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思想精华承传脉络考

摘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精华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一脉承传：以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社会再生产经济活动中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世界观；以尧舜之道，作为进行社会再生产活动及变革社会的真理和遵照的规律；以孔子的大同小康论，作为社会经济建设的理想目标；以经济伦理，作为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方法等。

关键词：古代经济思想；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尧舜之道；孔子；大同小康论；经济伦理；经济管理方法；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4-0122-04

中共十向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并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两大目标。同志号召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复兴梦。“中国梦”的提出，是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思想精华的承传为基础的，它表达的是中华民族要对人类有所贡献的凌云壮志。它是由古代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到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再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发展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一、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的承传

从静态分析，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乃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众贤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意识现象或思考。因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再生产的客观事实，并加以思维、去伪存真而提炼出的科学的对经济社会活动的看法和观点，并被后世所推崇传承的思想精华。从动态上看，一种科学的经济思想一旦产生，就不因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消失，它有相对独立性，而被后世所承传。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任务，就是揭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精华产生发展的规律性，以古为今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思想的精华，从古代到近代，犹如一条红线，一脉相传，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第一，以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社会再生产经济活动中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世界观；以科学的“天人合一”思想，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并以其思想指导和进行社会再生产活动。初步认识了改造自然与变革社会的规律，推动了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如治洪水、定九州，兴修水利；以重民、裕民，民为邦本的思想进行社会变革。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中经封建社会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历了人类社会五个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将承传的中华民族祖先的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而发展到自觉阶段，指导了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取得了辉煌成果。

第二，以尧舜之道，作为进行社会再生产活动和变革社会的真理和遵照的规律。所谓尧舜之道，是指尧舜二帝的仁义立人品德、经国济民方略的当行之道理。依据孔子所述《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论，汉《淮南子·原道训》和唐代韩愈的《原道》对尧舜之道所承传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在经济上，“天下为公”，生产资料归公有，人民共同劳动，财富平均分配，无阶级剥削，社会成员均有物质生活保障；人际关系上，以仁与义做为立人之道，讲信修睦，相互关爱，“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在政治上，实行禅让民主制度，选贤任能，社会成员自由平等，均有参政权利。

孔子把尧舜之道称之为“大同”：《淮南子·原道训》评介尧舜之道，“一立而万物生矣”，“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韩愈不仅著《原道》，倡导从精神到物质都要遵行尧舜之道，而且作《师说》，让教师们担当起传承尧舜之道的历史任务。并要求教师把“传道”作为首要任务，其次才“授业、解惑也”。宋代王安石回答神宗变法图治“以何为先”时就建议宋神宗“应当效法尧、舜，何必学唐太宗所为呢？尧舜之道，选贤任能，而不烦琐”，“使天下之力创造的天下之财为天下人消费”，不准少数人垄断而私吞。宋神宗示谕：“卿可全心全意辅助朕，同舟共济完成这项改革”。于是，王安石便摧抑兼并，开源节流，革除旧习，开创新路。王安石认为不行尧舜之道，不光是“豪党之家”从事兼并，即使“阡陌闾巷之，”[1]任其自由放任，也能发展为兼并势力。近代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都主张“天下为公”，使“耕者有其田”。现代伟人，更加明确地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实行“三大经济纲领”，愿“六亿神州尽舜尧”。由此可见，尧舜之道的经济思想，不仅在古代受人民欢迎，即使到了近现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尧舜之道的基本内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作为必须遵行的经济规律，沿着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向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奋力迈进！

第三，以孔子的“大同小康”论，作为社会经济建设的理想目标。《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在鲁于12月与宾客到近郊大祭万物的“腊祭”（神农始作腊祭）仪式结束后，游息到鲁门，见门关闭，门两旁悬挂着国家典章以示人，孔子便借此而长叹！深有感慨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具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接着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子的大同小康论，反映着不同的经济基础，体现着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同的经济关系和不同的社会经济管理思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反映着原始社会末期，三皇五帝时生产资料公有制，无阶级剥削；人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平等互爱，同心协力，共享成果和福利保障；社会管理人员选贤任能，民主禅让；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民族联合一统天下的大道理。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为小康。”反映我国进入奴隶制和封建社会，将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变为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了。社会再生产“货力为己”；不过夏、商的奴隶制和西周的封建农权制，土地归王有，实为国有，又分给农民耕种，以劳役地租代耕公田，税租合一，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因此，农民都有份地以维持生存；三代均以礼义治国，故称三代禹、汤、文加之武、成和周公为六君子；由于政治修明，人民康乐，“是谓小康”，仅逊于大同。

因此，孔子的大同小康论，成为后世所向往的理想目标而承传。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之后，封建领主经济变为封建地主经济，田里不鬻变为土地自由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2]广大农民失去土地的生存条件，便揭竿而起，造成社会尖锐矛盾，于是人们向往三王时代井田制或王田制。董仲舒的限田论、王莽的王田论和北魏、隋唐的均田制，都想以夏商周的王田制、小康社会，解决秦汉以来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尖锐社会矛盾。到近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设想以孔子的大同小康思想变革社会，建立“公农”“公工”“公商”，作为社会再生产理想的经济关系。孙中山先生说，三代的井田制，是“我国固有的社会主义者”，“又是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脑际久蕴社会主义精神”，并说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3]为实现其理想，他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就是要共产。”提出，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的延续性”，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大同小康是中国人民的理想目标，是民主性的精华，所以被后世一脉相传，并被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予以实践。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实现小康的具体步骤。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的基础上，于21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一小康社会是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又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更是承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大同、小康理想目标的具体体现。

