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卫生论文:铁路卫生防预与制度建设论述

2019-06-20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铁路卫生论文:铁路卫生防预与制度建设论述

作者:黄华平 单位:皖南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经过邮传部和地方政府的努力,这次大规模鼠疫半年之后于1911年3–4月份平息。这次鼠疫防治的成功,清政府起了重要作用,引入了西方化的卫生观念和卫生制度。同时清政府重视对铁路交通的管制,在当时人们看来,疫病就是沿铁路线传播的,因此在清政府主导下,邮传部与地方政府联合设立铁路医院、检验所,制定三个有关铁路防疫方面的章程,并配置一定数量卫生防疫人员,指定各自的职责。这些制度的构建,为铁路卫生防疫奠定了基础。东北突发的鼠疫,既给国人身心带来伤害,但同时也给中国卫生事业和铁路卫生发展带来了机会。防疫结束之后,时任清政府防疫总管和外务部医官的伍连德博士经过努力,促成“万国鼠疫研究会”于1911年4月5日至28日在沈阳召开。该会由清政府倡议召开,中国人担任大会主席。这是近代以来在中国本土上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术大会,表达了晚清政府为抗击鼠疫主动向世界各国医学界学习求教的意愿[6],这大大加速西方医学向中国的传入。但是,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国人对卫生还不够重视,尤其是在铁路界。当东北鼠疫结束后,刚刚建立起来的临时铁路医院、留验所及检验所全行裁撤,颁布的规章制度也被束之高阁。

