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暖凉山 第7期

记者的天职是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行动，永远在第一现场，永远在需要的人们身边，永远在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哪怕是涓涓细流、点点滴滴。

我最早走进凉山始于13年前。

1997年，中国记协、国务院开发办，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组建“中国百名记者志愿扶贫团”，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记者分赴全国各地贫困区。这一举动在当时被称为“新闻扶贫”。我作为天津日报记者，代表天津地区新闻工作者参加“中国百名记者志愿扶贫团”，奔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临行前，我查阅中国地图，在四川省西南部找到了凉山――一片由深黄和浅黄涂成的山地。没想到，此行我与凉山结下不解之缘。

凉山在上世纪50年代才结束奴隶制，百废待兴。我和同行的记者马不停蹄地深入彝族乡村入户采访，当地的贫穷和落后令人触目惊心。贫困导致教育落后，失学的孩子很多。凉山孩子求学要付出我们难以想像的代价，他们读完小学和初中都很难，读完高中更难。中学毕业之后即使能考上所向往的学府，也往往没钱报到、无法继续深造，许多孩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手里的录取通知书变成一张废纸，甚至有的学生或家长因此绝望自杀。教育落后导致人口素质低下，人才外流，人口素质低下又加重了凉山的贫困，形成恶性循环。

从凉山返回天津以后，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日子，我一遍遍问自己：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无疑，作为记者，我的手里有一支笔，我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集中在了这支笔上，集中在了所写的报道上，于是昼夜不停地写作。几天几夜之后，万余字的“凉山纪行”摆在面前，一页页稿纸留下点点泪痕。从1997年10月9日开始，“凉山纪行”系列报道连续5期刊发于《天津农民报》一版，后来又转载于《天津日报》。让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我的心情成为无数读者的心情，我的问题成为无数读者的问题，我的愿望成为无数读者的愿望。

自从“凉山纪行”公开发表的那一天起，我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开始不停地响起，读者来信也纷纷寄到编辑部，在我的办公桌上堆成一座小山。与此同时，我还要与报社同人一起接待大量读者来访，接受每一笔捐款捐物，登记入账，写工作日志，编发并采写关于读者动态的跟踪报道，同步宣传读者扶危济困的义举，同时在报纸上开设“爱心榜”，在里面公布每一个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数额。除此之外，我还要完成每月4～5个专版的本职工作。下班以后，我留在办公室，一针一线缝制邮包、邮袋，或者把读者捐献的衣物、文具装满一个个纸箱，以备第二天一早送到邮局，寄往凉山。我每天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都是在晚上10点钟以后，连续三个月，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3个小时以上。在此期间。两次病倒，却没有一天停止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我与报社同人商议，一致同意用善款在凉山建一座希望小学。我们所能奉献的不过是杯水车薪，但是提高凉山的人口素质却是当务之急，建校助学是我们力所能及而且意义深远的事情。我通过发表文章，与读者达成共识：让凉山多一个孩子读书，凉山的未来就多一分希望。

千难万险，义无返顾

13年17次进凉山，这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而事实上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唯有自己知道的默默承担与付出――

走进凉山高寒山区工作，是我所经历过的最艰险的过程。需要承受的艰险和辛苦千百倍于人们的想象。凉山彝族自治州，辖区内是一片重重大山，高山险壑，重峦叠嶂。在那里，一年四季自然灾害不断，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一棵放倒的大树充当独木桥，而这往往是进山的必经之路，

桥下湍急的河水发出雷鸣般的怒吼，当地有不少孩子和老人，就葬身于这样的急流中，

坐在奔驰的越野车上，行驶在峭壁上炸出来的羊肠小道，车窗外，看不见路面，只能看到波涛滚滚的金沙江。

在那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随着海拔的变化，时而冰冷刺骨，时而热浪袭人，还有高山缺氧、呼吸困难、步履维艰；

霍乱、伤寒、麻风等在别处早已绝迹的瘟疫，在那里年年发生……

为了建立孤儿班，每年在雨季入户寻访大量孤儿，路途遥远、分散，路况泥泞、危险，经常遇到飞石、塌方、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各种险情，道路中断、与惊险交臂成为寻常事。2007年我冒雨进山途中，汽车失控，险些跌下悬崖，坠入正在上涨的河水之中。幸好在悬崖进有一块石头挡在车轱辘下面，才保住了一车人的性命，

2009年8月我进入凉山乡村工作第一天，道路就被泥石流、山体滑坡、飞石滚落、路基塌方等阻断5次，甚至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车时可以眼看着石头在正前方滚落；

