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寒素文人在两晋的处境

时间:2022-06-20 08:39:50

任何一个时代,文人群体的形成都跟当时的整个社会情势有着密切的关系,都受到一些很具体的现实因素的影响,都有他们各自的特点。魏晋时代士人社会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势族士人与素族士人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寒素文人是一个缺乏权势、遭受压抑的阶层,他们艰难地生存在皇权、势族、宗室几大政治势力的夹缝之中。魏晋易代之际,晋初政治有所革新,且兴礼乐、尚儒学、举寒素,又加上灭吴、统一全国这样的大事,政治上有所致力的地方较多,所以寒素者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他们的经史文章也有了用武之地,使得一部分寒素文人在政治上获得成功。可到了东晋,权利完全被高门势族所控制,寒素士人失去了进身之阶,他们很难进入上品。因而在仕途上也多是沉沦下僚。大部分人都是依附幕府,或流连州县,使得寒素文人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势下,寒素文人也只能寻找自己的交游圈。

西晋苟组认为“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寒指地位低,素指儒素。素族士人是一个掌握文化、创造文化的阶层。而且是一个主要的阶层。汉朝提倡儒学。大兴教育,京师和各郡都有学校,所以知识分子人数是相当可观的,他们出身于社会各阶层。并且东汉前期朝廷多以儒学征举儒者和方术之士。后期士人由儒学进身的路子虽有所阻塞.但党人渐起,舆论操纵在儒生文士手中,形成汉末名士阶层。所以儒士的社交生活和政治活动,反较前期频繁。整个士人阶层的活动量大大增加。因此东汉时期。不仅形成一些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儒学大族,而且由于数百年儒术经学教育的繁盛。学问风气浸染之深,一般稍有财产的平民,乃至贫寒之人,只要有志于学,都会有相当多的受教育的机会。横经陇头,挂卷牛角。是当时常有的事情,大量出身寒素之家的士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后汉书・文苑传》中所载多数是门族低微之士,如赵壹、郦炎、祢衡、秦嘉等人的父祖在当时都不是地籍英华,史传不载。魏代自黄初间恢复太学,最早入学者实多寒素士子,鱼豢《典略・儒宗传序》载:“黄初元年恢复太学之后,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子弟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指战事、徭役),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以避役为目的,可见当时太学诸生地位甚低。魏末追从嵇康的赵至,“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但他父亲却是个农人。正因为太学生地位低微.所以势族子弟多不愿入太学,而以交游浮华为务。至西晋时期,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以至于晋武帝太始八年下诏日:“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这客观上造成了寒素重经史文章,势族尚玄谈交游。而西晋的寒素文人是汉末以来博学属文,勤于著述的学风的主要继承者。是汉魏文学的传人。出身低微的寒族,因为没有任何特权,为了要跻身上层社会,常常要以诗赋等为进身之具。其实。从东汉以来,一直到西晋,这种发展的机会还是相当多的。

