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女大学生村官引发的争议

19岁的大二女生白一彤大概算是这一个多月来知名度最高的大学生了。2009年1月14日,从高票当选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村委主任那一天开始,她就被媒体推上了风口浪尖。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等或知名或主流的媒体都先后报道了她当选村委主任的事迹。报道的焦点都集中在了――

还没毕业就去竞选村官;

在她竞选的背后,是一个强大家族的支撑;

选举是否存在贿赂;

在学业和工作之间,她将如何权衡;

……

带着种种疑问,我们采访了这位陕北女生,希望还原一个生活和工作中真实的白一彤,一个既有着村委主任的成熟又兼具大学生的稚气的女生,并以此分析大学没毕业就去当村官是否可行。

没想到,白一彤的一句“把自己当作别人,把别人当作自己,把别人当作别人,把自己当作自己”,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作出这个选择,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至于她能否坚持到底,带领高杰村村民闯出一条路来,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小的梦想是当作家,希望有一天能像托尔斯泰、雨果、高尔基那些大作家一样,用文字描述自己的母亲,连书名都想好了――《我妈》。母亲是典型的家庭妇女,她的为人处世给了白一彤莫大的影响。所以,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白一彤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文系,希望有一天能把母亲的一生留在白纸黑字里。

然而,白一彤的生活却在今年年初急转了个弯。2月底,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阳光很好,气温却依旧很低。比起南方,黄土高坡的春天总是来得比较晚,那漫山遍野的枣树还是光溜溜的不冒一颗芽。倚在村口墙皮剥落的窑洞口,1990年出生的白一彤比同龄人多了一份稳重。从1月14日正式走马上任担任村委主任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来,她就住在这窑洞里。

一个多月前,白一彤跟班主任说要请一个星期的假去参加高杰村村委主任的竞选。班主任听完后瞪大了眼睛:“我没听错吧?一个星期的假我批不了,你得跟系党委书记请去。”好朋友陪着她一起走进了系党委书记的办公室。

虽然安康学院历来重视三农问题,农学系有不少毕业生分布在安康市各个乡镇、村,但是系党委书记听完白一彤的请假事由,还是不由分说地加重了语气:“你还没毕业,要是竞选上了,学业咋办?”

“我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我自然会两者兼顾。”白一彤没有松口。

见她如此坚决,书记撂下了一句:“那你去吧,去了就别再回来了,我把你开除了。”

要强的白一彤最听不得的就是别人的威胁,心想:开除就开除呗。咬着嘴唇淡淡地说了一句:“那我走了。”把一脸怒气和惊讶的党委书记留在了身后。

然而,一走出办公室,白一彤还是忍不住问陪同的好友:“他会不会真的开除我啊?”好友安慰道:“学校开除一个学生不是那么随便的,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要说一点焦虑没有那是不可能的,白一彤还是很想拿到毕业文凭,然后专升本,读硕读博的。不过,在这个女孩的人生经历中,从来就没有“后退”这个字眼。从书记那里出来后,她又去跟班主任打了声招呼。班主任知道自己阻挡不了,随口问了句:“能选得上吗?”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白一彤对村委主任这个官职毫无概念,她不知道村委主任究竟是干吗的,甚至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农村,对于一个条件优越的城里女生来说,是陌生而又隔阂的。1990年,白一彤出生在高杰村,6个月大时随爷爷奶奶父母迁居清涧县城,上完中学后举家搬到西安,2007年考入安康学院中文系专科班。老家高杰村,这个满眼是黄土坡和枣树、家家住窑洞、一天只通两班班车到县城的偏远山村,在白一彤的记忆中只是三个零碎的画面。三岁时回老家随奶奶一起打枣,那画面是红彤彤的;9岁时亲戚去世回去参加葬礼,那画面是眼泪;2008年奶奶去世葬在老家,那画面是心痛。

把三段记忆拼凑到一起,对于高杰村,白一彤还是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除了那看得到的长在树上的枣子,还有这几十年来丝毫未变的窑洞。在白一彤眼里,高杰村是一幅静止的画,十年前和十年后一个样。

可是,这点单薄的记忆,能成为她竞选的资本吗?若不是父亲的那通电话,她应该还是坐在教室里上最喜欢的古代汉语课、选修的古筝课,偶尔也会逃掉一些无关紧要的公共课去图书馆,或是在课少的星期五从安康跑回西安,满大街地去淘毛公仔。

