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聋人文化

首先，聋人文化是存在的。你先得承认它，至于它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如何来定义它，那就需要认识它，研究它。如今，“文化”一词用得很泛，文化现象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诸如，茶文化，酒文化，衣着文化，膳食文化……真是琳琅满目、五花八门。都可以研究，也都有人在研究。研究是无的，我们想趁势打开聋人文化这扇门，试着做点研究。

其次，聋人文化有什么作用，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有人说它是一把双刃剑，就是说它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到底怎么看?不能用表决，也不是靠推论，而要看实践。聋人文化在中国的实践还不多，主要在手语翻译的实践中有所运用。另外，中央电视台六套节目今年3月播放了美国电影《失宠于上帝的孩子》。这是一部代表聋人文化的经典之作。这部片子被引入中国，不仅是因为这部电影是由聋人主演的，如果站在电影审查制度的立场来看，无疑它算得上是一个信号，一个对聋人文化腾出一块地方的信号，在我国也该算是一种聋文化的实践。又见《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工作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讨论稿)中，把手语认作“特殊语言”也是聋人文化范畴中的一点进步。

第三，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聋人文化观，我们的态度是，既不一概加以排斥，也不全盘接受。例如，西方聋文化观中一个典型的观点认为“聋不是残疾”。这是当今中国国情下国人难以接受的一个观点。那么，聋到底是不是残疾?这是医学观与社会文化观看待“聋”问题的一个焦点。笼统地说是残疾或不是残疾都过于简单化或机械化。

通过医学诊断，耳朵有障碍、听不见了，当然是“聋”，是听力残疾。这就是医学观对“聋”的定位。

“我们的耳朵是听不见了，治也治了，助听器也佩戴了，但我们还是一个聋人。那又怎样?”

“不错，你能说话，可我们能打手语!”“你说的有声语言是语言，我打的手语也是语言呀!”

“我能走，能跑，能跳，能开车，能游水，能策马驰骋，能绣花刺字……”

“所以说嘛，我们和你们的差别只不过是运用了两种不同的语言而已。如果你会打手语，我会用汉语(说也好，写也好)，或是通过手语翻译，我们就能沟通了，好像我们分属于两个不同民族似的。”

所以，聋人们咬定：不要老从医学上去看我们的耳朵，你不可以从语言上看我们的文化吗?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的驱动下，聋人文化观被提了出来。那就是把聋人看成是文化上的另一类群体，是语言上的少数民族，不行吗?不合理吗?

为回应对于这个观点的质疑，现谈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首先，医学上的诊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小写的“d”(deaf指医学上的聋)，哪来大写的“D”(Deaf指文化意义上的聋)。所以聋首先是听不到，不能用文化上的聋来否定医学上的聋。硬要这么做，那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今天中国奉行的哲学不赞成这种思维。

另一方面，至于跳出这个小“d”，在看到耳聋的生理局限的同时，不为这个没法改变(至少在今天的医学条件下)的听障状况所困扰，以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现实，以更乐观的态度去迎接挑战。那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一定高度的一种表现。这也是举起聋人文化大旗的积极意义所在。就像我们所说的把困难甩在身后，把困难踩在脚下的大无畏气概一样。困难没有因此而不存在，也没有因此而减轻，只是得到了克服和正确的对待。所以，从小写的“d”，到大写的“D”，是聋人群体集体意识的一次提升。它反映了人类自身求解放的人性之光普照到听力不济的这群人身上，惠及到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他们不再为“听”而悲悲切切，竖起一块“除了听，什么都能做”的座右铭。

这就是说，从小写的“d”，到大写的“D”，只是变换了一个角度看问题，总之，聋人文化观是对医学观的一种发展、一种超越而不是取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接受了“聋人文化”，而且为宣传聋人文化、倡导聋人文化去做一名清道夫。更透彻地说，聋不能说不是一种残疾，只是我们不必成天纠缠在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上面，与其无补于事，不如向天高歌。这是我对西方聋人文化的一种解读，也是我个人的一点心得、一点发挥。如能形成一种理论体系，那也不失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聋人文化观了。庆之，幸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