尽管左思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指出了因出身高下不同而政治机会不均等,导致庸碌无能之辈得志而众多贤士怀才不遇。事实上,寒素文人在西晋的处境还是不错的,而且当时的“寒素”一词,不像南朝的“庶族”那样含有低视的意思。恰恰相反,“寒素”在正统舆论上是被认可的,是学业优博、有德有才的标志。《晋书》在评价当权人物的优劣时,能否举寒素常常也作为一个标准。如《晋书・张华传》称:“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李重“迁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这都是因举寒素而得到肯定的人物,相反像王戎那样,“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在舆论上是不被肯定的。而且当时以寒素孤贫而致位通显的士人并不少见。据《晋书》记载,主编《魏书》的王沈,“少孤”,“好书善属文”。曾被魏高贵乡公称为“文籍先生”。晋武受禅时“以佐命之勋.转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统城外诸军事”,并被封县公:魏舒少孤。为舅家所养,年四十应孝廉试及第。后官至司徒:刘定“少贫苦,卖牛衣以自给。然好学。手约绳,口诵书,博通古今。清身洁己,行无瑕玷。郡察孝廉,州举秀才,皆不行。以计吏入洛,调为河南尹丞”,晋初官太尉。位望通显:张华,少时既贫且孤。还当过牧羊童:石苞,少时为“御隶”(赶车夫),还曾贩铁邺市:山涛,父为县令,早孤,居贫。晋初官司徒,成为名臣:傅玄“玄少孤贫,博学善属文”:乐广,少孤贫,“寒素为业,人无知者”:郑冲,“起自寒微”,晋初官至太傅:石鉴,“出自寒素,雅致公亮”,太康末拜司空,领太子少傅。傅玄、张华更是由素族位至通显的典型。他们之所以在文学上影响了整个西晋文坛。确定了西晋文学的基本风格和发展方向,就是因为他们在功业上的成就吸引了寒素文士,被他们视为典范。并且张华还以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寒素出身成功人士来激励后进之士。如张华的《励志诗》鼓励寒素之士进德修业,锲而不舍,认为只要这样努力,总有一天会得到社会的承认。虽然当时情形不像张华所说的那样绝对,只要努力。寒士就有希望,但是“英俊”亦未必“沉下僚”。其实像左思本人的“沉下僚”,原因显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出身背景问题,而与他的内在性格和为人处事有很大的关系。左思性格内向,内心世界比较丰富,然而不善于表现自我。显然不易受人了解识拔。另据《世说新语》注引《左思别传》“思为人无吏干,而有文才,又颇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重也。”但到了东晋,在门阀政治格局中,差不多完全排挤了寒素士人,使他们不可能再作为士人社会中的一个阶层、一种势力而相对独立地存在,也使寒素群体在文化上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因为很明显。西晋的寒素阶层。实际是西晋时期复杂的政治秩序造成的,是跟当时的人才制度密切相关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君权与势族之间的矛盾的产物。因此当到了东晋时期,这种特定的政治情势不再存在时,寒素阶层已经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阶层而存在了。寒素之成为寒素,在西晋时,主要取决于他们在文化上的独特表现。由于两晋之间的巨变。人为地划开一条历史性的鸿沟,使西晋寒素文士完全由于外在力量的作用而结束了他们精神发展的历程。他们的思想和文学,实际上都没有发展到应该达到的高度。当然这只是从群体来说的。寒素阶层被取消,皇权政治被架空,权力被士族所把持,寒素文人失去了进身之阶,境况更加艰难。

