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题旨及意义

2019-06-22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摘 要: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是基于少数民族文化已经成为大众传播内容和大众传播产品这一基本事实而提出的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论域。它建构了传播学、民族学、经济学与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照的一个交集,弥合了学科分野对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生存状态的肢解,为传播学研究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意义在于全息地突显了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中的诸多重要因素,为少数民族文化理论政策的研究提供了新向度。

关 键 词: 少数民族文化 传媒化 新论域 意义

一、题 旨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之谓,是将特殊化的少数民族文化导入一般化的大众传播过程所进行的研究和呈现的论域。其要回答的问题是:少数民族文化何以成为大众传播的内容和产品?这个表述标明了此研究的两个方面:其一、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大众传播的内容――主要涉及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关系;其二、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大众传播的产品――主要涉及少数民族文化与资本因素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发生于同一个过程,是一体之两面。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研究目的是,经由传媒化的动态过程,考察少数民族文化在传媒因素、社会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市场因素(尤其是资本因素)作用下的情态和机理,在历时与共时两个向度上,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和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理论和政策问题。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是笔者2010年提出的一个新论域。这个论域试图在传播学、民族学、经济学(主要是文化经济学)等多学科交汇之处建构一个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现实情境相对应的学术范畴,以避免学科分野对现实整体性的肢解。

二、范 畴

(一)既有的研究范畴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主要涉及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三个学科。经对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跨学科研究领域文献的研究梳理,本文将现有的交叉研究归纳为以下4个向度:一是民族学向传播领域的延展――人类学早期的传播学派理论以及后来的传媒人类学(David Machin,2002年;Ginsberg,2002年;Askew、wlik,2002;Peterson,2003;Rothen- buhler、Comam,2005年)①。二是经济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联姻――民族经济学的创立(陈庆德,1994年;刘永佶,2006年、2008年)和经济人类学的创立(陈庆德,1994年;施正一,1997年;施琳,2002年等)。三是传播学向民族学领域的拓展,主要是民族志传播学(【美】德尔・海默思, 1964年;【美】菲利普森,1972年;郭建斌,2003年;吴飞,2008年等)和正在创立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学(郝朴宁、李丽芳,2008年)。四是传播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大致分别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学理论在传媒中的运用,产生了媒介经营管理(凌昊莹,2002?年;詹成大,2004年;张芹、杨尚聘,2009年;?潘可武,2010年)、媒介经济学(宋建武,2006年;?周鸿铎,2007?年;杨海军、王成文,2008?年?)等新的学科分支;二是文化产业研究下的传媒产业化研究(喻名乐,2004?年;?李竹荣、董克柱、金雪涛,2009年??),关注的是传媒及其产品的经济化问题。以上错综复杂的学科交叉研究可以通过图1得到展示。

除了上述4个向度的联系之外,文化经济学(陈庆德、马伟,2007年)中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本化研究和文化研究中的相关理论(斯图亚特・霍尔等,1979年)也为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提供了一些理论启示。

从以上归纳可以看出,现有的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关联性研究是两两对应的,是以一个学科为基础,向另一学科领域的延伸和拓展。

民族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都没有涉及或少有涉及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问题。传媒尽管也被理解为一种产业、一种经济活动,但是一般认为少数民族社区的传播经济化过程还是一个将来时。

文化经济学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本化研究已经注意到文化产业对少数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从传媒角度来加以研究。

媒介经济学、传媒产业化研究是使用经济学理论对传媒经济过程的研究。媒介经营管理兼用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②。在这些研究中,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是缺位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传媒和文化实体,也被看作是一般的与汉族地区无差别的事业单位或市场主体。实际的情况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传媒活动和传媒产业有着与汉族地区不同的语言、文本结构方式、文化内在特征以及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随着传媒领域的市场化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少数民族必然成为使用现代传播技术进行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的市场主体;随着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除了旅游、会展、演艺等广义文化产业,狭义的文化产业和产品,如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少数民族电视作品、少数民族音像产品、少数民族出版物等必然要通过大众传播渠道,实现更大规模的复制和更大范围的传播,以使少数民族文化主体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民族志传播学、民族文化传播学、传媒人类学基本上关注的是传播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主要是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在这些学科中,有了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的关注,但是,传播的经济过程却被忽略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两两对应的分支学科建设中,总有另外一个学科是缺席的。这个状况直接导致了要么是在经济化研究中,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的被忽略,要么是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经济化过程的被省略。现实的联系被学科的分野肢解了。

