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周边地缘战略依托

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经济增长、能源需求、海上权益、海外利益等，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地缘空间成为中国持续发展的制约，谋求中国和平发展所需要的地缘空间日益成为中国战略日程中的首要课题。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崛起的震荡效应，也正在国际社会演化成一种群体性的焦虑，“中国人来了”（The Chinese Are Coming）迅速发酵成为一种神经质般的恐华情绪。“中国”“中国傲慢论”“中国过于自信论”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时髦舆论，2010年美国亚洲战略调整的一系列动作预示着美国正在寻求对付中国崛起的有效办法，大国崛起必然引发外部制衡的传统大国政治规律似乎正在中国身上应验。尤其是在亚太地区，朝鲜半岛问题、中日东海和困局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南海问题、中国与印度的龃龉及中亚国家的动荡不定，似乎都在预示着中国发展的空间正在受到挤压。部分学者热议的“C型包围论”、“O型包围论”以及“中国不高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的高涨，也正在内部挤压着中国外交战略可能的选择空间。

面对此等情况复杂的战略棋局，中国如何通过战略规划实施外交突围，为维护中国、安全和发展利益开辟空间，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紧迫任务。

为什么要强调经略周边

中国周边地区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脆弱的地缘政治区域。从地理特征来看，中国周边地区背靠欧亚大陆腹地，濒临太平洋和印度洋，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从政治特征来看，中国周边地区共有20多个大大小小的国家，而且大多是军事强国，核扩散的形势非常严峻，政治情况复杂，容易产生摩擦和矛盾。另外，从人文社会特征来看，该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经济和社会发展最不平衡和文化最多样的地区，历史关系复杂，彼此矛盾纠葛较深。

自2003年以来，亚太地区在中国外交棋盘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周边是首要”被明确为指导周边外交的战略方针，中国在亚太地区外交上也越来越积极主动，先后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实施“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强调积极开展亚太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

亚洲在中国对外战略棋盘中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中国的战略走向也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周边之所以上居首要地位，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周边地区事关海陆博弈态势，周边有事，则亚洲不稳

中国周边地区身处欧亚大陆东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天然是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大国。二战结束后，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框架逐渐被两极格局和意识形态高压限制，呈现区域内两极对峙的格局。这一格局在客观上为中国创造了战略的灵活控制，特别是随着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缓和，在该地区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结构，导致在两极对峙的大结构中产生了一个地缘政治的灰色地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发展，制约中国周边地区的两极格局和意识形态对峙高压解体，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地区地缘政治进入了构建新结构的寻求平衡期，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从20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开始推动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进程，以填补两极解体后的安全真空。2002年北约的罗马条约和20机制的实现，以及2004年6月欧盟由15国正式扩大为25国， 使得地缘政治形势出现了关键性的突破，西方国家的影响力逐渐从欧亚大陆西端进入中东欧，并沿着南欧和西亚逐渐进入中亚地区。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利用反恐的时机，将军事力量渗透进中亚、外高加索地区，在当地建立了军事基地和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随后抓住了伊拉克战争的时机，攻占和控制了伊拉克，从而在中东找到一个相对稳固的战略基地。至此，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西线获得了广袤的欧亚大陆腹地，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在2003年以来，欧亚大陆的德国、法国、俄罗斯、中国的所谓陆上四大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逐渐确立起了相应的政治机制。比如伊拉克战争之后不久，德国、法国、俄罗斯三边峰会机制确立，对于推动俄罗斯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现有的经贸关系和政治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和欧盟的关系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贸易额与日俱增，欧盟也开始启动取消对华军售制裁、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的讨论，为中欧关系发展开辟了巨大空间。至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通过多年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较高的阶段，特别是2005年夏天中俄联合军事演习的举行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实践，预示着两国的战略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一切都成为引导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周边地区事关中国发展空间，冲出亚洲，则走向世界

