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易尽百年身 举世何人识道真

时间:2022-06-20 01:51:08

时下的书画市场,在悠久的中国书画鉴藏史上几无出其右者。随之,“鉴定”一词也频频亮相,分外走红。但是,又有谁能想起发生在23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书画鉴定壮举呢?翻捡当年的报道和当事者的记叙等文献,我们大致窥见当年的点点滴滴。

对全国博物馆馆藏文物的鉴定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前后,在国务院总理关怀下,文化部文物局组成张珩、谢稚柳、韩慎先、刘九庵四人鉴定小组,先到广州进行鉴定;复到东北(遗憾的是出发前,韩慎先先生因突发脑溢血病逝在北京),鉴定组从北京出发,经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旅大,跨越四个省市,过目书画万余件。张珩1963年去世后,鉴定工作因而中辍,文物局指派文博研究所副所长王辉重新组织专家继续进行此项工作,然而,不久因“”而归于停顿。上世纪80 年代初,国家文物局决定分清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对馆藏文物分门别类地进行鉴定,从而更有利于馆藏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文物巡回鉴定工作首先从书画开始。谢辰生先生在《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后记》记述:“首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谢稚柳同志和王冶秋同志的夫人高履芳同志。他们分别写信给当时在国务院分管这方面工作的谷牧同志,呼吁恢复对全国古代书画的巡回鉴定工作,得到了谷牧同志的积极支持。他曾多次要求文物局尽快恢复这项工作,并指出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遵照谷牧同志的意见,经文物局研究决定由我负责组织。为此我专程去上海向谢老报告这个好消息,并征求他的意见。谢老非常高兴,谈了许多如何开展这项工作的意见,使我感到当时他已经对这项工作有了比较全面地设想。”

1983年4月,文化部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专家座谈会”。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邓力群和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出席会议,邓力群决定由发文件作为国家的任务下达,要求各地有关部门都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给予支持。此次会议正式成立了由上海博物馆顾问、书画家、古代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书法家、古代书画鉴定家启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代书画鉴定家徐邦达,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古代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代书画鉴定家刘九庵,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古代书画鉴定家傅熹年和文化部文物局顾问谢辰生组成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鉴定组在全国范围内对存世的古代书画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查、鉴定,并编印目录、图录以及大型画册。谢稚柳和启功先生被推举为组长。

此项工作于1983年的8月正式开始,鉴定组首先从北京、天津着手,进而旁及东北三省、上海、江苏、浙江以及四川、广州等地。大凡藏有古代书画的博物馆、艺术馆、大专院校以及文物商店等场所,均一一进行考查鉴定。在至1990年5月的8年时间里,这个平均年龄70岁以上的“七人”书画鉴定组本着对文物、对后人负责的原则,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偕同一批编辑出版和摄影工作人员,每年两期,行程数万里,对除、内蒙古、青海、海南以及港澳台以外的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1个市县的208个单位(包括文物部门和其他文化教育机构团体)及部分私人收藏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进行了认真的鉴定,过目古代书画作品61596件以上,制作了编目卡片34718张,基本清楚了中国大陆收藏的古代书画状况。发现了一批时代久远、艺术价值很高的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如辽宁省博物馆藏宋代马远《寿松图》轴,四川省博物馆藏宋代刘松年《雪山行旅图》轴、元代唐棣《双松高士图》轴、明代杜琼《叠岭松溪图》轴,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元代黄公望、王蒙《合作山水》轴、明代仇英《右军书扇各》轴,黑龙江省博物馆藏宋人《蚕织图》卷,云南省博物馆藏元代黄公望《剡溪访戴图》轴等等。鉴定组专家还对北京地区一些个人收藏的“”期间被查抄的应予落实政策退还物主的部分古代书画作品进行了鉴定,从中挑选出了北宋祁序《江山牧放图》卷、唐人集字匀摹本《王羲之古本千字文》卷、元代黄公望《溪山雨意图》卷、元代倪瓒《水竹居图》轴、明代文徵明《真赏斋图》卷等书画精品40多件。鉴定工作完成之后,当时党中央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专门在钓鱼台宴请了鉴定组的全体成员,充分肯定了这项工作所取得的显着成绩。