1917年晋绥鼠疫:铁路卫生建制化的雏形

民国成立之初的数十年间,国家战乱频繁,经济萧条,铁路发展受阻,作为铁路附属的卫生事业发展缓慢。一方面,中央没有设立专门负责卫生的行政机构和相关卫生法律与法规;另一方面,为解决本地职工就医问题,一些地方路局开始设立铁路医院和诊疗室(所),没有条件的路局则委托地方医院、教会医院代为提供医疗服务,并逐渐设立路局的卫生行政机构,有在总务处设立卫生课或者医务处的,也有在总务处设立警务课的。总体上来说,铁路卫生制度缺失,既没有部制下的独立卫生行政机构,也没有规范性的地方行政体系和法规条文;各路局自办的医院或诊疗室,又囿于经费及医务人员的缺乏,办办停停,规模很小,远远不能满足职工的需求。然而,1917年的晋、绥鼠疫改变了近代中国铁路卫生制度演进的速率,为应对此次疫情,北洋政府交通部全力以赴,建立起一套铁路卫生行政组织与管理规章,从而成功控制了疫情,也使得中国铁路卫生制度有了雏形。1917年8月霍乱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前旗新安镇爆发,不到4个月,疫病染及全区27个旗县,于同年12月传入山西大同。大同站是京绥铁路线上重要的车站之一,旅客众多,如不加控制疫情势必会沿着铁路线北上波及它省。北洋政府在得知绥远发生鼠疫后,曾派伍连德医官亲往查看证实,后于1918年1月7日组成由内务、外交、陆军和交通等部人员构成的防疫委员会①,各地方也相应成立临时防疫委员局(处),颁布防疫规章制度。北洋政府及地方官员也注意到交通对于防疫的重要性,直隶督办熊希龄、山西督军阎锡山纷纷提议实行交通管制。阎锡山报告称:“查此种时疫传染最速,非遮断交通不足以严防。制沿边各口已令由镇道加紧防检。代县之雁门关宁步之阳方口为由绥入省孔道。特设检查所阻止行客并请西医分往协助办理。非有紧要事件经检查属实并无病状者方准放行。”他还“电令大同镇守使、雁门道尹将由绥入晋各口并为七处,设所检查,七日无恙方令前行”②。作为当时陆路交通最快的工具,在严重疫情影响下,对此实施交通管制显然至关重要。有鉴于此,1918年1月交通部在部内设立防疫事务处,以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为处长,并订立《交通部防疫事务处章程》③,各相关路局则相继设立防疫事务所,由总务处负责临时防疫事务。与此同时,交通部和内务部于1月25日制定《火车检疫规则》④660-661,指示各路局遵照执行。但《火车检疫规则》在内容上基本以车上检疫为主,火车以外区域包括车站人员的流动则没有顾及,于是2月3日北洋政府防疫委员会会长江朝宗与察哈尔都统田中玉会商,决定在疫源地区实施防疫办法20条,重点在京绥铁路丰镇、大同和张家口等站之间检疫、隔离往来商旅④662,以加强交通部力量的不足。2月份以后,疫情继续向北扩散,与京绥铁路相邻、相接的京汉、正太、京奉和津浦等路相继感染疫情。为控制疫情进一步扩散,交通部一方面彻底停开一些路段的火车;另一方面为推进各路的联合防疫,加强协作,2月初交通部召集京绥、京汉、正太、京奉和津浦五路共同组成铁路防疫联合会,3月11日经各路同意正式成立,并拟定《铁路防疫联合会规则》④182-183,联合会由叶恭绰担任会长,关赓麟为副会长。在防疫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关赓麟副会长提出要仿效东北防鼠疫时满洲、山东及直隶等铁路互为联络的经验,在应对此次晋绥疫情之时,则相关各路务必要习此法,以谋声气互通、办法统一,“以有疫时之经验作无疫时之预备”④184。交通部为防控疫情,在部内既设立政府部门间联络的防疫事务处,又设立部路协作的防疫联合会,而相关路局则在总务处下设有防疫事务所,共同组成了这一时期铁路卫生防疫的行政体系。在这一行政体系的指导下,除交通部与内务部协作制定的《火车检疫规则》外,各路局则制定更为详细的铁路检疫实施细则,其中京汉路的《京汉铁路检疫暂行细则》⑤最为全面。《京汉铁路检疫暂行细则》分防疫设备、车上检查、站上检查、分派医员以及置办药品器具5章,共43条。对检疫、留验、隔离以及治疗等都做比较详细的规定,如检疫方面,规定不仅在北京、保定、顺德和石家庄四地间设立常驻医生,还另派医生5员组织游行检验队,随车检查北京至保定、石家庄至顺德的往来列车,同时还在防疫院、检验所设巡长、巡警,“常川驻所,轮流守岗”,以便维护社会治安,巡警检疫在检疫过程中“不得操之过急”,倘遇恣意抗违之人,当依法严处,并将医、警、军三方联合防疫队伍的事权集中于医官,值岗长警、检查医员及巡警“均受该医员指挥”;留验方面,规定登车人员,规定留验时间为5日,期间旅客的饭食费用由路局给予津贴,待医员查验无疫时,方能凭照购票上车;同时《京汉铁路检疫暂行细则》还规定各站实行专人负责,北京前门站由巴西文负责检验“由京南下、由南到京之旅客”,长辛店、保定和石家庄三站分别由伍连德、陆长乐和陈泰谦负责,随车查验的流动医生5人,负责“检查北京至顺德车上旅客”①。在晋绥鼠疫防控过程之中,各路局的铁路医院与诊疗所有较大发展,尤其是京绥与京汉两路。这两路由于受疫病最为严重,增加与扩充医院不少,如京绥铁路,1918年增设丰镇、大同两医院,还扩充张绥铁路医院为张家口铁路医院②1720。经过中央各部与地方的协作,1918年5月份疫情基本上消除。与东北鼠疫结束后出现的情况相类似,交通部所设的防疫事务处、防疫联合会,各路局所设的防疫事务所、防疫会不久都被撤销。但与东北鼠疫后有所不同的是铁路防疫联合会并没有被马上裁撤,1919年3月改称铁路卫生联合会,成为交通部的附属组织,虽不算正式的行政组织,但它实际上是负责铁路卫生事业的职能部门。1919年5月卫生联合会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制定铁路防疫章程草案暨铁路卫生意见书,并提出非常详细的防疫措施,但最终没有获得通过。1922年初该会由于经费问题被裁撤。尽管在中央层面铁路卫生制度没有多大进展,但经历晋绥鼠疫,地方路局的卫生制度有了很大的进步。首先,路局之下都建立负责铁路卫生事务的机构,如京汉铁路1913年在总务处设立卫生课,1916年改归警务课办理,1922年则专设总医官室负责③。京绥路在1917年鼠疫发生之前,各医院直接由总务处管辖,到1921年4月京绥路添设卫生课,专司全路医务卫生事宜,并设立1所总医院,6所分医院。其次,各路局不断新建或者扩充原有的卫生医疗服务机构,诸如铁路医院、分医院、诊疗所(室)和委托医院(也称特约医院)。最后,各路局的卫生规章逐渐丰富,除防疫期间突发的章制订立外,防疫结束之后卫生规章也有明显增加。如京绥铁路在1921年之后制定了《京绥铁路医院章程》,修正了《诊病规则》、《住院养病规则》及《救急医箱规则》等①1721。这些方面的变化,集中体现在晋绥鼠疫发生之中与之后,表明正是由于疫情的发展带来了铁路卫生制度的加速创建。而在这些铁路卫生制度构建之中,与卫生防疫相关的制度是重心,鼠疫过后留下的铁路卫生制度遗产,尤其在地方路局已具备了近代铁路卫生建制化的雏形。

