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语句索引编制思考

[摘　要]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是传统文献史料的补充，而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的索引编制可将分散的史料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为研究者提供快捷的检索史料的途径，也有助于推进南诏大理文化的研究。

[关键词]南诏、大理国；史料；索引；编制

南诏国和大理国是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两个地方政权，从公元8-13世纪的500多年历史进程中，为云南的历史发展与文化繁荣，中国西南边疆的统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南诏、大理国史料，有《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记载；有《蛮书》、《大理行记》等中原人士的亲历描述；有《白古通纪》、《南诏野史》、《云南志略》等地方史志遗存，但也由于历史的原因，留下的可考文献史料太少，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幸在金石中保存了一些南诏、大理国史料，这对于南诏、大理国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有保存至今的《南诏德化碑》、《元改造像记》、《崇圣寺建极铜钟铭文》等；有考古发现的《巍山双券河瓦铭文》、《龙首关砖铭文》等；有出土的《高生福墓志》、《赵兴明为亡母造尊胜墓幢》，特别是1972年大理五华楼出土的大理国时期和元代古碑，涉及内容广泛，是研究宋代至元初三百多年间，大理地区的重要史料，其中元代的《故大理路杨氏躬节仁义道济大师墓碑铭并序》则确切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攻入大理的时间，为过去史料所没有；明代的《应国安邦神庙记》记录了大理白族本主从唐南诏至明永乐间的盛况，是研究白族本主的重要史料；清代《董氏族谱碑》则记录了董氏自大理国以来32世先人。据笔者就《大理丛书金石篇》统计，自唐南诏至民国大理金石中涉及南诏、大理国史料的仅碑刻、摩崖、铭文就达97件，此外还有新发现而《大理丛书金石篇》未收录石刻等。[1]

一、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索引编制研究现状

近年来，大理金石辑录出版了一批著作。有王云、方龄贵的《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碑刻选录》辑录了大理五华楼遗址发现的宋元碑70通；段金录、张锡禄的《大理历代名碑》辑录具有史料价值的大理名碑180通；杨世钰主编的《大理丛书金石篇》收录了古今发现和流存有关大理地区历史文化的金、石、砖、瓦、木刻拓片，总计1000多件，影印刊布，其中碑刻、摩崖、器物、铭文700多件，火葬墓碑120 余件，砖瓦、铭文190件，官印19件，该书是大理金石资料类书中唯一齐全、资料可靠，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是研究大理白族乃至云南地方民族史的重要文献，也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而金石的整理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有孙太初的《云南古代石刻从考》对南诏、大理国石刻作了详细的考释；周祜的《大理古碑研究》则对大理的唐碑、元碑、梵文碑、白文碑进行了研究；而李家瑞先生则用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来补证历史纪年，并编成《南诏大理国纪年表》。从国内外南诏、大理国金石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于南诏、大理国时期，从南诏、大理国史料的整理来看，主要关注于纸质古籍史料，而对元明清金石中南诏、大理国史料的整理关注较少，没有进行整体的金石史料整理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有关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的编制整理和史料索引的编制成果，因此编制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语句聚类通检是很有必要的。它可以将从古至今流存和发现且刊行的金石文献中涉及南诏、大理国史料按语句进行系统的、分门别类的收集、整理和标引；即满足学者对南诏、大理国文化研究的需要，也是对古籍史料的补充，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2]

二、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索引的编制

（一）南诏、大理国金石文献的确定

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的记载较为分散，在金石年代选择上应包括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碑刻，这也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留存至今反映当时社会史实的重要金石文献。南诏、大理国时期碑刻主要有《王仁求碑》、《南诏德化碑》、《南诏仓贮碑》、《张傍龙阖家造像记》、《元改造像记》五种；大理国时期的金石文献有22种，碑铭文有7000余字, 可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是研究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重要的史料；元碑涉及南诏、大理国的主要有《元世祖平云南碑》、《段信直宝摩岩碑》，而19世纪70年代在大理五华楼遗址又发现元碑66通，方龄贵在《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史料价值初探》一文中指出“元碑叙事每每追溯到前代”,所以云南现存元碑其内容大都涉及南诏、大理国史实，如《溪智墓志》涉及大理国时期医学、宗教、文化和儒家思想等；明代大理文风盛炽,刻碑勒石形成风尚, 现存明代碑刻拓片有400余通，其中一些碑刻也涉及到南诏、大理国史料，如明正统九年（1444年）的《段福墓志铭》记载了段氏始祖及上关花的历史故事，为研究段氏世系及上关花传说的渊源提供了可靠依据；明景泰元年（1450）立的《三灵庙记》文有白姐阿妹沐浴触脚而孕，生下了段思平的传说等。

在金石史料的选用上采用收集史料较全、流通较广和易于查找的《大理丛书金石篇》为主，辅以古籍中记载金石较早的(万历)《云南通志》、考证较精的《新纂云南通志》、收录南诏、大理国金石较多的《金石萃编》、《滇南古金石录》和新发现的《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碑刻选录》为编制通检的版本，以深入揭示金石史料的内容和历史流存情况。[3]

（二）金石史料辑录方法

金石史料的辑录采用当代金石整理成果和古籍金石记载相结合，以《大理丛书金石篇》和《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碑刻选录》为主，并结合《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萃编》等古籍文献中的金石史料，分门别类辑录金石中南诏、大理国史料，并详细标注各语句在文献中的卷页出处，这种对现代整理成果和古籍文献的同时标引，有利于研究者了解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的发展、变迁，也有助于研究者对现存金石史料和古籍记载的金石史料进行对比、考证和研究。

（三）金石史料分类

可将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分为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民族民俗、习俗宗教、人物、目录九大门类，大类下再分若干小类，如地理类下分山川河流地貌、地名沿革、城池；政治类分地区形势、封号、官制、纪年；军事类下分军制和战争；经济类下分农业、交通、集市；文化艺术类下分教育、文字、文学、建筑；民族民俗类下分民族和民俗；习俗宗教类下分原始宗教、道教、佛教、本主、宗教场所；人物类下分金石撰写者、人物卓行、族谱人物、其他人物；目录类下分历代金石标题名和历代金石题跋名。[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