虑;有的人焦虑得比较严重,有的人相对好一点,这是个体的差异。二是焦虑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焦虑是人们常见的社会心理情绪。

现在的民众当中有焦虑感的人比较多,这也是国际上很多国家的普遍现象。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国民出现社会心理情绪是有普遍性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写过一本《自杀论》,他认为,如果焦虑严重的话,就会变成焦虑症,焦虑症就会使人有其他倾向,比如自杀。

在传统社会里,因为经济落后,人们的欲望一直是被各种道德、宗教与制度压抑着的,所以,大家觉得过得很好,很太平。当工业化发展以后,经济增长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各种各样的欲望也容易被满足。但是,当人的欲望被满足以后,就会产生更大的欲望,欲望就会膨胀。但是,经济发展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当经济出现了下降趋势或者遇到金融危机、经济萧条时,人们原本认为很容易满足的欲望就无法满足了。这个时候人的心理会遭受巨大的挫折感,就会出现焦虑情绪,比较严重的甚至会自杀。所以,焦虑是与人们的内心欲望得不到满足和心理挫折密切相关的。

《新财经》:相比之下,中国人好像比外国人更容易焦虑,这要从哪些方面来分析其中的原因呢?

萧国亮:中国人的焦虑更多,可能跟中国国民的社会心理特点相关。从民族传统心理来看,中国人有比较强烈的成就动机倾向。自古以来,人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育,一个家庭生了男孩,就会望子成龙,希望他好好读书,今后去考秀才、进士,然后做官、发财。男孩子自出生就被家族赋予了很多压力,让他“志当存高远”,出人头地。女孩子也一样,家庭会培养她长大以后相夫教子,嫁人以后把家族搞得非常兴旺,这些都是中国人传统的成就感。

中国还有所谓“三立”的传统――立德、立功、立言。中国的座右铭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说法。这种民族的社会心理应该说总体上是好的,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2500多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就是世界第一,创造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之间的好几次盛世。即使在最为低落的19世纪,中国也有很多仁人志士去救国救民。这与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精神息息相关。

但是,这种很强的成就动机也有副作用。当成就动机不能被满足的时候,人们就会产生严重的焦虑,所以,中国人焦虑多,从人的本体来说是中国民族的特性使然。

未来不确定性加剧了焦虑

《新财经》:为什么我觉得父辈们更快乐,没有太多的烦恼呢?为什么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焦虑的人却越来越多?

萧国亮:最近七八年,人们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国家政策上的变化,给人们很多不确定性,尤其是经济政策。金融危机后,一下子出台了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过后又一下子退出。这些政策都没有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未来预期。如果我们都能按照法律法规来做的话,人们碰到任何事情都会心里有数,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会让人们感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心理上的紧张感和不适感,甚至是痛苦。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有比较严重的焦虑症。在社会学中我们叫做“客观性焦虑”,就是对环境当中真实危险的反应,感觉未来好像很恐惧。比如,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都跑到国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未来看不清楚,不知道哪一天政府出了什么政策,会对他们不利。尤其是企业做大了以后,很多人会指责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这个原罪不知道会不会被豁免,他有一种紧张感、焦虑感。

《新财经》:就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看,是不是也助长了人们的焦虑情绪?

萧国亮:有一些年纪大的人会为养老焦虑,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他们对于养老问题,看病问题都很焦虑,感觉自己的未来很可怕、很危险,感觉没有希望。

物价上涨也让老百姓感到焦虑,今年年初开“人大”会的时候,说要把今年的通胀控制在3%,但目前的通胀仍在6%以上,而且趋势还比较严重,政府没有给老百姓一个确定的预期。

很多官员也会产生焦虑,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天说错了话,得罪了哪个领导,就没办法提升了,甚至下台了。他一天到晚生活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所以,有一些官员自杀,就是因为他天天生活在这种精神压力之下,造成各种心理疾病。由于环境问题,很多官员会看到比较多的阴暗面,当官又不得不违心做一些事情,这就可能会跟他的道德底线发生冲突,他会感觉这些行为与他原来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不相符合,所以产生内疚、羞愧、自卑感、恐惧,感到自己良心受到惩罚。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讲的“道德焦虑”。

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通过明确的制度或良好的道德来调整,而大多是通过政策调整的。也就是有权力的人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明天再制定另一个政策。所以,社会的不确定性加强了,人们就容易对未来产生恐惧感。

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透明度不够,不像美国,宏观政策大都是通过国会辩论制定。中国需要建立宏观经济调控的法律体系,依法执政,依法进行宏观调控。否则,人们对未来经济趋势的预期就会出现很大的不确定。由此,无谓地产生很多社会焦虑情绪。

比如我们经常在新闻媒体中看到有关领导关于宏观调控的说法,即我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但是,对于人们特别想知道的“预期方向”,却往往语焉不详。怎么能让人不产生焦虑情绪呢?

