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前进报》前身《东江民报》

《东江纵队图文集》出版后，受到当年战友和广东历史学者的关注，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立平更是率先撰文评论（见《红广角》2016年第4期）。与此同时，他打电话和写信给我，了解《东江民报》出版的始末，要我提供准确的史料。鉴于当年报社同仁俱已先我离世，深感责无旁贷，因而欣然命笔。

《前进报》的前身是《东江民报》，而《东江民报》的前身则是《大家团结》报和《新百姓》报。谈《东江民报》不能不回忆它的前身。

1940年8月上旬，东移海陆丰的曾生、王作尧两支抗日武装，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突破军队的围剿，重返惠东宝前线。广东省委随即派出老红军尹林平担任曾、王部队的政委。9月中旬，尹林平在宝安县布吉乡上下坪村召开干部会议，总结五个月来东移海陆丰的错误和教训，确定了在东江敌后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不再使用政府第四战区的番号，改编成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会后，曾生便率领第三大队挺进东莞大岭山区，王作尧则率领第五大队在宝安阳台山和广九铁路两侧活动。

这时，曾生、王作尧两个大队加起来才两百人，经济也十分困难。但是，曾王两位大队长都很重视宣传工作，深知唤起民众、团结起来、坚持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因此，各自作出决定要出版一份报纸。1941年1月，第三大队的《大家团结》报便在东莞创刊，负责人是杜襟南。这张四开小报起初是用钟灵机石印，第五期才改为油印。同年2月，第五大队的《新百姓》报也在宝安一个沙梨园诞生，负责人是李征。这两张报纸的人手都很少。拿《新百姓》报来说，只有李征、杨奇、史明、王培兴、王铁锋、廖荣六个人。由于人力物力不足，两张报纸的印数不多。

到了1941年7月间，曾生、王作尧两位首长商量后，决定将《大家团结》报和《新百姓》报合并，并且商定：《新百姓》报继续出版，《大家团结》报则改为以干部作为读者对象的十六开杂志。两报合并后，由杜襟南任《大家团结》杂志社社长，李征则任《新百姓》报驻宝安特派员①。于是，我便在8月间将《新百姓》报搬到大岭山下莲塘乡的水浸i去。由于人员倍增，工作、学习、生活都很有规律，每天晚饭后还由何太教大家唱新歌。可是，为时不久，9月中旬，的徐东来部队却从惠州远途奔袭，我们报社只好在水濂山隐蔽了几天。期间，第三大队奋勇抗击，与徐东来顽军打了几仗，伤亡较大。曾生大队长与邬强等人研究之后，由曾生率领两个中队转移到宝安去，邬强则带一个中队留下来坚持斗争。这样一来，我们报社也就从水濂山下山，回到宝安继续出版《新百姓》报了。至于《大家团结》杂志，由于战争环境和条件不足，始终未能出版。

这一年，曾、王部队逐步发展，不断有国统区和港澳地区的知名人士和知识青年参加。八九月间，原粤北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谭天度和省委宣传部的黄日东到达东江游击区，与杜襟南组成东江文化工作委员会，推举杜襟南为书记，统一领导新闻、出版和中山书院等工作。到了1942年1月初，文委建议并经尹林平、曾生、王作尧同意，决定将报社改组为《东江民报》社，由谭天度任社长，金石坚任报社中共支部书记，杨奇任主编；杜襟南和何太调出开展电台工作，李征和史明则先后到连队负责政治工作。领导上还决定《东江民报》要在1月下旬创刊。

于是，金石坚和我便将报社搬到白石龙山后新盖成的茅寮，加紧进行编辑出版工作。创刊词《投回祖国的怀抱》，是谭天度社长撰写的，但他年纪大，没有同我们住在一起，而是与曾生、杜襟南等人住在白石龙村的天主教堂旧址内。

这一期间，正是日本法西斯刚刚占领了香港，我们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指示，以及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部署，全力营救滞港文化群英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时候。从1942年1月8日开始，每天都有文化人或者爱国民主人士到达宝安白石龙接待站。11日到来的人比较多，主要有邹韬奋、茅盾及其夫人孔德b等10多人。12日到达的有恽逸群、张友渔等近20人。这些文化人大多是在天主教堂休息一晚，第二天就搬到白石龙后面山窝新建的茅寮去，这离我们《东江民报》社的茅寮不过100米。