第四，以经济伦理作为社会再生产和经济运行的管理方法。经济伦理，①乃是将伦理对事物固有的气、形质、识别、分类、分辈、阐明其性质和用向及其形成发展规律的基本含义，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经济活动领域的组织、分工和控制，以理顺经济关系，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经济效益。我国炎帝神农时代就进行了农牧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社会再生产过程四个环节基本形成。对交换环节，进行时间（日中为市）、地点（部落间）的规定与管理。黄帝时进行了手工业与农业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为交换便利，并创造了度、量、衡；尧管理生产，因人、因地制宜，“水处者渔，定九州，地分等，征贡税；商汤进行了商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分化出商人为工农业产品交换而服务；周文王将各族人民划分为士、商、农、工四民，并要求四民“业分而专”，只有“业分而专，方可成治，是为和德”；周公进行设官分职，组织管理社会经济；荀子认为“明分使群”是富国之道，救患除祸之法，从理论上阐明了经济伦理管理方法的重要意义。

世界万物都有气、形、质三要素构成。然而“同宇而异体”。[4]无数的植物类、动物类、水产类，形体各异且不论，就人类而言，不仅有民族、形体的不同，就中华民族而论，生长在不同地区，人们的形体也有差异，素质也不一样；教育水平的不同，气质也不相同，但各有其用，为社会实现其价值。因此，“人伦并处”，“无分则争，争则乱，无分是天下大害。”故“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成为管理者“经国济民”的“枢要”之务。

管子传承文王、周公之法，在四民“业分而专”的基础上，又提出“四民分业定居论”，即“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士居间燕清静处，工就官府，商处市井，农就田野。”[5]这样，分业定居，有利于专心务本业，有利于社会再生产和理顺经济关系。

在经济管理思想上，运用经济伦理管理方法，分为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以区别管理范围的差别。如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有：老子的“无为而治论”、管子的“轻重论”、司马迁的善因多法论；企业微观管理有范蠡的“农商俱利论”和白圭的“乐观时变论”等等。这都是古代社会经济思想运用经济伦理方法，对社会再生产进行分类管理。在对事物认识、分类、序列的基础上，然后“以类行杂以一行（统）万”，②从而提高生产、工作效率，以促进社会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再生产过程范围的扩大，产品数量的增多，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无论是物质生产部门，还是非物质生产部门，都分化出许多新部门、新产业、新行业、新学科、新专业。这些又都需要各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胜任新的工作任务。因此，我国古代经济伦理管理方法，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得到了广泛传承和运用。如：在社会分工上，培养各类技术专业人才，充任不同岗位。定岗位，评职称，“业分而专”，以提高社会再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在人伦辈份上，保护弱势群体，弘扬尊老爱幼光荣传统，制定了《未成年保护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保证社会对儿童的培养教育，使未成年人茁壮成长及老年人老有所养，从而保证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在民族关系上，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经济上互通有无，政治上平等互爱，习俗上自由；在外交上，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传承古代“五湖四海皆兄弟”的伦理观，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制定和平外交路线，以邻为善，以邻为伴；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国力强弱，划分为“三个世界”，以采取不同的交往政策。这是从经济收入、政治态度识别敌友、分等级、划成分而组织革命力量孤立打击敌人而取得胜利的策略在世界革命中的延伸或运用。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伦理思想。

二、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传承脉络

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的传承，首先呈现出由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向国内外及空想社会主义承传的脉络。根据我国先秦文化典籍记载，在三皇五帝、夏、商、周的社会再生产实践活动中，对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的传承脉络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尧、舜、禹、汤、文、武六君王之间，不仅传承其道义，而且指导实践“行其事”。[6]第二阶段，由周公而下，孔子、孟子、荀子为臣之间的传承，而且“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祥”，[6]只是书本说教。第三阶段，先秦诸子思想文化在国内的传承。在秦汉封建地主经济确立后，产生过数次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激起了连绵的农民起义。思想改革家以“尧舜之道”，摧抑豪强，呼声不断。终于在近代“三座大山压榨下产生了”“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太平天国革命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等变法思想。与此同时，先秦诸子思想传到西方法、英、德等国家，如法国把启蒙思想家魁奈称为中国的孔子；德国黑格尔把中国老子的朴素辩证唯物论，颠倒为唯心辩证法，引发了欧洲文艺复兴和社会变革以及圣西门、欧文等人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

其次，由空想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由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传承的脉络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法国的社会主义学说，英国的经济学和德国的哲学，由马克思恩格斯传承、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揭示了物质世界发展的辩证统一、量定到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两个基本经济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第二阶段，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践行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了沙俄封建统治，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形成了“苏联模式”。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根据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链条薄弱环节，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并预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第三阶段，中国传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传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和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并且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共十，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传统社会经济文化思想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和发展“一个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五位一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决心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古代朴素社会经济思想精华承传与脉络的分析，昭示出：第一，中国先秦文化思想，不仅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也为欧洲带来了资本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文明的曙光，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第二，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源头在中国，由中国古代朴素低级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传到西方，再由西方高级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蕴着《易经》中深奥的辩证思想。第三，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成功实践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尧舜之道相结合，是人类和平解放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实现高级共产主义目标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王临川集》卷八十二.

[2]《汉书·食货志上》.

[3]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A].赵静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83.

[4]《荀子·富国》.

[5]《国语·齐语》.

[6]张一农.分配、交换、管理史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