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法”研究的文化视野

摘 要：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音乐界的主流意见对三种唱法的提法发出了质疑的声音，认为三种唱法的人为区分不利于歌唱事业的繁荣，同时束缚了词曲创作及声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本文从“唱法”这一概念的释义、历史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唱法；三种唱法；范畴

中图分类号：J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9-0113-01

2000年6月16日，就在中央电视台两年一度的电视歌手大奖赛（第九届）比赛正酣之际，《音乐周报》和《中国文化报》同时在头版头条刊发了由报社特约的专家座谈综述文章，分别冠以“三种唱法划分科学吗”和“向三种唱法开刀”的醒目标题，随后，《音乐周报》又连续登载了近10篇讨论文章。总的看来音乐界主流的意见认为三种唱法的提法不妥，认为三种唱法的人为区分不利于歌唱事业的繁荣，同时束缚声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也有不在少数的意见认为三种唱法的提法约定俗成，只要适当加以完善即可。无论持什么观点，大家都感到三种唱法的提法已经历了电视媒体和专业院校近20年的推广与传播，要处理好其中破与立的关系绝非易事。本文就“唱法”这一概念的历史与文化的角度作一些阐发，希望对这一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唱法释义

唱法的词义古今有别，古今义的差别体现出东西方对歌唱本质认识上的不同。自人类有职业的歌唱，就有对歌唱方法的研究及表述。我国戏曲文化历史悠久，散见于大量古籍中的有关戏曲和曲艺演唱的文字，构成了古代唱论的博大与丰富。它们对唱法的理解主要是就歌曲、戏曲演唱形式的处理而言，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对神韵和性灵的追求，对情感表达的执着，从而奠定了中国民族声乐的深厚基础。今天我们所说的唱法，一般情况下是指演唱的技术、技巧，也打上了“西方中心”的烙印。西方人对事理的殚精竭虑的追求也体现在对声乐技术技巧的探索上。他们把人当作乐器来研究，务求生理发声的完美。以人为器，把发声器官当作与主体对立的客体来研究，穷究机理，追求对客体的超越。尽管他们的研究曾出现唯声音论的弊端，但最终的结果是成就了美声的黄金时代和现代西方歌唱方法及其科学体系。三种唱法是人们对演唱形式处理和技能技巧的不断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歌唱方法所进行的体系化的划分。从声乐美学角度考察，三种唱法的分类具有审美形态学的意义。近20年来，通过传媒的不断传播和强化，普通百姓对它都有了自己片面又综合，机械而又生动的理解。究其实，三种唱法主要包含了中与西、雅与俗两大声音审美范畴。由于各个国家、各种类型的唱法以意大利传统唱法为基本内核，在全球化的今天，声乐在追求多元与个性的同时必然会具有越来越多的同一性。中西这对范畴的内在逻辑日益清晰，由对峙走向结合已成时尚；雅俗之间的坚冰也正在打破，音乐领域的后现代潮流在对传统与古典进行解构的同时雅俗之间的互动与合流正对音乐市场全面出击和占领。

二、唱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如东西方医学对病理的认知一样，对唱法的探索，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东西方所经历的道路不尽相同。西方重在对作为客体的歌唱器官的生理潜能的挖掘。与音乐的创作和发展同步，从格里哥利圣咏到教会中的复调音乐再到文艺复兴前期的新艺术音乐，歌唱艺术从民间到教会都在不断发展。到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歌剧的实验与兴起使歌唱技巧较以前有了较大的提高。在此基础上，意大利人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声音训练体系。这为歌剧的进一步发展作了技术上的铺垫。尔后，借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和资本主义的市场推动，歌剧这一新兴艺术样式迅速传遍欧洲。由于深受宫廷贵族和新型资产阶级的喜好加上时代文艺大潮的影响，歌剧作为综合艺术在内容与形式的体现上异彩纷呈。单就方法的探索而言，阉人歌手的风靡和对共鸣的重视即是两个显著的标志。中国传统的歌唱艺术，其歌唱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民间的歌唱（指山歌小调等不同类型的民歌）和戏曲的唱法（戏曲和曲艺）。其中，戏曲的唱法无论是其理论形态（唱论）还是演唱本身都相当的成熟和完备。从对演唱中形式的处理和强调，对韵的“玩味”和欣赏，终于迎来了以京昆艺术为代表的昆曲的美轮美奂和京剧的百年辉煌。民间的唱法经过代代传承和发展也有自己相对独立自足的技术体系和特征。各种地方音腔体系使各种地方民歌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由于东方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特性，我们更强调韵味和性情的表达。无论是唱念做打的要求还是金铁林“声情字味表养相”的七字诀，都表明我们的歌唱似乎更强调整体的追求和情韵的把握。对唱法的讨论，民族声乐是一个焦点。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民族声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迎来了高峰与繁荣；在崇尚多元的今天，相反却出现了“千人一面”的尴尬局面。撇开市场经济的影响和社会发展因素不谈，我以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民族声乐的发展走的是两条有差别的路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民族歌唱家的培养更多采取的是学院派歌手与民间歌手的双向互动机制――请进来与走出去的结合。从开始，民族声乐呈现的是女高音声部单一发展的轨迹，培养方式上采取的大多是声乐对戏曲的嫁接，功利与非艺术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情感和韵味的丧失及自我复制，这些在上世纪即已被中外文化学者所预见和批判的现象不幸成为事实。