(二)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范畴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是要在少数民族文化与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的现实关联中,以事实为根据设定一个新的研究范畴。这个研究范畴可以用图2来呈现。

鉴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文化属性、传播特征和产业属性,本研究从历时、共时两个向度设定了研究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内容。

从历时角度看,需要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历史源流,以便厘清历史脉络和现实状态――此为研究的基础。从共时角度看,考察民族文化传播的信息编码过程、内容制作过程和产品生产过程(见图2)

――此为研究的3个主要方面。跳出上述纵横结构,在一个高点上,思考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历史、现状、特质、机理,以及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继而进行理论思考和政策研究。

上述研究内容和范畴要回答的问题是,其一,历史研究部分,主要回答“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历史和现状是什么?”;其二,基本内容部分,主要回答“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机理是什么?”;其三,理论思考和政策研究部分,主要回答“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造成了什么影响?如何调适?”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过程可以细分为3个不同的侧面。这3个侧面存在于一个共同的过程之中,是对共同过程的不同表述。

首先,我们可以将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过程看成是一个内容生产过程。少数民族文化经过制作,形成节目,然后经传播,到达受众。这一部分主要蕴含的是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关系,尤其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西方的大众传播和意识形态关系研究已经有了丰富的成果。现在的问题是,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需要将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成果中国化,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民族状况、意识形态、民族理论、传媒制度和人的文化心理等因素都与西方有截然区别,西方的理论是不可以照搬过来图解中国现实的。要使传媒文化研究中国化,方法之一就是引入“少数民族文化”这个变量进行考察。如果西方的文化研究关注的是“传媒――意识形态”关系,那么,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关注的是“少数民族文化――中国传媒――中国意识形态”三者的关系。这样可以使一般的理论争论进入中观的应用研究和实证层面,让飘忽的“意识形态”附着在“少数民族文化”这一对应物上。

其次,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过程可以看作是信息生产过程。少数民族文化经编码形成传播文本,这些文本经受众解码,达成信息传播的目的。这里,传播学一般的信息传播研究,一经载入少数民族文化,原本空无一物的传播学“传――受”关系通道中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内容。鲜活的、特殊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一旦植入传播过程,就必然与传播渠道发生碰撞。这种碰撞是与一般文化信息在编码过程中受到的影响所不同的。大众传媒形式诸如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作为一个类的存在,有其总体性的特质,这些特质共同构成了传媒的本体属性。这里研究关注的是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化文本编码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已经不是一般的“信源――渠道――信宿”的关系,而是“少数民族文化――中国传媒――社会因素和资本因素”的关系。分析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特征――即在传媒属性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应关系中考察信息文本编码的特征。要回答的问题是,“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传媒中由于传媒的作用发生了什么变化?”

再次,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经济过程。少数民族文化经过生产,演变成了文化产品(如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经过营销到达受众(文化消费者),完成的是利润获取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过程已经不属于一般的传媒经济研究,而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本化之一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经济化的研究。③这里的关注点不是“民族――经济”的对应关系,而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经济化”的关系。

在传媒经济学等研究省略少数民族文化,民族志传播学等研究省略经济化过程,民族经济学等研究省略传播过程的学术现状下,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试图以现实为依据,将少数民族文化理论与政策研究建筑在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三者交界的视域,增加一个向度去考察少数民族文化与大众传播的关系。如果每一个学科的研究都是针对一个特定的“集”的研究,那么,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提出就找到了民族学、传播学和经济学的一个“交集”。将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作为“最大公约数”,使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的相关同类项得以显现、对应、比照、约化,看到社会实际存在的诸变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真实动态作用,从而进行更切合于现实的理论思考和政策研究。