这项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重大基础工程,对整个文博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在巡回鉴定过程中,鉴定专家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鉴定时,专家各述己见,求同存异,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对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作品,将各位专家不同的鉴定意见认真地记录下来,以供后人继续研究。更重要的是,这次书画巡回鉴定过程中培养了一批书画鉴定人才。国家文物局特意从全国文博单位抽调了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中青年业务骨干,组成随同学习小组随同专家们一起进行鉴定活动,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物部门专门成立了学习小组随鉴定专家组活动。这些中青年业务骨干在鉴定专家的指导下,通过对各种真迹和伪作的分析比较,加深了对不同时代、地区、流派和书画家个人风格的理解,增加了对各种伪作和作伪方法的理解。特别是在各地由各位专家对挑选出的古书画实物和资料进行的讲解,使中青年业务人员积累了更多的鉴定知识。这种由专家和中青年业务人员共同参加鉴定活动的做法,不仅对培养中青年鉴定人才是一种极好的方法;同时,对于大多数年事已高的著名书画鉴定专家的宝贵鉴定实践也是一种抢救。

此后,从鉴定成果中挑选出中国古代书画各流派著名书画家和地方书画名家的代表性作品34362件,编成册装本文字目录(帐目式书画目录)10册;选出佳品18543件,编成多卷本黑白图版目录(带图的书画目录)24册;选出精品3430件,适当增补台湾和国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书画珍品,编成大型多卷本中国古代书画彩色精印图集,计有《中国古代绘画全集》30册,《中国古代书法全集》约20册。而历经十几年出版的24卷《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是中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成果的最高体现。《图目》收录了20117件作品,制作35700幅图版,是一部集国内(港、澳、台除外)现存古代书画作品之大成的图典。它首次向社会公布了全国各收藏单位的古代书画藏品,而且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向读者提供了全面、系统、准确的信息,是迄今为止收录古代书画作品最多的一部极有价值的资料性工具书,对对研究中国美术史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这些成绩,它们的确不易被人忘记。然而,鉴定小组所留下的丰厚书画鉴定方法、治学之道以及成才之路却是一条永远取之不竭的知识之源。他们中的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先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宏富的著作。由于几位先生的出身和求学经历各不相同,尔后的工作环境与职务要求也各异,于是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治学理念和鉴定方法。这些理念和方法鲜明地体现了他们不同的学术取向,从各个方面丰富与完善了这门新兴的专门之学,使之日益完备,逐渐形成一套科学的书画鉴定体系。这对于中国书画鉴定学以及中国美术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六人不仅在书画鉴定方面各自成家,而且在治学道路上也自成一格,综合起来可谓旁收广绍,集为大成!

弹指一挥间,23年已经过去。当年的鉴定小组成员已有三位永升仙国:谢稚柳先生于1997年逝世,刘九庵先生两年后驾鹤西归,启功先生2005年夏仙逝。其余四位也多已步入耄耋之年,但历史依旧铭记着他们。

七人中年龄最大者首推谢稚柳先生(1910―1997年),名稚,字稚柳,以字行,号壮暮翁,江苏常州人。曾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博物馆顾问,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他是1983年七人书画鉴定小组的组长。他工诗文,能书法,擅山水、花鸟,亦偶作人物。尤其精于书画鉴定,与张珩并称“北张南谢”。其著作有《谢稚柳书集》、《谢稚柳画集》、《壮暮堂诗钞》、《敦煌艺术叙录》、《水墨画》以及很能体现其书画鉴定方法的《鉴于杂稿》等。谢老早年学画,又与张大千一起对敦煌壁画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这使他准确地把握了唐宋以来中国书画主流风格的渊源流变,由此确立了以风格流派断代的辨伪方法。虽然他也不忽视对相关文献的印证,但却更看重书画艺术的本体,如作品的意境、格调、笔法、墨法、造型和画面布局等特征,即重视书画的体貌精神。此种鉴定方法对鉴定者本身的书画水平有很高的要求,谢稚柳因其本人具有较高的书画创作能力和聪颖的鉴定才智使其成为这一鉴定方法中的大家。谢老与启老并列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组长,但因启老还有学校和社会活动,谢老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他是鉴定工作八年中一天没有缺席的人。