由于身处地理复杂、列国林立的复杂地带，使得中国的地缘环境极其恶劣，很难不会遭受周边动荡的“池鱼之灾”。近一百多年来，腹背受敌的压力一直是中国外交平衡的焦点，中国周边地区也充满了矛盾和摩擦。从历史上来看，作为中原丰泽膏腴之地，中国历来是四方袭扰侵略的对象。无论是塞防论者还是海防论者都明白，中国确保国内和平发展的首要前提是确保不受周边国家的侵略，才能争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和空间。从秦汉的匈奴到隋唐的突厥，从宋元的辽金蒙古到明清的俄日蚕食，中国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地缘压力之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印巴冲突、越柬冲突到朝核危机、问题、东海油气田开发、南中国海争端等，中国很少有机会不被牵涉其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周边环境一直不稳，先后爆发多个冲突。比如1962年爆发中印边界冲突，1969年发生中苏珍宝岛冲突，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等等，如何确保“和平周边”，历来是决定中国发展全局的一个战略议题。

历史上，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国实力决定了中国缺乏世界视野，不愿意冲出亚洲，养成了闭关锁国的保守传统。晚清以降，中国遭遇西方列强如狼似虎的袭掠，亦不乏亚洲邻国诸如日本趁火打劫者。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前门驱虎，后门拒狼”，此等两线作战使得中国注定首先打掉所谓“帝国主义的走狗”，才有可能和真正的棋手较量。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70年代的中越战争，以及两岸关系之间的折冲，说到底都不是和邻国的恩怨，真正的棋手是背后的美国和苏联。

更为棘手的是，作为天然的地缘大国，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一开始就处于不对称的地位，周边小国没有力量和中国较量，一旦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摩擦，全球地缘战略棋手必然会趁机而入，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态度越强硬，周边国家倒向全球棋手国家的速度越快，意志越坚决，反而令域外强国渔翁得利。

近年来，中国崛起速度很快，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该地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重要区域，也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对周边地区的高度依赖。从能源上来看。长期以来，中国原油进口的主要路径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回国，由此形成高度依赖马六甲海峡的“马六甲困局”。即便加上已经开工建设的中哈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原油和中缅天然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等路上管运通道，中国的四大能源战略通道依然离不开周边国家。未来十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在能源进口占总消费比例从现在的3%将会提高到2020年的20%，对亚洲国家的依赖将进一步加大。

此外，除在进出口上对亚洲国家的依赖之外，中国和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岛屿、资源等方面的纷争令中国始终处于周边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且不说域外地缘战略棋手必然会以此大做文章，随时引爆中国和周边国家外交的“地雷”，摩擦频发的事件就令中国防不胜防。区域化进程加快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区域公共问题。

有学者将中国与周边国家面临的公共问题区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涉及地区安全问题，包括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打击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等；第二类关乎区域多边经济开发，包括降低贸易壁垒、扩大相互投资、建立自由贸易区、区域货币安排等；第三类涉及广泛的社会发展问题，如贩卖、生态环境保护、疾病控制、突发性自然灾难等。无论哪一类问题，都将随着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深入而风险提升。由此可见，要想从周边国家的重重网络中突出重围，是一项异常艰难的战略任务。如果不能妥善化解这些问题和挑战，中国崛起的空间恐怕难有大的改观。

三、周边地区事关全球战略平衡，周边不宁，则世界不安

长期以来，中国周边地区背靠欧亚大陆腹地，面向浩瀚的太平洋，地缘战略地位事关全球，一直处于多事之秋，世界各大战略力量在该地区渗透很深，关系极为复杂。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斯巴克曼的“边缘地带”说，马汉的“海权论”，以及田中奏折中的“满蒙支点论”、冷战时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都是强调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价值。在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中，欧亚大陆依然是地缘政治的轴心，认为德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美国地缘战略棋手，美国的战略是旨在促进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多元化，“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国”以及任何威胁到美国霸权地位的反美联盟的出现，从而确保美国霸权地位牢不可破。因而，只要中国周边稳定，就如同抓住了“远东之锚”，整个亚太地区就稳定了。

作为联系美、中、日、俄四大国际力量的枢纽，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走向直接推动世界经济的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在“亚太宁，天下安”的地缘战略视点下，中国的战略走向对地区乃至全球变得尤为关键。诚如基辛格所说：“一个周边都是弱小国家而且拥有八亿人口的国家，谁来统治它，都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