三、唱法是一个文化的范畴

“艺术是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艺术是生活的写照，时代的纪录。”（薛良《歌唱的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8月第二版）通过对歌唱方法的历史回顾，我们深切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人类文明的进程及其轨迹。歌唱艺术及其方法的发展依赖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同时，时代的艺术潮流及大众趣味也会为歌唱艺术的发展打上深深的烙痕。在西方，歌剧发端于文艺复兴运动，而人文主义思潮背景下的新型阶层――资本家和城市市民则为歌剧提供了发展的土壤。19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的大剧场和大乐队则对人声提出了新的挑战，推动人声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人声的科学认知的需求，导致加西亚发明了喉镜。医学上X光机的应用则让人们对歌唱看得更仔细，也使现代歌剧唱法从生理基础上获得依据，从而开创了现代歌剧唱法的新纪元。对唱法的第二层意思的解读更需要文化的高度及了解其广阔背景。就三种唱法的提法而言，无论我们持何种意见，都应该着眼于文化及人类学意义上的歌唱的人文性。歌剧演唱需要用声音去表达戏剧的内容与情感，艺术歌曲本身就是音乐与文学的精妙结合，需要演唱者的深刻领悟和表达。至于民歌，由于其中所蕴含的民族的、历史的文化内涵，同样需要演唱者深刻体味和领会。李双江的新疆情结、川江系列，胡松华的蒙古情韵、长歌万里以及王宏伟的西北豪情都印证着这个道理。现在之所以会对三种唱法提出许多批评，直接的原因我认为是：这一界定把人们引向了狭隘与技术的误区，阻碍了声乐事业的发展，给教育者、学习者乃至创作者带来了困惑。美声唱法以接轨西方而固步自封；民族唱法在大众化和时代性的口号下与民族传统日益背离。如有的论者所言，美声唱法宜改为“国际传统唱法”，民族唱法应探索中国唱法（与别国唱法并置），通俗唱法应无偏见地改为流行唱法并试着从艺术上提升。当然，这样一来又回到了三种唱法的路数，也许这本身又是一个悖论。

余秋雨提醒人们注意歌者刘欢演唱中的生命意识是颇有见地的。清人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历数人们对盆栽梅花审美的病态追求及由此带来的对美的戕害，联系歌坛的现状似也可以给我们以警示。歌者如梅，不论曲直、欹正、疏密，只要他（她）能尽情舒展蓬勃的生命，自然伸展枝桠且灿烂地开放，这本身就给社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并因此使歌坛因多元而具有生态美的意义。若以三种为行役，使万千歌者受其拘役，教者不假思索，受教者亦步亦趋，则会“斫直、删密、锄正”。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唱法而言，一是源头，是歌唱之始基；二是中与西，土与洋，美声与民族，更重要的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三则是在二的基础上再加上世界性的流行，现代化的魅影。三生万物，更重要的是“生”。是发生还是生产？――这直接关系着歌坛的生态和活力。现今我国社会正进行超越式发展，现代化的困境和现代文明下人的焦虑使人们通过各种途径追寻自己的精神家园，歌唱也是其中一途。如何诗意地歌唱，以博大的胸怀去抒发和关怀人类命运，这应当成为“生”的主题，这也是“唱法”升华的契机。

本文是2013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歌唱范型研究》（课题批准号13C375）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背景下草根歌手走红现象研究》（课题批准号13C37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