去年11月20日上午,白一彤正在学校上课,父亲突然来了电话,说老家高杰村选了4次村委主任,都因票数未过半没成功,她的户口还在村里,建议她回去竞选。

如今,在借住的这个破旧的窑洞里,床头摆着从学校带过来的星际宝贝、海绵宝宝、啄木鸟伍迪,屋子的一角安静地放着古筝和电子琴。房东舍不得电费,从家里搬过来的电子琴,白一彤硬是一次也没有弹过,上面积了薄薄的一层灰。

白一彤很坦率地承认,她竞选的最初动机部分是出于“好玩”。但更多的是为了了却爷爷、奶奶和爸爸的心愿。爷爷在村里很有威望,曾做过清涧县农业局副局长,一直记挂着村子的发展。父亲白延林年轻时当过兵,目前的身份还是高杰村镇的干部,供职于西安某杂志社,他做梦都希望村民们有一天能够摆脱贫困的命运。

挂了父亲的电话,白一彤动身回了一趟老家。进村后,这个在西安住着三百多平方米复式结构的大房子,在学校月生活费逾2 500元,看到喜欢的毛公仔眼睛不眨一下就买下的女孩,却惊呆了:村民喝水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去背,整个冬天不能洗澡;红枣是村里的龙头产业,可是收购价低到每斤8毛钱还是推销不出去,白一彤亲眼看到不少农户用晒干的红枣烧炕,以省下买煤的费用;连续5年,村民家庭年均收入1 000元,“连吃盐、用电,都不够”;小孩子们用泥巴、树枝和瓶子当玩具,浑身脏兮兮的。

高杰村呈现给白一彤的这第四个画面,让这个家境优越的城里女孩深受刺激。这一次,她是发自内心地想要改变老家的贫困,“让他们可以拥有跟我一样的生活”。回到西安后,她征求了父亲的意见,商定了一套高杰村发展方案,从父亲提供的80条建议中选出了10条,写进了竞选提纲,并在竞选资料上贴上爷爷奶奶的照片。

1月8日,在四次选举均因票数未过半以失败告终后,高杰村再次召开选举大会推选候选人。白一彤本人没有到场,但仍以94.5%的得票率成为候选人之一。

1月13日晚,白一彤匆匆赶回高杰村。1月14日,正式选举日。村民自发地放鞭炮、燃烟花,敲锣打鼓在村头欢迎她,树上挂着“白一彤加油”的条幅。高杰村461位选民参加了投票,是该村历年来参加选举人数最多的一次。

演讲前,白一彤用古筝演奏了一段《沧海一声笑》,然后发表题为《打造黄河岸边第一村》的竞选演讲:“假如大家选择了我,我将以一名大学生的聪明才智,无私地带领村民,着力打造黄河岸边第一村……”她承诺在几年内带领父老乡亲做好10件大事,包括打深井解决群众喝水难问题,修建一条环山公路,发展红枣加工业、养殖业,建综合服务大楼,办农民科技培训学校等。

白一彤最终以450张选票高票当选。她的竞争对手、另一候选人白治家仅得了两票,他后来这样向媒体表述:“白一彤的演讲赢得一片掌声。当时,我知道自己肯定败给这个小姑娘了,但还得撑着。”不过白治家没想到自己最后只得了2票,其中1票还是自己投的。

和白延林不一样的是,白一彤的二伯白延平,5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并不支持自己的侄女竞选村委主任,他认为学生就该好好学习。可是在竞选现场见到那么多白一彤的支持者,他还是非常震撼,拍了拍自己侄女的肩膀:“你下不来了!”

是的,她下不来了。得知自己的票数后,尽管白一彤还能对着无数的摄像机用手指摆出喜悦的“V”字,但是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村民们对她抱有很大的希望,她感觉自己压力很大。“要干实事,多说无益”,这是白一彤对自己当时沉默的注解。

憋着的一股子劲,一上任就爆发了出来。村里环境不好,垃圾遍地可见,她组织成立了环卫大队;村民生活单一,她成立了秧歌队;紧接着,养殖协会、劳务输出协会、农产品协会跟着成立。一番精心准备后,大年初三,高杰村农民趣味运动会拉开帷幕;大年初六,这个在家里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洗过的女孩领着400多人上山修路,站在一群陕北汉子中间,尽管磨出满手的水泡,她仍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连那些大老爷们暗叹不如。

可是,这一切的花销都是白一彤自掏腰包。竞选时承诺给每户发1 000斤煤,是父亲白延林到榆林18家煤矿争取来的捐助;举办运动会,饮料、奖品,都是靠父亲和二伯这两台“取款机”;修路的大铲车,是她偷偷用1.5万元的压岁钱和私房钱租来的。