为了建立孤儿班，我每天早出晚归，在高寒山区入户寻访孤儿。酷热的晴天，汗水竟然会把头上的遮阳帽湿透，皮肤被烈日晒伤，痛得不能碰，连续阴雨天，必须脚穿长筒雨靴跋涉在泥潭一样的路上，几天下来，脚上腿上尽是血泡，我就在背包里装上创可贴，随时给自己受伤的皮肤“打补丁”……

13年来，不知多少回在工作途中遭遇伤寒、霍乱、麻风、艾滋病……当我面对正在绝境之中挣扎的孤儿和老人，面对孤儿一双双表情复杂的大眼睛，就会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心中只是因他们的痛苦而痛苦，因他们的绝望而绝望，只愿一心做事使他们得救。只有他们得救，我才能得救。长篇通讯《情暖凉山》见报之后，很多读者一边哭一边给我打电话，不断有人问我：那么危险、那么艰苦的环境，为什么你身为一个女人，去了一次之后还敢去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至今已经13年17次进凉山，并且正在做，还要继续做?我的家人看了报道之后说：这13年来，你进凉山独自承担了那么多危险和劳累，我们天天和你在一起，你一直都瞒着我们。

我想说的是；我们到那里去工作，无论承受了什么，我们终究要回来。而那些凉山彝族同胞呢，他们却是要在那里度过一辈子的。过去、现在、未来，他们祖祖辈辈都要在那里终其一生，而生命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同样珍贵。我是一个记者，记者的天职是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行动，永远在第一现现场，永远在需要的人们身边，永远在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哪怕是涓涓细流、点点滴滴。

埋头付出，杳无声息

在这13年当中，除了进凉山期间的艰辛，其余时间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不为人知的时候独自一人做大量繁琐、细致的事务性工作：详细考察受助地区、受助学校，受助学生的情况，向捐助者提供一份份资助方案、可行性建议，阅读并整理一摞摞受助学生申请表和自传，发送赈贫赈灾物资的方案，制定扶贫助学标准和实施细则，工作完成之后向捐资者回馈全套资料，打电话向班主任了解受助学生情况，收阅并回复学生来信，手把手教会凉山孩子怎样给捐助人回信。怎样与外界沟通，以讲课、座谈、书信等方式教导学生传递人间大

爱、回报社会，全程跟踪没有监护入的孤儿、无助的老人、贫困母亲等并给予及时救助，代替读者和社会各界把衣物、善款寄往凉山……

13年来，我在工作中始终恪守三个不可动摇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在实施每一个扶贫助学方案、动用每一笔捐款的过程中，都要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协助下亲力亲为，不委托中间环节。“我一定把您的善款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这是我对每一个捐赠者的承诺。言必信，行必果。

第二个原则是每一笔捐赠，无论多和少，多则数万元、少则几元、几十元，都必须有受助者给捐助者的亲笔签收单、亲笔回信、或当地学校、老师、干部等协助者的收据等进行回复，数额较大的善款，还必有受助者在领受现场的照片或录像，每次受出资人委托购买并发放大米、棉衣、棉鞋、棉帽、文具、生活用品，要有受助人签收单、购物发票或收据、发送现场照片等，作为缺一不可的全套资料回复捐赠者。同时，还提供资料介绍受助者的真实处境或生活、求学的故事，比如受助贫困生写的自传、由我整理的采访记录等。

第三个原则是为了避免在凉山工作期间的浪费而制定的：作为资深记者，我对国情的了解很清楚，对凉山贫困的了解更清楚，避免在凉山工作期间在餐桌上和其他方面的浪费。为此，每天都要在下乡出发之前自费采购面包、馒头、成菜、瓶装水作为午饭。当我面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房屋不蔽风雨”的凉山彝族同胞，就感到每浪费一分钱都是有罪的。唯有节俭朴素、省下分分角角，才能积少成多，用在助学扶贫等凉山最需要的地方。

承担责任使命

13年的扶贫助学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有的是风风雨雨。

早在1997年就有人认为如此真实地报道贫困会犯政治错误，“凉山纪行”系列报道之三见报的当天深夜，也就是在我和报社领导、同入、读者为救助凉山夜以继旧紧张忙碌的时候，有“好心人”给我家打电话说：“奉劝你立即停止撰写和发表报道，立即停止为凉山捐建希望小学，否则你会有麻烦，会犯政治错误，会停职检查，甚至丢掉公职。你的下场会很惨!”我毫不迟疑地做了答复，我的回答是那么坚决，坚决到连我自己都吃惊：“我写的报道和做的事都是出于记者的良知和职责，我做事的习惯是有始有终，半途而废不是我的性格。即使我的结局被你说中，也在所不惜。我做过的事，从来不后悔}”此后不久，上级部门收到匿名的举报信，把一场由读者和新闻工作者自发形成的扶贫助学善举歪曲为“非法集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天津日报》和《天津农民报》领导坦然面对，写了书面报告，说明事实真相，风波得以平息，并取得了这场扶贫助学行动的圆满成功。

