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赋学审美范畴“丽”的阐释

时间:2022-06-16 01:20:43

中古赋学审美范畴“丽”的阐释

中古时期,人们对赋的审美倾向可用“欲丽”来概括。围绕“丽”这个词素,时人合成了一个个含义丰富且具有审美价值判断的词语。这些合成词语,无疑反映出中古时期美学趣向的开放性、丰富性和具体性,并进而促成了“丽”这一审美范畴的定型。以“丽”来形容器物、品鉴人物、阐释文艺,构成了中国古典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它本身也逐渐构成了一个演进历程复杂、审美内涵丰富、活动场域广阔的“丽”美系统。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丽”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积淀了各个时代的美学精神,并形成了丰富的审美内涵。

一、中古以前“丽”的衍化

“丽”有“美(好)”之训。跟与之音义相通的“离”相关。《广雅・释诂》曰:“靡、离,丽也。”而“离”古来就与“明”通训(《大戴礼・公符》“陛下离显先帝之光耀”注云:“离,明”),又《易・离卦》之上下爻均为火,其卦象为“附丽”之意。“离”、“丽”之所以有“美”之训,是由于光(日、月、星、火等)所具有的光明和光辉。埃玛逊说:“光线是第一画家,不管多么丑陋的物象,一旦受到强烈光线的照射,则无一不是美的。……光线所具有的一种无限性,就是能使一切物象显现出光辉,就连僵尸也能使之具有独特的美。”依此解释,“丽”用来表达事物光辉美丽的姿态。

在先秦典籍中“丽”的含义与用法较丰富,运用范围也很广泛,但它的本义“美丽的、华丽的”作为核心义一直贯穿始终,是个常用义项。它所涵盖的美包括:一,服饰美。《墨子集解》中载墨子曰:“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招魂第九》曰:“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丽”体现了人们对服饰的审美要求。二,建筑美。《庄子・徐无鬼第二十四》曰:“君亦必无盛鹤列于丽谯之间。”郭象注曰:“鹤列,陈兵也。丽谯,高楼也。”“丽”取“华丽、壮丽”之意。三,容貌美。《春秋谷梁传》载:“晋献公伐虢,得丽姬,献公私之。”“丽”在此形容人面目娇好美丽。四,文辞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笫三十三》中曰:“夫不谋治强之工,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此处的“丽”指追求文辞的华丽修饰,在客观上已含有对文学作品批评之意。

到了两汉,“丽”在审美领域的运用更为普遍。形容台榭之美的,如《淮南子・精神训》:“今高台层榭,人之所丽也。”形容男子容貌之美的,如《汉书・公孙弘传》:“召(弘)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形容道德之美的,如《汉书・东方朔传》:“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但更多的是,“丽”开始较广泛地进入文学评论中。在汉代的著述中,由“丽”作词素所构成的词语也特别多:像崇丽、神丽、华丽、丽奢、瑰丽……等等。直接出现在赋文中的,则有司马相如《上林赋》中“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未睹夫巨丽也”。张衡《西京赋》中“揽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以侈靡”、“徒恨不能以靡丽为国华”等。汉代赋论中,也频繁地出现“丽”字或其构成的词语。

以“丽”作为赋文体特征的是扬雄。他在《法言・吾子》篇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由赋之性质及赋之作者二端,将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两类。两者虽有“则”、“淫”之别,但又共具一个“丽”字,再结合其“辞胜事则赋”的判断,那么,汉代赋体“丽”的特征指的就是“辞胜”的特点。这种“尚辞”的赋体创作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包括扬雄在内的汉赋家对文辞的审美态度。赋体之“丽”,不仅关乎“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的视觉美,似乎还关乎用大量的名词和形容词所造成的高低抑扬的听觉美。

不过,扬雄因受儒家文艺观的熏染,赋文辞“丽”的特征,“不仅没有被置于正面探讨总结的位置,而且更代之以‘经’的标准。这样,原来堪称特点之处反而遭到贬抑”(曹虹《中国辞赋源流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页)。扬雄更看重的是赋与古诗所同之义,即讽谕之义。所以,赋之“丽”在汉代是处于消极的价值评判氛围之中。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从汉代赋论众多“丽”派生的词语中,窥测到汉赋外在涂饰美的特征。

丽靡,《汉书・扬雄传》曰:“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司马迁称“《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靡”往往与“精”的意思相联结,《说文》“靡”字段注曰:“精细可喜曰靡。”故“靡”成为“粗”或“粗大”的反对概念。前已言明,“靡、离,丽也”,所以,靡亦可训为美,这是一种精细、泛着光泽的美,具有精雕绚丽的涂饰意味。因凡精细、微小的东西大都是生命力薄弱、容易消亡的东西,所以对之产生的美感价值的承认,往往是消极的,有时甚至是非难的、否定的。