二战以来，无论中国采取“一边倒”向苏联，还是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一条线，一大片”，中国战略走向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影响到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中国就像一个战略钟摆，无论它倒向何方，都会撞击出令世界侧目的交响。因此，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特别是当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稳定者”的形象，特别是中国自身稳定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战略意义。邓小平认为，中国“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不稳定就是个国际问题，后果难以想象。首先受到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因此，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周边地区对于中国外交具有首要意义。作为一个天然的地缘政治大国，即使中国毫无作为，也都难以摆脱海权与路权争夺的战略棋局，难逃地缘动荡之苦。在两极格局高压散去后，综合国力迅速崛起的中国本身就是左右地缘战略态势的显赫力量，无论怎样行动，它都将被视为战略棋手，影响所及不仅波及整个亚洲，而且还会影响整个世界。中国迫切需要确立一个周边战略支点，为崛起的中国开辟新的地缘空间。

怎样拓展周边战略平台

尽管以往的中国周边外交开展了大量工作，但周边外交思维过多走上层路线，过于偏重建立政府主导的多边制度外交。不仅中国如此，中国周边国家包括域外大国也把注意力集中于政府性制度网络，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区域主义和制度化的方案。结果，所有这些制度由于缺乏社会认同基础，过多受制于各国政府对利害关系的算计，往往在取得一定成果后就会触及“天花板”而止步不前。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朝核会谈等都经过了这一历程。

因此，受制于中国周边地区地缘权力结构和网络结构的双重制约，今后中国周边外交应该同时尊重传统地缘力量和新地缘力量之间的平衡，特别是把外交工作中心下沉，将自上而下的区域主义和自下而上的公共主义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区域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为和谐周边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上下结合，鼓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焕发

中国虽然不是世界的中心，但天然是东亚的中心，与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东北亚等次区域都有着直接的地缘联系。这种地缘核心地位为中国参与区域多边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巨大的地缘优势。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得中国与任何一个周边国家的双边行动都可能被其他国家看作是对本国的威胁，从而要求中国在周边外交必须确立多边主义精神。

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外交除了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磋商与谈判，与俄罗斯、越南等国全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还几乎参与了所有的地区多边制度框架，参与态度越来越积极，程度越来越深，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另外，地方政府参与周边外交的积极性也被广泛动员起来。比如云南省作为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和前沿，在推动该区域的经济合作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如广西在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中扮演了中国与东盟的重要合作纽带角色。众多地方政府的参与，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参与区域制度建设的模式。

今后要继续推动上下结合，加强分工配合。特别是鼓励地方政府发展各种次区域的合作，进一步挖掘地区多边合作的潜力。要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京津塘滨海高新技术开发区、环渤海经济圈、图们江—鸭绿江次区域合作和开城—首尔次区域合作及朝鲜半岛六方会谈机制结合起来，推动东北亚地区合作与发展。要采取一手抓中日韩合作，一手抓中国+东盟合作，推动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各种形式的地区合作，为和平解决创造条件。并将岭南次区域合作、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及中国和东盟区域合作结合起来，推动东南亚地区和平发展。要实现西南线的战略突破，大力提升云贵川渝地区合作带动能力，推动中国、印度、泰国、缅甸、尼泊尔、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泛南亚地区合作和各种次区域合作，逐步形成地区合作发展的新格局。要把加强陕甘宁区域发展、振兴新疆和强化上海合作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和平发展。

二、官民并举，构建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两翼齐飞的格局

除了政府官方的外交之外，中国周边外交需要更加重视公共外交，重视政党、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的作用，鼓励其积极参与地区合作，为推动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目前，中国共产党已与世界上14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和往来，其中多数为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新格局，包括高层往来、工作访问、专题考察、理论探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形式的政党外交日益丰富。

随着中国与周边地区社会交流的日益频繁，民间外交在周边地区更是多渠道、多层次地广泛开展起来。中国对外友协与周边十多个国家都建立起了双边友好协会，近年来举办了一系列社会文化交流活动。比如在2005年印度洋海啸期间，中国民间社会各界自发组织为灾区捐款，加深了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传统友谊，促进了区域交流与发展。

此外，要鼓励中国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网络拓展海外联系，并加强组织协调，加强规范管理，使之健康有序地参与外交。

三、立体操作，打造政经文互动、全方位推进的外交共同体

适应对外开放和区域化全面发展的要求，中国周边外交需要改变以往过于偏重政府交往和政治层面的习惯，努力平衡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外交，特别是大力拓展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外交，构建政经文互动、全方位推进的周边外交共同体。