当我面对那些断粮的家庭，我的眼前只有在饥饿中挣扎的生命，当我面对那些因为交不上学费而哭泣、在学校里一天只舍得吃一餐的孩子，我的眼里只有那些孩子；当我面对挣扎在生死之间的孤儿，我的眼里只有那些孤儿，他们需要刻不容缓的救助，这是没有走进凉山的人所难以想象的。我只想恪尽记者的天职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在这13年当中，总会有人问我：你为此付出了那么多属于个人的时问、精力和财物，你还要承担那么多艰险、困难和压力，到底为什么?凉山的受助贫困生俄木沙尔也在来信中说：“当我听县上的干部讲起您这么多年所做的一切，以为这个记者一定是个男的，那天我在电话里听到了您柔和的声音，才知道您是个女记者，心里特别惊讶：凉山的地理环境、交通、气候、治安等各种条件那么恶劣，一个生长在沿海城市的女性，去过一次之后竟然还敢去二次、三次、四次……年复一年，没有间断。”我并不那么坚强。可是为什么不给自己留退路?为什么毫不犹豫?为什么将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13年来，无论经历多少波折，我都无法对深陷痛苦绝望的人们转过身去。每当耳闻目睹哪一个孤儿、老人、贫困学生、贫困母亲正在经历苦难，或哪一个家庭已陷入绝境……我的心都会紧缩、痛楚难言，如同自己在遭受那一切，他们的饥饿、寒冷、绝望、焦虑、无助……都如同由自己身受、无二无别，我只有竭尽全力让他们得救，我的痛苦才能消失，自己才能得救。

自从决定把面向凉山的扶贫助学当作一生的事业来做，我就面临着繁重艰苦的工作，也知道属于个人的时间精力终归有限，因此我早在十年前就自愿选择了退居二线工作，而我当时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具备公认的业务能力。好友们坚决反对。说：“你傻了还是疯了!谁都知道那样的岗位没名没利没前途!”而我心里清楚，要让凉山彝族同胞走出痛苦和绝望、拥有未来和希望，自己必须充当桥梁、担当责任、成全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扶危济困的真诚心愿，必须放下个人得失，必须学会舍弃许多为人们所看重的身外之物。直至今日，我仍是二线部门的普通记者，仍然怀着13年前的初衷、信念、情怀和誓愿，眼看着凉山受到关怀的苦孩子一天天、一年年长大成材，改变了一生命运，看到那么多濒临绝望的家庭得到救助绝处逢生……我就拥有了莫大的幸福快乐，拥有了无比珍贵的人生财富。特别是每当收到凉山贫困学生被大学录取的来信、以及毕业工作的消息，总是难以抑制喜悦的泪水，一遍遍喃喃自语：“真好啊，真好啊，真值了，真值了……”

13年前，我第一次采访凉山之后，一遍遍问自己：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凉山纪行”系列报道见报之后，难以计数的读者问我：“我们应该为凉山做什么?应当怎么做?”13年前，我们与读者达成共识：“希望在教育。让凉山多一个孩子读书，凉山的未来就多一分希望。”

13年后，受我们帮助的无数凉山孩子正在怀着与我们同样的心情面对社会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常常对我说：“我的愿望是要像你们一样。请张妈妈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如今在凉山，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正在继续接受读者的资助，他们在写给我的信中倾诉这样的心声：“以前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当我听您讲述读者故事的时候，当我接过助学金的时候，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爱是那么真实。”“我除了泪水，什么都没有。我是孤儿，长这么大，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被爱、被尊重。”“我不喜欢哭，但是我感动了，也流泪了，我觉得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爱、是真诚、是信念。我希望我有能力的时候去帮助别人。”……

13年了，我们的期待没有落空，我们点点滴滴的付出都化作了星星点点的希望，播撒在那片荒凉的山地上，成为种子，在繁衍、在生长、生生不患。

13年间，我们也把“位卑未敢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属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责任感、使命感留给了社会、留在人世间。这笔无价的财富，代代相传、生生不患，永远有利息留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