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建国初期中缅边境剿匪作战及启示

时间:2022-06-18 06:28:59

摘要:探究建国初期中缅边境剿匪作战,并在分析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启示将有利于保障边境地区社会稳定,为边境地区的人们正常生活构建和平的环境,以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还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强化国防力量。本文通过浅要分析中缅边境土匪概况,并有效分析我军剿匪策略,对其所取得的成果作出一定的探究,进而得到有关中缅边境剿匪作战的启示,为今天反恐作战起着指导性作用。

关键词:建国初期;中缅边境;剿匪作战;启示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中缅边境的土匪肆虐,严重影响了我国在中缅边境的云南等省份正常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这就需云南军区部队采取军事进剿、政治攻势以及发动群众等策略,严厉打击越境土匪,对境外残留土匪予以瓦解措施。匪患问题对云南地区等边境的发展具有较为严重的阻碍作用,境内外土匪勾结,在境内,残余势力并不甘心失败,结合云南特殊地理环境以及复杂的民族结构,在边境区域采取游击活动,扰乱当地日常生活;在境外,相关的部队常越境骚扰当地边境区域人民生活。云南军区部队则根据形势发展,有针对性的采取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以便能够集中主要力量剿灭境内土匪,并对越境的残余部队给予严厉的打击,以保一方安宁。

一、中缅边境土匪概况

在1949年12月初,嫡系军队发动叛乱,云南人民武装以及二野一部,并协同相关的起义部队进行保卫昆明的战斗,四野与二野各一部从广西地区赶赴滇南地区亦增强扑灭叛乱军的力量。但嫡系残余部队往边境逃窜,引起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注意力,当即就发出通电,向刘少奇作出指示:从先头阻止残余部队向越、缅等地区前进,不可在后尾方向进行威胁或追击,以避免其退入越南等地,此外,我军还应采取政治攻势,以便能够策动该敌内部人员开展起义活动;对此,刘少奇则在回电中有效分析了残余部队目前形势和后续所采取的作战策略。我军加紧对残敌的追剿,并做好了与越南人民军合作剿匪的准备,经过长途追击,最终在蒙自、建水以及元江等地消灭的残余势力。

在1950年,少量残余部队逃入缅甸北部,之后,已逃往台湾的李弥等被派往缅甸予以逃亡地主、散匪扩充势力等进行收容活动。而李弥等在恶霸武装和土司头人等势力的支持下,组建了“云南人民救国军”,以妄图能组建队伍进攻中国大陆。此外,在滇西、滇南等跨距国境的土匪,多接收英、法、美等帝国主义的指导意见,对我国中缅边境采取破坏和深入活动,以此扰乱新中国的社会稳定。

在中缅边境土匪中,除了上述被所讲的国境线外土匪,境内匪患影响较为严重。云南和平解放之后,各地封建势力依据自身所掌握的地方武装,协同叛变的军,进行全省性质的土匪暴乱,并在边境线外的土匪势力予以勾结、依托。该土匪势力,存在多系匪首统领,常流窜于省、县等边界或者在国境线上作乱,大肆造谣破坏民族关系,威胁社会稳定。西南民族数量较多,对聚居于边缘山地或国境线,因而民族之间因历史问题仍然存在隔阂,在剿匪活动中,土司、头人等当地具有实力性的势力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暗中仍与匪特保持联系,部分势力则公开附匪。

国际势力与境内残余势力相勾结,造成反动势力日益猖獗,云南军区在分析境内外匪情时指出,号称国际志愿军的泰、缅、日、法等国军队,将侵犯云南地区为主要目标,并采取一定的作战准备,美帝国主义则大肆修建陆海空基地,并培养、派遣特务进入内部进行破坏活动。而李弥等残余势力,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采取跳跃骚扰措施威胁云南省的社会安宁、稳定。

二、我军剿匪策略以及取得的成果

(一)坚持一元化领导,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等相结合

1950年4月1日,中国人民云南军区在云南昆明正式成立,任命陈赓为司令员;在同年10月则组建剿匪委员会,陈赓担任主任委员一职。在各地组织相关的清匪委员会以及小组,并在情况较为复杂的县级地区,组建清匪联防指挥所,以便能够将边防部队和边境民兵、公安部门等有机统一,采取一元化的统一领导。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我军坚持军政结合、剿抚兼施等政策,遵循“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对中缅边境土匪采取强有力的军事打击;此外,群众力量不可忽视,因而当时云南军区相关领导者指示需重视发动群众的力量,尽可能地争取社会力量,形成剿匪反恶霸等统一战线。猛烈的军事活动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对当时的剿匪活动有着重要的帮助作用,做好掩护群众工作和支援剿匪军事行动,并在各部队采取奖励措施,鼓舞士兵的斗志,并增强信心。

