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育困局求解

推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的声音已成为主旋律。伴随《纲要》公开征求意见和全国两会的召开,教育界人士希望看到民办教育新秩序的重塑,让民办教育走出现有政策的困局。

2月28日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简称《纲要》)开始新一轮向社会征求意见。随后不久,在全球目光注视下,伴随着一片热议教育的声音,全国两会在北京开幕。

早在两会召开前,《纲要》中提到的提高教育投入、致力教育公平、高校去行政化、重视职业教育等议题就已经被教育界和公众翻来覆去讨论,大家不想遗漏《纲要》中涉及的任何一项内容。此次《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民办教育的作用和地位,将其视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民办教育代表们都认定民办教育的又一个春天就要来了。

两会上的声音

虽然在3月举行的全国两会上,除几位代表外,就鲜有人提交有关民办教育的提案。但是,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的两份提案还是吊足了现场数百名记者的胃口。他希望国家能大力支持民间力量参与对外汉语教学。

近年来,我国对外推广汉语言文化的孔子学院在西方国家大热,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迅猛。截至2009年10月,已在全球87个国家(地区)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41个孔子课堂。

俞敏洪在他的提案中陈述了官办对外汉语教学的弊端:如果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国家的巨大投入,难以建立成熟的商业模式,无法实现市场化运营。长此以往,进一步发展教学基地特别是海外教学基地和维持如此庞大的基地体系会给国家造成巨大负担。此外,官方背景的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在海外容易遭到文化保护主义的抵触。

在他看来,民办机构则可以更为广泛地通过商业运作开展对外汉语教学,淡化政治诉求和官方意愿,更便于和海外相关组织开展合作,更有利于获得海外不同社会群体的理解和支持。但民办机构真正做下去,还需要国家对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民办教育机构给予政策支持、税收优惠和政府奖励,采取国家投资、民办教育机构管理运营的模式在海内外开设市场化运作的对外汉语教学机构,通过商业模式维持营收平衡,减轻国家投资的压力。

富有工作经验的记者很懂得选取新闻标题――“孔子学院能否民办?”、“民营机构海外办学需要更多支持”、“相信中国将有支持民办高教的基金会”、“把汉语培训推广到全世界”……

俞敏洪的观点固然吸引眼球,但人们更迫切想要知道的,是那些存在争论和探讨空间,可能到两会结束也未被摆上台面的深层次议题:民办教育生存环境、国家政策对它的扶持、尴尬的身份界定、民办教师职称待遇以及行业的评估标准等等。在这些层面,政府主管教育改革的人士有没有达成具体意见?未来将如何操作?

近年来,国内教育问题次第深入,日益暴露了现有教育体制下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发展的积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方的智慧与魄力,近两年来,政府开始着手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而问题之深,协调之难,又让人不敢对这份《纲要》寄予过高期望。或许也因为原本期望不高,此次民办教育获得的前所未有的肯定已属难能可贵。

民办教育存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一句肯定所能克服,更重要的是切实执行、而非纸上谈兵。在这方面,《纲要》虽然对民办教育未来的规划寥寥数笔,但至少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而要从根本上改善民办教育机构的生存环境,需要对原有的教育体制,尤其针对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的政策层面做出变革。惟有从给予民办教育机构国民待遇、建立行业准入制度、推行分类管理、提供财税优惠以及完善评价体系等几方面推进《纲要》落实,才能让民办教育有一个向前发展的良好生态。

身份界定的尴尬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占GDP比重的4%”――这个1993年由国务院提出、原本希望在2000年实现的教育投入目标,终于在此次《纲要》中基本达成共识,并最终有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2012年。

此举很难不让人为之一振。

不久前,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胡瑞文等完成的课题研究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其他教育六个方面的经费需求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2020年,我国学前教育等六方面分别需要相当于占全国GDP总量0.5%、2.5%、1.3%、2.1%、0.3%和0.3%的经费投入。

对此,不少民办学校校长颇有忧虑,他们是否也能“分得一杯羹”?

