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设计圈

本次论坛现场请到了武汉具有代表性的八位设计师，既有从小生活在武汉的正宗本地人，也有从外地来武汉求学、工作就留在本地的后来者，多元化地构成了“武汉设计师”群体。武汉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和雄厚的教育力量，设计师群体拥有较高的设计理论素养和扎实的基本功，在设计行业商业服务性质与艺术审美取向之间，他们拿捏得极为巧妙，既坚守设计原则又深谙世故人情，与他们的交流也格外流畅爽快。伴随中部崛起，武汉作为长江中下游特大城市的优势也日益明显，这群实力不俗的设计师一定也会借力本地经济文明的发展而取得更大的成就，

“武汉是一个市民文化很浓的城市，可能在文化习俗和语言上有一些别的城市所不理解的东西，比如说语言的粗俗、露骨，但是这是武汉话本身的特点。”

张纪中：交通拥堵，其实是中国各大城市的通病。我在北京也有项目，到了那里就觉得一天内做不了很多事，跑两个地方做两件事情天就黑了。武汉的城市发展也是滞后的，相较于市民的生活节奏，交通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总是慢半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到甲方那里去投标书，我真的有一次因为交通堵塞迟到了，那个甲方就把我搞掉了。我想如果武汉的地铁和轻轨建好了，在各方面都会方便很多，我们真正用来工作和生活的时间也会多起来。马先锋：设计师的作息时间其实和普通上班族有点不一样。我的时间和人流是错开的，所以影响并不大。我出门的时候上班高峰已经过了。不过，武汉这种市政设施的大修和十年前的广州很像，十年后现在的广州挺好的，所以我相信武汉的交通效率会提高，这是很好的事情。不过，武汉的司机确实厉害，他们都可以当教练的，多挤都可以在路上窜，速度也快。

陈彬：说到对武汉人的评价。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市民素质，不能够和喜不喜欢看芭蕾舞剧、画展这类高雅艺术完全挂钩，其实它们不是对等的，没有必然的联系。我在武汉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武汉是一个市民文化很浓的城市，可能在文化习俗和语言上有一些别的城市所不理解的东西，比如说语言的粗俗、露骨，但是这是武汉话本身的特点。武汉对人礼貌的程度有他自己的方式，最亲密的人之间，他们的对话有可能全是一些粗话。我刚开始在学校里学习工作，对此理解的标准可能有一些偏差。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我在外地听到武汉话会觉得很亲切，虽然我不是武汉人也不会说武汉话。

我觉得只要在这个城市生活，融入进去了还是会对这个城市有感情的，对它的一些东西还是可以包容的。杨大明：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说起武汉人的典型，现在最有名的就是李娜。她就是比较直爽、汉味十足，最能代表武汉的女人。你看她在国际赛场上，负了急(武汉话，意为被逼急了)就武汉话吼老公“加哈子油，莫坐到! (加一下油，别坐着)”，获了奖也冒出一句武汉话祝朋友“生日快乐”。

张猛：我是1902年发洪水的时候来武汉的。我觉得武汉人素质还行，说得过去，毕竟娶了武汉人作老婆。虽然跟老婆生活这么多年，有些地方还是不像地道的武汉人，我就不会“闹眼子”(武汉话，意为不诚信、胡闹)。

“在中国很多城市里最美的建筑都是老租界区里的原汁原味的国外建筑……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建筑能盖到巴黎去就算是达到一种文明的高度了。”

杨大明：武汉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城市，特别是那些老建筑的历史感很有味道，能够非常典型地代表武汉的码头环境。类似上海、武汉、南京这种位于长江中下游，地理位置重要，又都曾经设有租界的城市，城里的老建筑是一笔很丰富的遗产。但是这几年城市改造，政府并没有加以重视，基本上老房子没有什么保护，有的还变相地拆了。很多老房子还被出租，用作商业用途，任凭商家在上面写东西，装广告牌，老建筑本身完全被周边的现代化混凝土包围了。或者干脆闲置起来，没有任何规划。要是略懂城市规划的人，把这样一些历史建筑加以包装宣传，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商业卖点。现在要么不重视建筑物本身的特性，要么就干脆做一个人工的仿古建筑，好像“万达广场”那种所谓四不像的商业空间，没有任何特点，整个环境都看起来很廉价。我的理解就是“金饭碗”就在旁边，却偏偏要去做一个很不地道的劣质品。

日本“六本木”的开发规划过程，其实值得借鉴。目前武汉的老建筑虽然拆的少了，但是没有好好开发，利用得最好的就是香港瑞安集团做的“武汉新天地”的项目，但是这种项目必须得给类似有诚意有经验有实力的集团做，武汉本地的做不好，一做就做丢了。