白一彤已经上任一个多月了,可是村里的账目还没有移交。会计和出纳本应各司其职,可是村里的这个会计想一人身兼两职。白一彤不同意,此人干脆连日常会议也不出席。白一彤想要把账查个清楚,可是越查越觉得老账是个“无底洞”。村里唯一的财政收入是每年土地承包出去的2万元,可是支出却远远高于这个数字。白一彤为此放下狠话:“我一定要查下去,谁造成的亏空谁补回去,实在不行,就走法律程序。”

在带领环卫大队拆除一间多年来阻碍村里交通的铁皮房时,与高杰村镇政府一名雇工发生冲突,白一彤还挨了拳头。“从小到大还没被人这样打过”的白一彤把自己关在窑洞里哭了一场,因为这让她感觉很受辱。

同之前竞选村委主任一样,村委副主任和村委委员也因无人得票过半而失败,村委会至今也只有白一彤一个“光杆司令”,她目前的工作由村民议事会帮衬着,因此村里上上下下的大事琐事都由她一个人扛着。大到因为修路触及某些人的利益而上了《东方时空》,小到邻里之间的矛盾。白一彤在学校时就是个喜欢安静的人,在古代文学、历史间徜徉,在古筝和电子琴中陶醉,在民族服饰和花草之间流连,她最怕看到别人吵架。8个人的女生寝室里,她从不参与卧谈,那在她看来有些无聊,“她们不是聊电视剧聊明星,就是谈恋爱玩游戏,再不就是因为一些小事而争吵”。所以,她身边的好朋友是清一色的男生,“女生比较小气,纷争也比较多,我这人比较直,不喜欢绕来绕去”,跟室友的关系并不融洽,又怎么处理村民间的纠纷呢?白一彤摸索出了一套方法,一般鸡毛蒜皮的事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自己不吭声,两边的人闹一阵也就完了;遇上特别固执的,尤其争吵的双方是老人时,她会耍起“小女生性子”,一口一个“老爷爷”、“老奶奶”地喊,还非赖着要两家人当众“握手言和”。

小事上,使点性子就好了,但更多的事情需要真刀真枪的管理。村民们一向没有什么纪律观念,更没有时间观念。2月21日预约第二天采访的时间,白一彤告诉笔者她当天11点要召集村民开会。尽管她在高音喇叭里喊了一遍又一遍,可是一直拖到下午1点,人才陆陆续续到齐。这样的情形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令白一彤大伤脑筋。为此,她想到了大学里的军训,把全村按地域分成3个营,9个连,每个连再分几个班。这样层层负责,“上传下达”,有什么事情很快就吩咐下去了。

在白一彤看来,自己的角色转换得挺快。她已经可以和当地村民一样住半夜解手也要出门走几十米路的窑洞,忍受油腻的头发,但仍忍不住偷空隔两个星期去县城洗个澡。她的“打造黄河岸边第一村”已经提上议程,其中一项就是要修一个老年活动中心,盖个澡堂。这一个多月来她还在进行各种论证,希望发展村里的红枣产业,建成红枣烤坊、枣酒加工厂。白一彤独有见地,想要依赖枣树良好的质地,发展木雕行业。另外,她还想把高杰村这个明朝时就很繁盛的古村建成一个旅游基地。这些愿望是美好的,但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资金投入,难道又依靠自己的家族吗?

白一彤不希望这样,她想融资,但谈了两个都没谈成。一堆的事压在她身上,“累到随地躺下都能睡着了”。面对媒体纷纷问她什么时候才能兑现竞选时承诺的10件事,白一彤有些烦了,有时也会暗自问自己:“我当时怎么会选择这条路呢?”

好在晚上,她有足够的时间来整理自己的心情。窑洞的门一关,白天的生活相去甚远。“懂得享受工作,也懂得享受生活”,在这个狭小的世界里,她会拥着床头的玩偶看书,自学大学课程(安康学院为她制定了特别的学习计划),甚至拨一下古筝,幻想有一天自己把村子发展好了,就办一个民族服装厂,汉朝的服装比较隆重,适合领导出访;唐朝的服装比较暴露和大胆,可以给明星穿;维吾尔族的服装给小孩穿上特别漂亮……安康学院中文系出来的历届毕业生大多是去当老师,但白一彤觉得爱好广泛喜欢看闲书的自己会“误人子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走上三尺讲台。她倒是想过,村委主任三年任期满后,如果村民要她留下来,她会继续任职下去。“别人愿意怎么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至于后悔,是不可能的,就算做错了,我也不会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