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田余庆认为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 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在门阀政治中。阀阅之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登峰造极。《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载,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日:‘王与马。共天下”’。东晋初年诸帝,待王导以殊礼。《世说新语・宠礼》“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元帝)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元帝对王导,素以“仲父”相尊。成帝给王导手诏。用“慌恐言”、“顿首”、“敬白”:中书作诏则用“敬问”。成帝幸王导宅。拜导妻:王导元正上殿,帝为之兴。“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东晋门阀政治,可以说是门阀士族在相争中求发展而又维持东晋于不坠的政治。”“琅邪王以际遇而得地位,并没有法统、实力、功劳的凭借,因而也不可能拥有哪怕像晋武帝有过的那种不算强大的皇权。”东晋司马氏皇权成了门阀士族政治的装饰品。东晋的门阀士族子弟在政治上,比曹魏和西晋时期享有更多的特权,其中最重要的体现是“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东晋有不少门阀士族子弟占据了主管选官人事的吏部尚书和尚书吏部郎官职。据王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记载,琅邪王氏家族和陈郡谢氏家族中担任过吏部尚书的有王彪之、王劭、王殉、王谧和谢安: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和高平郗氏担任过尚书吏部郎的有王劭、王荟、谢万和郗昙。历来在各曹尚书中,吏部的地位相当高。门阀士族中有这么多的人占据了选官的职位。这就为其子弟进入仕途提供了方便。同时,由于门阀士族享有特权,其子弟起家官职多为郎官。如王羲之、王谧为秘书郎。据《初学记》卷十二《秘书郎第十一》记载,“秘书郎‘自置以来,多起家之选。在中朝或以才授,历江左多仕贵游”’。王彪之为佐著作郎,王珉为著作郎。郗倍为中书侍郎,郗昙为秘书郎,郗恢为散骑侍郎,庾冰为秘书郎,谢石为秘书郎,谢琰为著作郎。东晋时的郎官都是清要之官。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当时秘书官署、东宫官署都是出身官中的第一等清官,职务是很优闲的。”这样的官职,不仅为门阀士族所重,也为社会所注目。从仕途的角度来看,东晋的门阀制度为门阀士族子弟铺平了做官的平坦大道。摆在他们面前的常常是愿不愿意做官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做官的问题。琅邪王氏家族中的王羲之曾经自白:“吾素无廊庙志。”意思是他本来不想出仕。但由于它的家族的特殊地位,结果是“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最后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陈郡谢氏中的谢安“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并以疾辞……复除尚书郎、琅邪王友,并不起。吏部尚书范汪举安为吏部郎。安以书拒绝之”,最后执掌朝廷军政大权。王羲之和谢安屡被征召,虽与其本身的“才器”有关,但起重要作用的是他们的门第。这一点,诚如赵翼《二十二史刹记》卷八所云:“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从王、谢二家可以看到,门阀士族子弟凭借着他们的门第,可以随时雍容步入官场。而一旦进入官场之后,因为地望清高,大多居官时间不长。就可以升迁。

由此看来,西晋尚属皇权政治,士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的装饰品,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皇帝只不过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晋书・姚兴载记》‘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在这种背景下,奉儒守素,以经史文章为进身之阶的寒素阶层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因此寒素文人要想像西晋那样能够成为朝廷要员简直就比登天还难,就算他们为仕途苦心经营也难以跻身上层社会。而且他们向来借以跻身上层社会的文章学艺也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纵使是略有微名者,也仅仅是士族文学的附庸,难以表现出寒素文学自身的特点,像那位在运租船中月夜高咏而有幸知遇于谢大将军的袁宏,也不过是做了门阀士族的附庸而已。

“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士庶天隔。使得寒素文人纵然是满腹才华。也只能是备受冷落。而东晋朝政一开始就被以琅砑王氏为代表的门阀士族所左右,致使当时一些地位比较低下的文人在维护东晋政权的同时,也感到受压抑,因此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厌弃,郭璞就是一个典型。据《晋书・郭璞传》记载:郭璞曾积极参与了东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但是因为他并非是世家大族出身,所以地位比较低下。他又“好卜筮,缙绅多笑之”。他感到“才高位卑”。胸中多有不平之气,加上老庄思想的影响,因有退隐和求仙的思想。陶渊明也因为与官场格格不入而回归田园,其《感士不遇赋》是其内心最好的独白。“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在等级森严的东晋。要想跨出一步,又谈何容易。湛方生也是其中一个。其《吊鹤文》是作者在“玄冬修夜,忽闻阶前有孤鹤鸣。溯寒风而清叫”。使作者增悲有感,写下此篇哀怜孤鹤的文章。在作者笔下,鹤是具有秀气的奇鸟,而却与“鸡鹜同庭”:它可与“鸾皇比翼”,却。顾樊笼而心惊”:它特有“冰霜之素质”。却只能“负清霜而夜鸣”。显然鹤就是自我的象征。通过它。作者抒发了怀才不遇、遭逢艰难的悲伤心理。其所寓写的,正是和陶渊明“身为形役。口为腹累”之叹相同的失意,是一位寒士感时伤世悲命的孤哀独怨。其《羁鹤吟序》与《秋夜诗》也是这种孤贱不平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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