陈彬：武汉的代表建筑，外地人都会想到黄鹤楼，但是我在武汉生活这么多年，确实没有去过黄鹤楼，也不推荐朋友去。我觉得那是垃圾，武汉最好的地方应该就是租界区，它是武汉城市的龙脉。虽然保护得很差，开发利用的方式也很陈旧、落后，任由其自生自灭，但依然是很好的地方，所以偶尔有朋友来，我也会带他去炫耀一下的。上次有位台湾的设计师过来带他去转了转，他非常的吃惊，觉得你们这个地方比成都的宽窄巷子好很多，只是没有规划好。

朱回瀚：租界区的很多建筑都带有古典的装饰风格，很值得一看，像美国的领事馆，现在的武汉人才市场，很多外地朋友每次来武汉都要去看看。可是后期的几次维修都比较差，单纯就在外墙上“穿衣服”，涂得那个红色都看起来很奇怪。市政府在老建筑的保护这一方面既没有尊重的精神又欠缺专业的技术。我有一次到法国，正好看到有个施工队在搭架子修复老建筑，就站在旁边看了很久。他们的做法绝对不会是“穿衣服”，而是一种打磨工艺，把石头磨掉一层，或者是用毛刷做清洁的方式翻新，尽量保持原貌。而我们这边都直接用涂料，美国领事馆翻新时就把旧的红砖涂红了，穿的“衣服”很糟糕，越看越伤心。在武汉没有一个在老建筑保护方面权威性的专家、机构或施工队。

韩鸿俊：国外的大学里会有历史建筑保护维修这种相关专业，从事老建筑保护的也都是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但是在国内就连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都是很外行的，有些保护翻新的做法，反而会造成对老建筑的破坏。

张纪中：我昨天在光谷看到一个工业园区，里面主要是办公楼，周边有少量的别墅。那个地产公司是上海公司，整个园区主要是租售给外资企业的，所以还特别请了一个爱尔兰的建筑师做设计，但地产商那边偏偏非要在会所里面做个教堂。那个国外设计师只做了个规划，他问我的意见，他说：“大家都在办公，你搞一个教堂，不神圣也不尊重我们的文化。我到中国来就是想看中国特有的建筑，不是想做这些莫名其妙的仿欧式建筑。”他哪里知道，做这个教堂就是因为地产商想奉承老外，这些人自以为是，认为老外会喜欢。

马先锋：在中国很多城市里最美的建筑都是老租界区里的原汁原味的国外建筑。我觉得西方文化对我们的许多深远影响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建筑上的影响。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建筑能盖到巴黎去就算是达到一种文明的高度了。

“只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时间长了客

户也会接受和习惯。设计师也要主动争取话语权。”

杨大明：大概在90年代初，武汉的室内设计行业开始兴起，兴起之初都是草根状态，刚做这一行的时候，只要赚钱什么都做，主要是通过施工赚钱。那个时候报纸上还在讨论这样的议题：不要找马路施工队，要找正规的装修公司。

90年代末的时候，相应的设计公司都成立了。餐馆、酒店类的公共空间项目也很少，偶尔有也是帮朋友的忙，免费设计赚施工的钱。就是甲方带了一群人，有做设计的、搞采购的等等。当时甲方认为给你钱做施工，设计就是应该送的。买东西要付钱，动脑筋怎么可能还要付钱?

应该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在武汉才有了设计的概念，也开始收设计费了。但这种概念不是本土产生的，而是像万科那种大型地产企业进入武汉之后，他带来的售楼处和样板房在业界引起轰动，武汉设计师才意识到这是纯设计。

韩鸿俊：以前武汉就没有设计的概念，也没有样板房的概念。到现在一些客户还有这样的习惯，说能不能帮忙做一些施工，但我一直坚持就只做设计。我做的项目里面有很多属于是很地道的武汉人的房子，投资也比较大，但是在客户对于设计的理解上或者说现在武汉人对于家庭面貌的要求上，主要有两个倾向，有一种是要求贵的，还有一种要求有点设计感觉的。后面这种客户比较少，其实我每年真正做设计也就是一到两次，大部分还是在服务一些有经济实力的群体。

张纪中：大部分做的设计是为了赚钱。现在武汉一般小的开发商都会规定一个价格，设计和施工也分开了。他们会根据楼盘的地理位置定一个价，偏一点就是5000元，在城市中心就是7000－8000元。这比原来好多了，原来3000元根本无法做，现在基本上都是5000元以上，加上设计费可能到5500－5600元左右。我做样板房从2006年开始，基本上都是收设计费的，施工做的很少。

