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赋役制度改革:轻徭薄赋、越改越重

尽管历代的赋税思想大都倾向轻徭薄赋，但在赋税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却经常是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说是屡改屡败，屡败屡改，最终也没多大成果。

税收是国家收入最重要的来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税收或称赋税制度的国家之一。赋税在我国古代往往就是政治的组成部分，许多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也是赋税改革。而且赋税改革也往往和政治改革一样昙花一现、半途而废或改而无果，甚至小善不彰，大恶随至。总之，赋税在我国古代是屡改屡败，屡败屡改，最终也没多大成果。

然而，这也是历史，这也就是历史。

古代税收特点：不断改革

我国的赋税制度发端于公元前3000多年。夏、商、周时期实行贡赋制，这是赋税的雏形。春秋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这是我国最早开始征收的地税。

秦朝时期赋税非常沉重，农民要把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交给政府。赋税繁重，民命不堪，导致秦朝短命而亡。

汉朝时开始“编户齐民”，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编户制度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徭役制度的正式形成。

在汉朝，农民的负担有四项：田租、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公益性无偿劳动）、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实行与均田制配套的“租调制”。这项制度规定，受田（分到政府分配的土地的）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栗，还必须缴纳“调”，即帛或麻作为户税，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

唐朝的前期沿用租调制并发展为“租庸调制”，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定量的谷物和定量的绢或布，还必须服徭役。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缴纳绢或布代役，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这就是“庸”。

唐中叶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弊端显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提出并推行“两税法”，按照财产和土地的多少征收户税和地税。户税按户以钱定税，地税按田征粮。征收时间也开始固定，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

这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奠定了唐朝后期至明朝中期赋税制度的基础。

北宋主要实行两税法，明朝实行“一条鞭法”，将力役折银分摊到田亩征收。

清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合称“地丁银”，作为国家的主要税收。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即把丁税平均摊入田亩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这一制度的实行，部分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废除了我国历史上长时期存在的人头税，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杜绝了历史上长时期存在的隐瞒人口的现象，促进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规则的简化减少了官府打马虎眼任意加税的可能。

我国赋税制度的沿革规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征收标准从以人丁为主，演变为以田亩为主，征收的物品由实物地租为主演变为以货币地租为主，征收的时间从不定时演变为基本定时，农民由必须服徭役逐渐演变为纳绢代役，税种由繁杂多项演变为简单划一。

古代赋税思想：轻徭薄赋

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问题上，我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大多主张以赋税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比如北宋的思想家李觏提出了“国之所宝，租税也”，而有的则主张将财政收入来源的重点放在非税的经济收入上。如《管子》一书就反对强制征籍，主张扩大经济收入以代替租税，主张用货币、贸易等政策增加非税的经济收入。西汉重臣桑弘羊、元朝丞相卢世荣也主张将财政的重点放在经济收入，如盐、铁、酒等专卖收入，贸易收入等方面。

在税收方面，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大多主张“轻税”。孔子和孟子提出“轻徭薄赋”，隋文帝时期苏威提出“轻赋役”，明学名臣丘浚提出的“上之取于下，固不可太过，亦不可不及”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较有特色的观点，如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提出赋税“至平”“积俭趣公”“有常”“壹制”说。至平，意思是根据官吏的多少、年成的丰歉来平均征税。积俭趣公，即为公节俭，不浪费民力。有常，即征收要有稳定的规章，赋税要相对稳定。壹制，即统一制度。

唐代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和理财家刘晏提出“知所以取人不怨”和“因民所急而税”的原则。取人不怨，是指政府通过控制物资和市场物价等经济手段来取得财政收入，而不是单纯依靠增加税收来达到目的。因民所急而税，是指选择人们日常急需的商品课税，其税源充足，稳定可靠，容易收到广收薄敛的效果。

北宋的思想家李觏、文学家苏轼均主张通商。李觏和苏轼反对国家专卖，主张让私商自由经营，国家征税。李觏说：“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专卖，听其自为。”苏轼提出了“农本俱利”的观点，主张通过减免商税方式促进商业经营活动，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商税收入。

明代重臣张居正反对苛征商税，主张厚农与厚商并重。他认为国家要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可利农，农可资商，农商应相互平衡与协调。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对善赋民与不善赋民提出了新的比喻。他说：“善赋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如剪韭，日剪一畦，不罄不止。”他认为，减税是涵养税源的手段之一，适当减税，反可以增加税收。

清代学者王源主张重商，指出：“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他认为，商人须跻于士大夫之列才是杜绝商税偷漏的根本途径。他主张实行资本税，取消繁杂的商税。

古代赋税定律：越改越重

尽管历代的赋税思想大都倾向轻徭薄赋，但在赋税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却经常是反其道而行之。其规律常见有三：

一是王朝中期暴增律。随着王朝周期性始末兴亡的变化，赋税制度总是初期轻徭薄赋，中期诛求无度，结果“民力殚残”。

我国古代统治者把天下作为自己的私产，认为国民“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是天理，自然就会出现“竭天下之财以厌一己之私”的结果。因此，各个朝代总是政治和财政同步盛极而弊生。这几乎成为古代中国无法逃脱的宿命。历代王朝衰亡的过程基本是相似的，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腐败，接着就是穷奢极欲，权力搜刮民脂民膏，民力不堪重负。于是，王朝崩溃。

二是官吏层层加码律。百姓承担的赋役捐税的名目和数量，常常会由官吏机构由上向下逐级递增，层层加码。

我国古代皇权制度是一种全能性统治。皇权既是行政者，也是立法者和执法者，自然也是制税者和征税者。代表皇权的任何个别官员都可能不受限制地体现全方位、多功能的统治威权，也都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增加赋税徭役的名目和额度。

南宋宝谟阁学士杨万里深痛地叙述过这种弊病。他说，导致百姓“破家鬻子”的最终根源，其实就是各级官吏的统治威势，这种威势必然导致官吏们层层加派的恶税制度。

三是非法转正律。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曾指出，我国历代的赋役制度改革总是将旧的苛捐杂税归并统一征收，以图减少加派之弊。但是改税以后随着统治者贪欲的增长，又会生出新的名目以加派赋役。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也称这种现象为“黄宗羲定律”。

我国古代皇权统治下的赋役所要支撑的是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皇权和各级官吏不断生出赋役的名目，苛捐杂税常常会超越国家正税而成为赋税的主要部分。

历代王朝中具有改革眼光和能力的政治家常试图归并赋役种类，简化征收过程。但赋役改革往往成了对以往非法加征加派的合法追认，然后，又有新的苛捐杂税创立出来。如此反复，以至无穷。

如宋代，数次税制改革后，又开启了“折税”“给赏”“丁绢”“税米”“义仓”“加耗”等数不胜数的非法加征税目。经过这样多次改革，每项税役的征收额度就加到最初的10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