“近日,北京市已经在逐步落实对打工子弟学校的财政经费支持,用以保障打工子弟学校的正常教学。然而,其他民办教育机构却不能享受这一优惠政策。”北京君谊学校校长陈媛媛认为,民办学校生源很多来自外地,承担着国家义务教育任务,同样为缓解国家教育供给不足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国家财政给予民办学校财政支持和扶助。

虽然“民办学校经费自筹,盈亏自负,风险自担”,但新英才学校执行校长关林峰和海文学校郑智梁还是希望,国家在民办学校办学资金困难或处于亏损经营状态时,发放低息或无息贷款。或者,政府能够和银行合作设立一个贴息或免息的教育基金,对发展过程中的民办培训机构进行扶持。

细思量一番,就会将众矛头指向一处:政府究竟“赋予”民办教育怎样的身份?

拿民办高校来说,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民办院校的定位是“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属于事业单位,也没有教育单位的身份。有的民办教育机构虽说是“非企业”,但还要严格按照企业标准纳税,纳税标准“视同个体工商户”,北京树人英语培训学校校长陈卫章抱怨道,民办教育机构从事的是教育行业,但主管部门对民办教育机构的管理还停留在“个体工商户”的层面。

民办教育所遭遇的这种角色困境,使它很难享受国家对教育事业的各种扶持,加上受到众多职能部门的多重管辖,生存环境堪忧。

2009年民办教育形势严峻,曾经容纳6万多人、30多所学校的东方大学城,如今只剩下3万多学生、十几所学校。

“每年招生时,家长都要问学校能否颁发国家备案承认的学历。不管学校教授的课程质量多么好,只要没有国家认可的学历,家长大多就不考虑了。到最后,来咨询的家长最后只有10%的人。” 北京中新企业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陈建军对于目前将高招人为区分为统招和非统招的政策感到无奈。北京非学历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不少,其中部分院校师资、生源都合格,却没有统招计划。这种行政划分影响到了民办高校的生源。

谈论比较多的,还有民办教育机构教师的保险问题,想靠事业单位靠不上,一律按企业职工保险标准来缴纳。有人测算,与公办学校教师相比,两者的退休收入相差达40%。同时,在职称评定、工龄认定上,民办教师也无法享受与后者同等的待遇。前者即便从业多年,也无法得到职业资质的官方认可。

同样的歧视还体现在学生身上。一些地方规定,公务员录取不得招收民办学校毕业生;在有些地方教委组织的竞赛活动中,民办教育机构学生无资格参加。

“如果你查看民办教育机构产生以来国家制订的管理措施,基本上都是‘草案’、‘初步规定’,这导致民办教育界对未来无法形成稳定的良好预期”,北京睿升学校副校长陆兴元抱怨,这也影响社会对民办教育投入的意愿,增加了民办教育从业者未来的不确定性。

囿于“非企业法人”身份,部分民办教育机构采用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其中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因为出资而拥有非盈利组织的所有权,结余不得向出资者分配,出资人的所有权得不到保护,合理回报也就无从谈起。

而产权的不清晰,将会使投资者心存疑虑,紧接着影响到民办教育的后续发展。有人希望《纲要》能够明确法人对投入的财产享有权利,并取得合理回报,以此让出资人无“后顾之忧”。

在两会上,有人对民办教育的角色进行了重新诠释。

温总理的一句暖人心的话――“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也鼓舞了会场上的一位人大代表,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他认为自己从事的民办教育工作也能给人们增添“些许光明”,从而体现出一种公益性。“民办教育能满足社会群体对特殊教育的需求。而人们想要的公平不仅体现均衡,还要满足各个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这样才能构成和谐。”

虽然《纲要》已经肯定民办教育的作用,他还是觉得其中的语句应该表述成“政府鼓励民办学校举办优质教育,满足社会群体对特殊优质教育这样的一种需求,政府要支持民办学校办好这样一种教育。”

几十年来,公办教育一直陪伴人们走完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再到大学的里程。直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低龄孩子选择出国留学。据留学中介统计,高中生占到出国留学人数的40%上下,预计今后这个比例还有可能进一步上升。接下来,这些海归会凭借一纸国外大学的毕业证书,在国内获得优越的工作和丰厚的报酬。