三、论域的由来

(一)传播学与民族学研究领域的重合

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大众传媒的内容和产品是一个显著的事实。

少数民族文化的大众传播始于20世纪20年代,④勃兴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在少数民族文化已经成为大众传播的基本内容和产品之一:新中国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成就了中国电影的早期辉煌;各种报纸对少数民族地区报道从未间断;电视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呈现着最靓丽的风光、风情、风物;互联网关于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网站也发展迅速。⑤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基本事实不仅提供了本研究的现实基础,也提示了研究的基本关联因素和研究的方向。

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传媒内容,不仅使民族学与传播学面对共同的研究领域――传媒文化研究,同时提示了民族学、传播学的当代转向。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在1996年6月号的《今日人类学》杂志中登出一条消息,称1996年11月30日在曼城大学举行的论辩会的主题是“(传媒)文化研究将是人类学的死因”,意指传媒的发展使得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ow Malinowski)的“文化事实”(cultural facts)或“分立群域”(isolates)不复存在。“传媒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传统的小型、一体化的分立群域或社区被大型的全球化、国家化、多元化的力量渗透与连接”⑥,如此传媒文化占据了人类学研究的前沿,导致了对学科存在独立性的质疑。

这里我们对传媒文化研究是人类学死因的“惊呼”暂且不论,但是借由传播场域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相关问题,无疑指示了当代民族学研究的新的领域和重要方面。

在人类学家的忧心忡忡之时,传播学家们也发现了将少数民族文化导入传播理论和应用研究形成的新的学术领域。一些传播学者借用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在民族社区开始了民族志传播学的研究(【美】德尔・海默思, 1964年;【美】菲利普森,1972年;郭建斌,2003年;吴飞,2008年等),一些学者开始了创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努力(郝朴宁、李丽芳,2008年)。这两类学者以务实精神开始了民族学与传播学交界之地的耕耘。

如此,民族学与传播学不可避免地已经遭遇了。

(二)传播学与经济学的融合

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传媒产品实质上是少数民族文化经由传媒过程的经济化,提示了传播学对传播经济化问题的关注。

当前,对少数民族文化产品的研究已经呈现在了文化经济学(陈庆德、马伟,2007年)等新领域中,但是传播过程并没有被纳入讨论。

实际上,大众传播过程对少数民族文化产品的生产具有规定性的作用,把大众传媒及其导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量引入少数民族文化的经济化过程,传播学是不能缺席的。在这里,传播学面对传媒产品和传媒产业,不可避免地要创造性地步入经济过程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如此,传播学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经济学。

但是在传播的经济学研究中,不论是媒介经营管理(凌昊莹,2002?年;詹成大,2004年;张芹、杨尚聘,2009年;?潘可武,2010年)、媒介经济学(宋建武,2006年;?周鸿铎,2007?年;杨海军、王成文,2008?年?),还是文化产业研究和文化经济学概念下的传媒产业化研究(喻名乐,2004?年;?李竹荣、董克柱、金雪涛,2009年??),在关注传媒及其产品的经济化问题时,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却是缺席的。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基本事实,提示出了一个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三学科相关联的研究地带。学科的人为划分和人类活动日益紧密广泛的联系已经形成了明显的错位。学科的交流、交汇、交融是一种必然。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来自现实的真实命题。从这一点说,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论题既有现实基础,又提示了融合民族学、经济学、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向度。

四、意 义

(一)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新命题

传媒化生存是当今人类生活的基本特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也必然跻身于传媒化的生存状态之中。