1932年全国霍乱流行:铁路卫生建制化的形成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自已是孙中山事业的接班人,宣布整理国民经济,振兴实业,声称秉承孙中山“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的“遗教”[7],特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内设铁道部,作为专门负责铁路建设的中央部门。铁道部成立后,在第一任部长孙科的重视与支持下,铁路卫生制度有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铁路部门不仅仅重视铁路卫生防疫方面的制度建设,更注重于铁路卫生制度的全面发展,从而使近代中国铁路卫生建制化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20世纪30年代,中国可以说年年有疫情,而且是无省不疫。国民政府内政部1932年报告称:“近年来全国临时流行之疫病,几无年无之,地方固有之疫病,则又无地无之。”[8]穿越于各省的铁路交通线几乎年年受到疫病的包围与侵扰,同时由于人口的加速流动,增加了疫病的传播。在1928–1935年间,铁路沿线发生数十次流行疫病①,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1932年发生的霍乱。疫病的流行严重威胁到国民的健康,加强卫生防疫的制度建设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内容。铁路作为影响疫病传播的重要社会因素,其自身的卫生防疫建制化显然是必要的。面对频发的疫病,国民政府铁道部已将卫生防疫纳入常规化的医务卫生之中。在行政组织体系方面,与铁路日常的卫生行政组织体系完全一样,即由铁道部卫生处(科)、地方路局卫生课或相应机构和铁路医院、诊疗所共同承担卫生防疫工作;在卫生防疫的法制方面,1932年为应对全国性的霍乱大流行,铁道部一方面在疫病严重的陇海铁路设立了临时防疫委员会,另一方面铁道部于同年6月4日颁布《铁路防疫章程》②。该《铁路防疫章程》规定伤寒或副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天花、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和猩红热9种疫病为法定传染病。铁路卫生防疫机关针对有上述传染病出现或流行的情况,可采取若干相应或必要的处置措施,包括对过往人员进行检疫,对有嫌疑者实施隔离,隔离期限分别定为白喉3日、霍乱5日、鼠疫7日、猩红热12日、流行性脑脊髓膜炎12日、斑疗伤寒14日、伤寒或副伤寒15日、赤痢14日。在疫情严重区域应设置临时检疫所、传染病医院。在发生疫情区域的车站,要立即停止售票,各列车亦不得停靠该段各车站。对因传染病致死的尸体由检疫人员处理,其他人员不得移动。与传染病有接触的人员听从医官的指挥,不得无正当理由拒绝。同时,铁路高级卫生医官认为有必要时还可以采取限制或禁止一切员工集合;限制或禁止使用患病人的衣服被褥及一切能传播细菌的物品,甚至予以焚毁;禁止贩卖出售传染病菌的饮食或病死家禽等;对铁路员工及家属住处实行消毒;严禁取用检有疫菌的水源;扑灭蚊蝇虱等传播疫病的载体等一系列措施[9]。《铁路防疫章程》是对1918年《火车检疫规则》的全面补充,同时又依照国民政府1928年新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规定铁路卫生防疫的9种传染病名称及铁路卫生防疫的具体措施,成为这一时期铁路卫生防疫的基本法律。地方各路局的卫生防疫则更加全面,比如路局编印卫生宣传内容,组织卫生运动大会,动员员工家属注射各类疫苗等。这些公共卫生制度的构建不仅大大促进了铁路卫生防疫的法制化进程,同时也使得近代中国铁路卫生建制化形成,并不断完善。综上所述,近代中国铁路卫生建制化的推进始终与卫生防疫紧密相关,这与近代中国卫生制度发展的动力诉求是一致的。疾病的传播与流行既对社会民众的生命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同时它又促进了卫生制度的构建。近代中国铁路卫生建制化,无论从最初的尝试、到雏形的孕育,还是到国民政府时期的初步形成,都深受卫生防疫的现实需求影响。而近代铁路卫生建制化的初步形成,又促进了铁路疫病的防治工作,进而为铁路的正常运营提供了卫生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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