同时云南军区还在剿匪活动中,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工作,争取瓦解敌军力量。1953年1月起,共连续发动了3次政治攻势,争取大量的下级官兵及逃亡人员回归国土;在同年6月底,共争取土匪1000多人,匪属及逃亡人员回国生产者有3000多人。在剿匪活动中展开政治攻势将能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强化边疆各组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以促进民族团结,保障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边疆各族的政治觉悟和增强其爱国观念,为剿灭残余部队和瓦解国外反动势力奠定了基础。

(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出台有针对性的少数民族政策

云南省人口较少,但其民族种类较为繁多,为25个之多,并聚居在边境地区,大多被土司、头人等进行分割统治,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中,迷信和宗教观念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以致于导致云南省的发展较为缓慢,思想开放程度较为滞后。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剿匪斗争在当时的剿匪作战中占据重要地位,亦是较为复杂的内容。若能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那么帝国主义所扶持的特务势力和土匪力量将会失去群众基础,我军在边防斗争上则获取到政治上的保障,有利于中缅边境剿匪作战胜利。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剿匪活动的军区部队,应严格遵守其相关的民族政策,积极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并适时揭露土匪的欺骗伎俩,消弱土匪的社会基础。军区部队在少数民族地区须严格约束部队,以规范化的遵守纪律和严格执行,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以便破除匪特的谣言攻势。在原有制度保持不变的情形下,尽可能的吸收具有代表性人物参与剿匪委员会,有关少数民族的措施都需事先争取其同意;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土匪,则采取慎重处置措施,在争取无效的基础上坚决歼灭,以便能够保障中缅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

(三)增强边防建设,深化

云南军区大力投入增修公路建设,并及时架设电话,积极建立部队住房,以便增强边防建设。云南军区结合实际情况,边防分区从3个扩大至6个;边防团则扩大至16个、3个独立营;检查站点则增添13个,积极改变云南省有边无防局面。此外,再结合边防建设,在经济方面积极开展,以便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需求,因此在剿匪斗争过程中,重视新解放区的工作。1950年6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颁布施行后,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运动广泛展开,同时根据中缅边境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的规定,国境线上的相关县则不考虑进行活动,并在接近国境线和内地等县市划为缓冲区以进行缓冲政策的实施,充实内容。

三、中缅边境剿匪作战的启示

中缅边境剿匪战斗结束后,境内匪患现象基本消失,极大地促进了国家边防建设;境外军在政治攻势下,其实力较大程度地减弱,最终在国际压力下大多撤回台湾岛内,剩下的残余势力则在60年代被我军剿灭殆尽。至此,中缅边境剿匪作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该剿匪作战与现今的反恐作战存在相似点,因而,可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需并用,增强政治工作力量

对于恐怖势力,坚决与之斗争到底,采取猛烈的军事手段和合理的政治手段,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以打消恐怖势力的嚣张气焰。开展恐怖、破坏活动大多带有相关的目的性和政治企图,这就要求我军在打击恐怖势力,需以其自身存在的弱点为突破口,进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争取瓦解其内部结构。

(二)重视民族问题,防止外部势力参与

现今的常以民族和宗教问题作为幌子,试图煽动狭隘的民族情绪,以壮大恐怖势力,策划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在我国,较为严重的恐怖势力为东突恐怖势力,窝居于新疆边境区域。我国需做好少数民族工作,以经济发展带动其文化发展和解决其物质生活需要,有效分开和一般群众,采取有效措施打击恐怖势力,极力抵制外部力量的插入,以防外部势力借助恐怖力量扰乱我国社会稳定。

(三)加强多国合作反恐力度,注重国防建设

中缅边境的土匪直至60年代才完成剿匪活动,究其原因则是我军不能越境追剿土匪,致使残余势力将国境线作为护身符,为作战胜利造成一定的阻碍。现今,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我国应吸取教训,增加多边合作机会,并与周边国家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增强情报交流,以便能够推动反恐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保障国内和国际上的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宁。另外,还需加强国防建设,完善边防设施,积极创新边境控制的方法,促进与其他国家的交流趋于规范化,根据大量资料显示,做好提前预警工作,以便能够在破坏活动开始前进行有效制止,保障社会稳定。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在中缅边境开展的剿匪斗争,在政策上采取镇压和宽大处理的方式;在地方则广泛开展活动,消除土匪所依赖的群众基础,最终基本肃清匪患;标本兼治以彻底治理匪患,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将为现实社会生活中打击暴力犯罪和黑恶势力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作者单位: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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