传媒化生存意味着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已经被纳入了以信息传播为基础、以符号生产/消费为特征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之中。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既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与当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关系,同时其本身也是当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大众传播的一般性,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化在大众传媒场域中特殊的状态和动势。其一,大众传播既把遥远的世界带到了少数民族眼前,也将少数民族文化呈现于公共的场域。少数民族文化再不是昔日“藏在深山人未知”的存在之物,而是成为了最受关注的传播内容之一。少数民族文化的外部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陌生世界。在双向的交流与互动中,少数民族文化受到了更多因素的作用,因而具有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生存发展状态。其二,传播并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流。在交流中,也必然会有接纳、融合、排斥、冲突。传播使得少数民族文化被放置在了多种不同的价值体系面前,因此也使少数民族文化在新的价值判断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动势。其三,传播将少数民族文化纳入大众传媒场域,而这个场域本身就是多种权力博弈和争夺的时空,这样少数民族文化也必然会被赋予新的动能。其四,传媒场域本身就是文化存在与再生之场域,所以传媒化是少数民族文化在现当代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考察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就是考察少数民族文化在当下的真实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大众传播赋予了少数民族文化经济化运用的可能。于是少数民族文化除了昔日的话语权力实现问题,又添加了经济利益实现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提示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文化资本参与经济过程、借由大众传媒的强大传播力实现文化增值的路径。少数民族文化不再是仅仅在民族社区自演自看、自生自灭的“保护”对象,不再是民族风情农家乐里守株待兔式的唱唱跳跳,不再是大型节庆中欢天喜地、万方乐奏的无偿表演,也不再是国内外大腕导演们无偿占有的公共资源。更重要的是它要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参与大众传播的资本,以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主体的文化权力和文化权益。边缘的文化主体借由文化产品参与中心,指示了少数民族地区可能的发展路径。当立足于自然资源的粗放开发已经不合时宜,当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当东部因地理、历史、政策、基础等诸多优势优先发展又好又快抢得先机,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少数民族文化资本化、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就成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赶超应该思考的现实路径。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方式问题可以进一步呈现并在新的向度上获得讨论,这是有意义的。

(二)少数民族文化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论域的提出和建构,目的是从新的向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理论与政策。

传播是文化存在和再生的场域。经由传播来考察文化已经是当下民族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民族志传播学、媒体人类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学都在这里开始了耕耘,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可以在这片“田野”(field)观察到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生存的基本状态。

大众传播可以理解为一个文化传播的特殊场域。大众传播使得文化被集中显现、建构、传播、扩散,并被加入社会场的诸多能量。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信息媒介属性、文化场域属性、文化产业属性等复杂性质,就像是一块多棱镜,反射出政治、文化、经济与传播内容的互动关系。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提供了一个由点向三维空间发散的研究视域。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将少数民族文化植入了传媒内容和传媒产品编码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文本,作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表达,本身就是社会权力关系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生动、鲜活地含有来自意识形态、制度、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活化因子。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论域的提出就使得上述因子的作用过程得以显现,从中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社会诸因子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作用机理,来呈现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因素和资本因素的张力与合力,这就提供了考察少数民族文化理论与政策的一个观察点。基于张力的弥合与合力的更生,便可以提示理论思考和政策改善的向度。

将少数民族文化植入传媒内容和传媒产品的生产过程,从局部看,我们窥见的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大众传播过程;从整体看,我们则可以观察到将少数民族文化纳入以信息传播为基础、以符号生产/消费为特征的现代生产和现代生活的整体图景。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与传媒的结合,不仅是以文化主体身份的被动参加(如少数民族社区的电视观看),而且是以市场主体身份的主动参与,就是要实现和获得少数民族文化因传播获得的话语空间和增值的经济利益。在不同人们共同体的事实不平等考察中,要更加注意经济因素。把解决不同人们共同体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看作是在和谐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的现实要求之一和终极目标之一。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的视角,就使得少数民族文化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带有了多维度的和现在进行时的意义。

参考文献:

李春霞、彭兆荣:《媒介化世界里人类学家与传播学家的机会:文化多样化与媒体人类学》,载《思想战线》,2008年,第6期。

凌昊莹著:《媒介经营管理》,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陈庆德、马炜著:《文化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参见马炜、陈庆德著《民族文化资本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白润生著:《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2013年9月7日,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输入“民族”,找到网页约1亿多;输入“少数民族”,找到网页约8320万个。

王铭铭:《传媒时代与社会人类学》,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作者简介:程郁儒,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及著作获得陕西师范大学211项目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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