启功先生(1912―2005年),字元白,又作元伯,满族,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启老虽为满清皇室,但属远支,家道衰落较早。早年较为坎坷,当时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慧眼识才,无论治学还是生活都给与他多方帮助,这都使启老终身难忘。1990年,启先生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160余万元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其中“励耘”二字即是他对恩师陈垣的怀念。此后他一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直至去世。生前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启先生的书法造诣享誉海内外,2000年文化部为他颁发了“兰亭终身成就奖”,以彰其在这一领域的高深学术造诣。同时他于文献学、版本学、金石学、史讳学、诗词学、文字学以及红学等都有较深的研究,是为当代巨擘。尤其在对古文献的爬梳与索隐探微方面,其精深的学术功夫与能力至今难有出其右者,堪称学林绝响。他以书法研究为突破口,旁及绘画等领域,这些都使他成为以精密考据著称的书画鉴定大家。收在《启功丛稿》一书中的相关著作《董其昌书画考》、《戾家考》等,其运用古文献之精熟与老到可见一斑。启功先生的学问,旁收广绍,诸子百家,广为涉猎,可谓当代无所不晓之通才,国学之大师。因谢老和启老是当代杰出书画家,巡回鉴定所到之处,在紧张工作之余,还不辞辛劳,为宾馆服务员、司机和其他人员无偿写字作画。

世纪老人徐邦达先生(1911― ),字孚尹,号李庵,又号心远生,晚号蠖叟。原籍浙江海宁,1911年生于上海。家中富收藏,幼年即接触大量古今字画。14岁始习画,从苏州老画师李醉石学习绘画,从赵时枫学习古书画鉴定知识。后入当时海上著名书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先生门下,书画与鉴赏能力日进,年不及三十,即以擅鉴古书画闻名江南。1937年协助上海市博物馆办理“上海市文献展览”中的古书画征集、检选、陈列之工作,受叶恭绰先生之托撰写《古书画提要目录》。1949年,被骋为上海市文管会顾问。1950年,经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局长推荐,调至文物局文物处工作。两年后,转至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代书画鉴定研究工作至今。他鉴定中国古书画,过眼无数,著述甚丰,文字已逾500万,以致被中国书画收藏界称为“徐半尺”、“国眼”。著有《古书画鉴定概况》、《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过眼要录》、《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国绘画史图录》、《重编清宫旧藏书画目》、《改编历代流传绘画年表》、《古书画伪讹考辨续编》等。在长期书画鉴定实践中,徐先生逐渐形成了高度重视书画本身的笔墨、题跋、历代书画著录、印章、纸绢、装潢形制等因素以及相关文献的考据与实证,实行鉴考结合,绝不允许“模糊度”,与启功先生提倡的“书画鉴定中要有模糊度”恰恰相悖,体现出徐先生追求鉴定科学性的学术取向。他的鉴定方法具有如下明显的三大学术特色:一是在鉴定中建立可供比较的作品样板;二是较为重视书画本身的笔墨等技术性因素;三是注意对书画所用工具材料的分析研究;四是极为倾心梳理见于著录的各种名迹。如今谢老已经故去多年,徐先生在健在的四位中年龄最大,已当推不让地成为书画鉴定界之宗师。

杨仁恺先生(1915― )原籍四川岳池,幼年丧父,家道衰落。抗战时移居重庆,常与郭沫若、徐悲鸿、沈尹默、金静安、谢无量、马衡、老舍等名人学者接触。其中,著名史学家金静安先生对杨仁恺的影响最为深远。其次是郭沫若先生,经常为杨仁恺解答历史和考古方面的问题。居渝期间,他还结识了张大千、潘天寿、黄宾虹、傅抱石、吕凤子等书画名家,从而使他对古今书画的研究更加深入。新中国成立后,杨仁恺历任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副馆长、名誉馆长等职务。其代表性著作《沐雨楼书画论稿》、《沐雨楼文集》、《国宝沉浮录》、《中国书画鉴定学稿》等。他在书画研究与鉴定方面具有如下重大贡献:一是对溥仪出宫后的清宫流散书画进行了精细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他集40年心血而成的58余万字鸿篇巨著《国宝沉浮录》一书;二是在中国书画史上填补了辽金两代的空白,使之更为完整系统;三是把古书画鉴定的范围拓展至20世纪并初步尝试建立书画鉴定这一专门之学,2000年10月出版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一书可见其这一学术趋向。杨仁恺在书画鉴定中提倡“科学的比较研究法”,注重作品之间的参照比较,如同一人或者同一时代和地区的诸多作品比较、画家一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比较,然后才是题跋、印章等因素。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应邀多次访问欧、美、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从事书画鉴定工作,另一方面考察各国的文博事业,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九庵先生(1915―1999年),河北冀县人。生前曾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1930年在北平琉璃厂字画店学徒,其后从事个体经营书画业务。1956年调故宫博物院,从事书画的征集与鉴定工作。1962年参加文物局组织的全国博物馆书画鉴定三人小组,鉴定了8省4市博物馆的藏品。1965至1966年鉴定了两省一市的博物馆藏品。1983年参加了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并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以及文物鉴定培训班讲授书画鉴定课,为培养书画鉴定人才作出了较大贡献。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有《祝允明和他的六体诗赋卷》、《记山人书画中的几个问题》、《赵孟\书法艺术和伪书辨析》、《赵孟\书法丛考》、《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编年表》等。刘先生治学严谨,考证精微,在七人中尤以熟悉小名头而闻名,这正好可以弥补偏重大家研究的不足,对于整体把握中国书画史和鉴藏传世书画颇具意义。在长期的实践中,勤奋好学的品行使得他尤精于书画断代辨伪中的相关细节,如他对明代吴应卯大量伪冒祝允明作品、王宠的弟子金用伪造其师作品、山人和张大千赝品的研究等。这种极为精细的研究,对于当今书画作伪手段的高超极具现实意义。