焦虑与经济增长快慢没有直接联系

《新财经》:现在,大家在探讨焦虑问题时,有些人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了,以至于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没有同步,导致了很多硬件出问题,引起了民众的焦虑,您怎么认为?

萧国亮:我不大同意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了,所以导致焦虑的观点,焦虑跟经济发展快慢没有必然联系。发展速度快的时候可能产生焦虑情绪,慢的时候可能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其实,从某种角度说,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产生焦虑的人才会更多。现在,全国GDP在下滑,意味着有很多人会失业,导致很多人因害怕失业而感到焦虑。

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不是因为GDP增长太快了,而是GDP快速增长的同时,人们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如果对比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人们更容易感到对自己收入的不满。同时,GDP有些不合理的增长部分,还导致了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等社会问题。所以,大多数人对GDP增长不感兴趣,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其实,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放缓,GDP的增速只要低于8%,必定会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将产生更多更为严重的社会焦虑情绪。

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本来应该是好事,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本来也不能说是坏事。但是政府主导的公共经济效率实在太低,主要是在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铁、公、基”快速上马,赶工程,如果再隐藏种种腐败现象,出现事故的概率就会大大上升。相比之下,美国的铁路建设在19世纪40年代时,只有3000英里,但是六十年以后就变成了30万英里,六十年增加了100倍,这个速度不能说不快吧?但美国的铁路出事故的概率远远低于当前的中国铁路,也没有发生像中国这么大的事故。所以,中国在公路、铁路、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腐败会带给老百姓很多焦虑。

《 新财经》:导致民众焦虑,政府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萧国亮:现在政府的角色是错位的,不该管的事情政府管得比较多,比如在房地产问题上,政府花了很多精力,但是在很多质量问题上却没有好好管。比如污染问题,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做得不到位。现在,中国很多行业的国际标准都过期了,但没有人去制定新的国标,比如食品安全问题这么严重,就因为没有一个新的标准。另一个问题是,有了新标准以后不去执行。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绕过食品安全检查,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和焦虑。这是我们现在生活中的最大焦虑,感觉吃什么都不安全。

还有就是在城市化过程中造成了城市人口过密,也会让人们产生焦虑情绪。社会心理学上做过实验,把很多老鼠关在一起,那些老鼠都会焦虑不安。城市人口过密导致城市拥挤,买车的人越来越多,导致交通拥堵。实际上,在交通拥堵问题的认识上政府有误区,不是车多了,而是路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这也包括买车人给国家交的各种税费,但这些财政收入并没有全部用在公共事业上,如果能多修路,我们的道路就不会那么拥挤了。

解决焦虑问题首先要立法

《新财经》:就中国来说,要度过全民焦虑的这个阶段,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能解决呢?

萧国亮:我认为关键是建立一个法制的国家,我国现在立法已经不少,但执法就要划个大问号。比如,2010年11月上海发生了一场大火,100年前的纽约也发生过类似的一场大火,纽约一栋12层的制衣厂楼房发生大火,当时的消防设备也无法达到楼房的高度,导致125名女工被烧死或跳楼摔死。那场大火被称为改变美国历史的大火,125个女工的惨死震撼了美国人,在之后的三年间,纽约州通过了34项改善工人条件和安全的法律。

但上海的大火发生后,我们只看到了表彰消防队的英雄事迹,看不到对高楼灭火疏失的检讨,看不到改善高楼防火的立法。

另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消除民众的焦虑情绪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备,有的往往有其名而缺其实。如果我们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焦虑情绪就会得到大大缓解。当然,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让所有的焦虑都消失。

但我们确实可以从外部环境入手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还要加强执政力度,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还有过去我们一直提倡“大社会、小政府”,限制政府的权力,将大多数问题交给社会来解决。要认识到我们必须把社会作为本位,而不应当是以“资本”本位,更不能是以“政府”本位。

实践证明,什么问题都让政府来解决,政府也解决不了。我们往往说市场不是万能的,所以需要政府来补救市场失灵。但是,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失灵,我们该怎么办?政府失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制度让政府少失灵,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高效的政府,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做到这些可以减少民众的焦虑情绪。

最后,在一个社会里发生焦虑情绪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渠道,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把焦虑排遣出去。现在我们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薄,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说心里话,互相沟通,这是无法排解焦虑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会应该有专门的义工,对焦虑群体进行心理安慰,政府也应该关注国民的心理健康。

总之,中国的民众本来就有很强的成就动机,如果不善于引导,就会把这种成就动机演变为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这种功利主义倾向,遇到当今社会出现的上述问题,产生民众的焦虑情绪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引起必要的警惕,尽快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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