巡视海外,世界上最著名的高校中,有很多恰恰是私立学校,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大学、耶鲁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澳大利亚的邦德大学等等。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民间资源的进入不仅要引进资金、硬件设施,还要注入优秀的师资,同时凭借灵活的机制,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从而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 相比之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公办院校,则需“步步谨慎”。

模糊的办学自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教育部对民办高校学位授予,从学士学位一直到博士学位,即“对具备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民办学校要按照规定予以审批。”教育部法规政策司司长孙宵兵也在公开场合做过了表态。

但民办学校的办学自还是很模糊。

顾凯平院长说,虽然民办教育在出资、管理以及社会功能定位方面与公办学校不同,但教育管理部门以及社会公众还是以公办教育的标准来评价民办教育,主要从硬件条件角度对民办高等教育学校进行评估。这种评估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后遗症。“现在不少民办学校的股东都是建筑商,原因就是学校根据主管部门要求添置硬件,结果形成负债无法偿还,只能把学校股份转让给建筑商。”

“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管理很严,民办高校一年评估两次,而公办校是五年评估一次。而且政府对民办高校的发展,缺少行动上的支持。民办教育的社会贡献和办学成绩需要得到社会的肯定。”北京兴华大学郭星海副校长谈到,现在对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执行安全一票否决制,民办学校的事故发生率并不比公立学校高,一票否决不合理。

北京新英才学校的关林峰校长说到了关键点上,“以课程设计为例,特色课程是民办学校的长项。民办教育在教育创新领域做出了很多努力,形成了一系列学生素质教育的有益成果。”但在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中,这些创新努力受到应试教育的极大挤压。不少民办学校开设的特色课程都退出了学校的正常教学,逐步让位于为升学服务的应试课程。

况且,在很多家长的心目中,优质教育就等于高升学率教育。

在这样的体制和观念下,谈素质教育和教育改革创新都是不现实的。

这种“民办跟在公办屁股后面转”的体制,也让媒体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印象。民办教育机构品质良莠不齐,影响着社会对民办教育的整体印象。民办高校一家发展好了,其他学校不一定也能发展好,但如果一家出现了负面的消息,则有可能会影响所有民办高校的声誉。

北京翰文学校校长孟采认为,公众对民办教育机构的印象除了亲身接触,主要来自媒体,而从媒体获得的民办教育印象主要来源于两方面,民办教育机构的招生广告和各类涉及民办教育的负面新闻。负面新闻一旦出现,民办教育的公众形象就很难抹掉这一印象。他呼吁媒体能与民办教育“亲密接触”,多报道民办教育的闪光点,例如在教育创新实践中的多方面尝试。当然,民办教育整体的公众形象不佳还与民办教育机构之间的不当竞争有关。一些民办教育机构为了抢生源,不惜竞相诋毁竞争对手的声誉。

于是,建立行业准入机制成了当务之急。

目前北京有2000多家民办教育机构,其中归市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科管理的仅有很小一部分。北师特学校胡东生校长说,“以一些大区为例,教委是一个很大的机构,可是管民办的就四五个人,要管五六百所学校,怎么能管过?”

21世纪时信教育中心总经理娄云建议,国家应明确民办教育机构的归口管理单位,由市教委统一管理。建立民办教育的准入机制,及时清理不合格的民办教育机构。同时,实行黑名单制度。根据教育规律和要求,对从事民办教育的机构做出硬件和软件方面的规范要求,对损害学生和家长利益的办学机构,建立黑名单,定期公示。

陈蓓洪教授建议,政府可以执行红黄牌制度,把不合格办学机构清理出去,要让民办学校的师生活得有尊严。

以上是伴随《纲要》公开征求意见,同时盘旋在两会会场上空的疑云。基于不同需求的民办教育代表们能否达成一致,推动《纲要》达成更细化的条款呢?

关心民办教育的每个人在焦急等待着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