七人中最年幼的傅熹年先生(1933― ),祖籍四川江安县,1933年生于北京,傅增湘先生的长孙,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历史学家、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员,书画鉴定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古代建筑史研究,重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和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的规划、布局手法及建筑物的设计规律,揭示出中国古代城市以宫城、里坊为模数,大建筑群以主院落为模数,单体建筑以所用材和柱高为模数等一系列运用模数控制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方法。发现了宫殿坛庙等大型建筑群在规划时用标准方格网控制尺度和相互关系,并把主体建筑置于建筑群几何中心的手法。利用已掌握的模数规律,对西周、战国、唐、宋、金、元一系列建筑遗迹做复原研究。近30篇,编为《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完成了五卷本《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第二卷《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史》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和建筑设计方法研究》的撰写,均已出版。傅先生的鉴定特点,在于擅长把建筑学中的比较分析法引入到书画鉴定的断代辨伪,即结合出土文物、传世可靠作品和相关文献中记载的建筑形制、衣冠制度等作为断代依据。其学术特点五外以下:一是强调书画史在书画鉴定中的基础地位;二是重视在书画鉴定中建立可依靠的标准样板;三是书画鉴定要有一定的古文献基础以及运用文献的能力。

七人中唯一不搞书画鉴定的就属谢辰生先生了。谢辰生(1922― )是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历史文物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原国家文物局顾问,著名文物法律政策专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等。他早年经人介绍帮郑振铎先生做事,期间从事郑振铎先生所编书籍的目录抄写、印刷等工作,重点参与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的编辑出版工作。1949年,他随郑振铎先生到文化部文物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文物法规基本是由谢老主持起草或执笔的。在1983年的七人书画鉴定小组中,他当时作为文化部文物局顾问,主要负责鉴定中的组织协调工作。在8年的长途跋涉中,谢老代表文物局负责组织协调等行政事宜,并在以后的出版工作中付出了巨大心血,功不可没。

七人书画鉴定小组的成绩巨大,在当下这个鸡鸣即起,孳孳为利的社会状态,回顾与总结七人的功绩和学术,有助于后人逐步推进这一专门之学,

岁月悠悠,当年的那场壮举已经逐渐成为模糊的历史。二十余年过去了,当人们正视时下异常火爆的书画拍卖时,二十余年前的图像仿佛就是眼前的一片景观。“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但愿在这声声喧嚣中,我们还识得这书画鉴定之“道”,懂得这七人之“真”。

图1参加全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组的(左起)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和傅熹年。孙之常摄

图2书画鉴定组在浙江省博物馆。居中为谢稚柳、启功,右一为杨仁恺,后排左起为王南访(北京故宫博物院)、劳继雄(上海博物馆)、黄伟利(辽宁省博物馆)。

图3启功、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谢辰生等先生在浙江省博物馆。孙之常摄

图4书画鉴定组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鉴定书画。桌边左一为刘九庵,后排中间为杨仁恺、谢稚柳、傅熹年。孙之常摄

图51985年10月,书画鉴定组在上海博物馆。左一为傅熹年、左二为刘九庵,右一为杨仁恺。孙之常摄

图61989年4至5月份,书画鉴定组在重庆市博物馆工作,对四川地区及云南省文博系统藏品进行鉴定。左起杨仁恺、谢稚柳、刘九庵、傅熹年。孙之常摄

图71995年11月,邓力群参观书画鉴定组成果。孙之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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