其实甲方的观念也在改变，原来都喜欢瞎指挥，现在很多地产商内部都有设计师，这比原来进步多了。当然现在有一些小地产商也有不讲信用的，设计费是给你了，但是做出来没有效果，整个的施工包括后期提供的所有东西全部改掉，他们就特别想参与进来，觉得这个设计是我做的，设计师就是画一个图。对于这样地产商，我一般不会再接触了，他们如果自己不改进，也会被设计师渐渐边缘化。

朱回瀚：我的公司是从1997年成立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坚持收设计费。任何客户来找我做设计，我都欢迎，但是不要和我讨价还价。设计费在网站上有明码标价，接受了这个再来找我。只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时间长了客户也会接受和习惯。设计师也要主动争取话语权，现在我不是所有项目都做，每年都会推掉很多项目。真正想做好设计的，就需要选择一个好的甲方。我认识一个做餐饮的奇人，他的很多经营思路都是超前的。他可能不太懂设计，但很尊重设计，与他交流合作是一件让我俩都受益的事情。

刘威：我觉得武汉的设计师应该有时间多聚聚，大家团结在一起形成统一的行业准则，面对市场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这样面对甲方不合理的要求时更有立场，更有底气。现在随着武汉的发展，许多外地设计师和我一样都愿意扎根武汉，我希望可以形成一种交流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武汉设计师做项目很多都是靠口口相传的商业声誉，通常能与甲方维持很多年的合作关系，这是好事，但也反映出武汉设计整体的局限……”

陈彬：做设计的人，能做好管理的确实不多，因为大家思维方式不一样。一个设计公司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时候，可能管理需求是很小的。公司运作模式是一个作坊式的，像老师带徒弟的方式。但是公司发展到了30－50人的时候，可能问题就反映出来了。

就管理问题我还特意去郑州到孙华锋的公司去考察，他是学建筑的，很理性，管理上有很多特有的方式，我也结合自己公司的情况，在管理这一块下了很多工夫。所以现在公司在管理上有两个途径：创意这一块，所有的设计师互相配合，以主任设计师为主；管理这块，我们自己培养了和聘请了一些理工类出身的，但是他也在做设计的人才，委托他们去进行管理。比如我们设计部有设计主管，虽然在公司的级别上我们是老板，但是在整个设计流程中，我们反过来是受制于他们的，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流程和设计安排都是由他们来编排详细的计划。因为纯粹做设计的人，习惯是一样的，都是想把事情做得更好，反复考虑就会忘记时间节点。所以我们还是寄希望于那些思维方式与我们不一样的理工类的人才辅助我们去做管理。

朱回瀚：武汉的很多设计师都跟甲方的关系特别好，合作时间也很长。像“湘鄂情”的一系列项目都是我做的。有一些客户可能时间更长，有十几年的，像“宜家・汤臣”从起步做商场和专卖店开始，一直到做地产都是我给他们做的相关项目。武汉的甲方找武汉本地的设计师长期合作，就是觉得我们比较省事。除了沟通上的原因，还有就是信任度上面的考虑。像项目的起名、业态、概念也完全听我们的，这就相当于参加了一部分的商业企划。比如在新天地开一个酒店，做什么样的业态，甲方都会问我，像一些散谈区、厨房的设计等等，包括公司的LOG0全部是我们给他操作的，他这样就很省事也很放心。我觉得国内的设计师比国外的设计师可能做的事情要多，操心要多，业主一锅端全交给你就完了。

陈彬：武汉设计师做项目很多都是靠口口相传的商业声誉，通常能与甲方维持很多年的合作关系，这是好事，但也反映出武汉设计整体的局限，比如别的一线城市，他们的设计面是辐射全国的，而我们在武汉，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所以服务面相对比较窄。另外，武汉相对于一线城市设计师，个人包装的意识很弱，也造成了这种原因，大家都吊死在一颗树上。

当然，武汉设计师也有别的城市设计师不能代替的地方，我们对本地区的业态的熟悉程度肯定会高于另外城市的设计师。很多业主对他的设计师很有依赖性的，这种依赖性不是单纯的设计上的依赖。我接触过的甲方也找过外地的设计师，甚至港澳台的设计师，再回头来找本地的设计师，我认为这是一个进步。首先他对外部是一个盲目的崇拜，但是从接触之后觉得这个距离不是很大，他能接受这个距离，同时武汉设计师的一些优势能弥补一些东西，因而他会回来找本地设计师。一线城市的设计水平会越来越近，这是一个大的趋势，甲方也在不断的成长，出去选再回来选其实是甲方的一个成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