1月20日，邹韬奋、茅盾、胡风、胡仲持、沈志远、胡绳、宋之的、黎澍、戈宝权等10多人，在杜襟南书记、谭天度社长陪同下，来到我们报社参观。这些文化界前辈对于游击区的新闻出版工作十分关心，看到誊写能手徐日青刻写蜡版的技术，甚感兴趣。参观完毕，杜襟南便请他们为部队留下一些墨宝，他边说边把带来的纸张笔墨拿出来。我一听见，便立即在四方桌上铺纸研墨。一开始，几位文化人谦虚一番，还是韬公最爽快，只见他首先执笔，写了“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大字；接着，换了一支小楷毛笔，题款写下：“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成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韬从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奋。敬书此奉赠，藉志谢忱。韬奋一九四二年一月廿日于白石龙”。接着，茅盾、胡仲持、胡风也各自题写了一幅。这时，金石坚同我耳语了几句之后，鼓起勇气对韬公和茅公说：“也请两位为我们《东江民报》报名和副刊《民声》题字好不好？”韬公并不推辞，再次拿起笔写了“东江民报”四个浑厚有力的大字，大家鼓掌叫好。茅盾却谦让一番，笑着走出茅寮去，幸亏黎澍帮忙，把他请了回来。结果，茅公也为我们新报纸留下了“民声”两个挺秀的字迹。这就使得《东江民报》从创刊起每一期都套印上韬奋和茅盾的墨宝。

文化群英参观报社之后不久，主要负责接待文化人工作的杨康华主任，考虑到这么多文化人聚居在白石龙附近，时间久了容易被敌人发现，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决定请乡民在阳台山的深坑、蕉窝、杨美村的泥坑搭起一些茅寮，作为文化群英的住所①。2月底，记得是《东江民报》出版了第一期几天之后，我便接到杨康华主任的命令，要我们报社负责接待韬奋、茅盾及其夫人孔德b、刘清扬、沈志远、杨刚、张铁生、于伶、章泯、袁水拍、戈宝权、黎澍、胡绳及其夫人吴全衡、宋之的及其夫人王萍等20人，带领他们转移到深坑村的山窝去，同时还派了一个警卫班在深坑山上放哨。我们报社的战友十分乐意接受这个任务，认为是难得的机会。所以，在以后的两三个月中，我们大家都自觉地关心这批文化精英，从各方面照顾他们，相处得很愉快。

在深坑住下来没多久，2月间日军进攻惠州、博罗，驻军不战而逃。我把韬公请进报社的茅寮，向他汇报了情况，请他为《东江民报》写篇社论。他稍加思索，便欣然答应，并且立即动笔，很快就写成《惠博失陷的教训》。他在文章中呼吁当局停止内战，同人民抗日游击队一道，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这是韬公在东江游击区期间所写唯一的社论，令我终生难忘。

根据廖承志、尹林平等首长的部署，被营救出来的文化人在东江游击区只是暂住一些日子，一俟惠州、老隆、韶关的地下交通布置好了，便要将他们转送到大后方去。所以，从2月上旬开始，我们《东江民报》社接待的这一批文化精英，便陆续有人上路了。最早离开的是茅盾、孔德b、胡仲持等人；最迟离开的是邹韬奋、胡绳、黎澍等人，这时已是4月中旬，部队第187师大举进攻东江游击区的时候了。

1942年这一年，可以说是东江地区军事、政治齐头并进的一年。在香港沦陷半个月之后，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到达东江抗日游击区，随即于一月下旬在白石龙召开了一系列的干部会议，决定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设总队部（参谋处）、政治部和军需处。同时，将原有的两个大队整编为一个主力大队和四个地方大队。2月初，会议一结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就找我谈话，说尹林平等首长商量决定，总队要办一份机关报，定名为《前进报》，并要在3月29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 创刊。

就这样，《东江民报》社便改组成为《前进报》社。《东江民报》只出版了六期便宣告休刊，但这并不是消极意义上的停办，而是标志着人民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提高。

写完了上述《东江民报》的历程，我想借此机会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长者的回忆录说是邹韬奋建议将《新百姓》报改为《东江民报》的呢？杜襟南和我早就对此作过调查，发现这一说法最早出自李征自费印的《东纵回忆录》中《韬公在宝安》一文。其实，韬奋、茅盾等文化人参观报社时，李征并不在场；不知是不是当他看到《东江民报》创刊号的报名是邹韬奋题写，便猜想成韬公的建议呢？还有钟紫，当时更是尚未参加部队，他是参照李征的文章，写成“韬奋还积极建议办一个代表民众说话的报纸。部队首长同意了，决定将《新百姓》改为《东江民报》”。至于为什么个别长者的回忆录也这样写呢？大家知道：当年处在战争环境，部队没有建立档案制度，也没有专人写大事记，一些长者在四五十年之后要写回忆录时，往往只能是由自己口述一些重要经历和主要情节，便由年轻的秘书执笔，整理成书。由于执笔者没有亲历其境，又没有档案可查，只好参考其他抗日老兵所写的文章。本来，引用别人的记述未尝不可，问题在于没有经过核对，信以为真，照样抄录，以致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