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交流，大力开展反恐、维和、打击海盗、岛屿安全、海上磋商、联合搜救、增信释疑及信任创造等内容的军事外交。周边国家对中国最大的恐惧就是军事实力的迅速上升，中国在开展周边外交时，要高度重视并准确评估军事外交的效果，既要增加信任，又要提升信誉，使之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

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磋商，积极开展政策对话，优化经济环境，为贸易、投资、金融等创造良好的条件。

要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充分鼓励大学、智库、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团体加强交流，以亚洲精神为统摄，鼓励多宗教、多民族、多文化之间的对话，为文化理解和融合创造条件。

四、内外联动，创造中国与周边地区有序互动的命运共同体

区域化的深入让中国与周边地区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升，特别是诸如自贸区、货币互换、境外结算、区域合作协议等众多制度的深化令中国与周边地区日益趋向唇齿相依，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为适应这一变化趋势，中国的周边外交需要向政策、执行、监管等深层领域拓展，在提高透明度和增强责任与信誉上下功夫，努力打造中国作为一个令周边地区信任和依赖的负责任大国。

要加强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宏观政策的协调。在区域化不断深化的同时，一国政策对他国政策的敏感度和脆弱性均随之上升，一旦一国发生风吹草动，其他国家都会受到冲击。因此，中国对周边国家外交已经突破了外交部门的范围，其他政策部门也被卷入外交游戏圈中，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政府决策部门在具体政策上的沟通、磋商和对话，已经越来越成为周边外交的必然选择。

要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执法领域中的合作。推动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建设，加强公安、民政、环保、质检、工商、税务、安检、海关、出入境等部门之间执法网络，促进有关行业和领域对口部门的执法系统对接，是营造中国与周边地区良好合作格局的重要保证。要在既有的地区性组织、论坛和机制的基础上，创设新平台，拓展和深化执法合作领域。

要加强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司法领域中的合作。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宪法交流、跨国商业诉讼、法院外交、法官交流及司法原则磋商，建设区域司法共同体。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外事管理局，致力于构建区域司法协调网络，对于跨国性司法判例，尝试探索司法观察员制度、国际陪审员制度等创新，努力锻造周边法治外交和法治秩序。

五、统筹兼顾，打通国别和领域、双边与多边、国内与国外的外交协调机制

在2010年处理问题、延坪岛炮击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议题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被动反应的倾向。之所以在外交上显得日益被动，关键在于中国外交目标设置能力跟不上国家发展的需要，没有站在日益拓展的中国国家利益格局的战略高度，拓展世界眼光，在统筹国内外大局的基础上主动发现问题，主动规划目标，以便更有效利用外部机遇充实壮大自己，更好利用内部发展优势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要统筹地区国别外交与议题领域外交。防止各自为战的“分散主义”外交倾向，明确主次配合机制，推进地区外交战略化、国别外交政治化、领域外交专门化，构建外交统一布局，部门梯次搭配，人员复合联动的网络外交体系。

要统筹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改进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缺乏联动”的倾向，把握外交节奏，增强外交互动，在双边外交中创造多边外交的机遇，在多边外交中搭建双边外交的舞台，构建统一规划、左右逢源、弹性互动的联动外交机制。

加强主动的战略筹划。转变单向的“外交为内政服务”和“外交是内政延伸”的传统观念，树立外交与内政同等重要的战略观念，站在国际战略全局的高度，主动筹划中国大战略，将经济、社会、科技、舆论、军事、意识形态等众多资源整合起来，主动将中国发展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巩固中国世界大国的战略基础。

结 论

近年来，中国正面临地缘环境区域紧张的压力。在中国外部地缘战略环境趋于紧张的前提下，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也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将地缘结构压力和中国发展空间压力结合在一起，使得周边地区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急剧上升，经略周边成为关乎中国战略全局的首要议程。

中国经略周边的战略要求和周边地缘战略格局变动的趋势，要求中国主动确立一种周边战略新思维。此种周边战略新思维的核心是在关注传统地缘权力结构的基础上，重视地缘网络对地缘战略和地缘秩序的意义。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网络不仅是技术意义上的，也是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此种地缘网络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其成为中国经略周边的重要战略资源。在地缘权力结构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地缘网络的发展要求中国周边战略尊重传统地缘力量和新地缘力量之间的平衡，特别是把外交战略中心下沉，将自上而下的区域主义和自下而上的公共主义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区域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为和谐周边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周边。

（摘自《当代世界》2012年第10期。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