侈丽,《汉书・艺文志》曰:“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侈”,具有物因汇聚堆砌,而繁复众多之义。《礼记・礼器》云:“古之圣人……多之为美”。汉赋中淹有“地沃野丰,百物殷阜”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花木树草、飞禽走兽、宫殿楼台、人物服饰、豪聚宴饮、巡游狩猎……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因而具有一种“繁类成艳”饱满充沛的美。

辩丽,《汉书・王褒传》曰:“上(汉宣帝)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此处着一“辩”字,当是由于赋作排比铺陈,“闳侈衍”如辩论之时滔滔不绝,而令人心生“可喜”美感。

弘丽与巨丽,王充《论衡・定贤篇》曰:“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班固谓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汉书》卷87《扬雄传》)。“弘”与“巨”均可训为“大”。古人以“大”为美,《庄子・天地》“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孟子・尽心下》“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所以,汉赋中“追求宏大的体制形式”、“展示事物其妙无穷的大的美点”、“创造无积、无限的想象境界”(何新文《辞赋散论》,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8页)均是这种大美的表现。

由上观之,汉赋之“丽”,确实是一种诉诸视觉的、停留于事物表面的涂饰美。论者加上“侈”、“弘”、“巨”、“富”、“崇”等字眼,作为“丽”之外的形容,目的是揭示汉赋“绰约多姿的风神”,即“尚大”、“尚多”与“尚奇”。如果说“大”、“多”、“奇”的崇尚来自汉帝国的强大,是展现汉人“对物质世界的直接的巨大征服和胜利”(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那么,“丽”则具有赋文学自身更为深刻久远的意义。它就是赋文学那种敷典の摹⒑暄懿├鲋美的精准概括。尽管在汉代这种美并不置于正面评说的地位,但这并不妨碍“丽”积淀为一种审美趣向而流播广远。

二、作为中古审美范畴的“丽”

曹魏时期的曹丕旗帜鲜明地将“丽”作为诗赋创作特征和审美标准提了出来:“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对赋体形式美“丽”的肯定,这无疑是曹丕的一大贡献。这一宣告,更使时人对于赋体的审美认知有了明确的归趋与准则。“丽”逐渐成为中古文学的主要审美范畴。拱卫这一审美主范畴的是不同的子范畴,它们反映出中古不同历史时期赋作的文丽风貌以及论者对文丽审美倾向的判准。

1.壮丽与遒丽

壮与遒均从气势而言,壮指的是气势的壮大,遒指的是气势的刚健。这两个术语多是对魏晋赋作的积极评述。《魏书・嵇康传》:“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由于嵇康尚奇任侠,其文章以气势壮大为盛。刘勰《体性》则将“壮丽”列为文学作品风格之一。范文澜在注解时说:“‘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若长卿、公干所作者是,陈义俊伟,措辞雄环,皆入此类。若司马相如《大人赋》、潘岳《籍田赋》之流也。”(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遒丽”的内涵与之相近。《宋书・谢灵运传论》:“……自晋末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词,无闻焉尔。”沈约批评晋末文学为玄意笼罩,内容空泛,既无建安文学刚健的气质,慷慨的情志,又无太康文学逸响高韵、独映当时的文辞,故而追许魏晋的“遒丽之词”。

所以,壮丽与遒丽乃是一种阳刚的美。显之于赋,则为奔贯流走的气势,俊伟雄瑰,卓烁异采的文辞。

2.雅丽与典丽

汉代贾谊《新论・道衡》称:“辞令就得谓之雅,反雅为俗。”雅者,正也。是以“雅”指正规、高尚的形容。“雅丽”即用正规而典雅的风貌调节如黼黻一样繁艳的文辞,从而形成一种适中、匀称、平正的美。如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曰“商周丽而雅”;《征圣》称“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诠赋》赞班固《两都赋》“明绚以雅赡”,故他在《诠赋》别要求赋应为“丽词雅义”。

对于赋辞之“丽”,刘勰认为是“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定势》)的结果。落实到具体赋家则为“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辩骚》),“宋发巧谈,实始淫丽”(《诠赋》),而“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才略》)。然令刘勰不满的是,历代某些赋家特别是齐梁赋家在对“丽”的追求中,走入了误区。“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采》),“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诠赋》)。故他以典正的内容“雅义”加上华丽的辞藻,期两者调合成“雅丽”的风貌。

“典”含有“典雅”之义。此词最早见于汉代王充《论衡・自纪》:“深覆典雅,指意难睹,惟赋颂耳。”这里的“典雅”意指古朴深奥,不易懂,带有一定的贬义。不过,到了中古,“典”的含义开始改变,成为古朴、不俗的代称。《西京杂记》卷三云:“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萌”。刘勰《体性》曰“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并在《颂赞》中称“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故“典”在审美意旨上以儒家经世致用为核心内容,在文辞上平实、典重。它与“丽”相合,就形成了一种像经典一样浑厚、醇雅、古朴的美。

3.丽逸、高丽与清丽

“逸”、“高”、“清”则于“丽”外,又标一种清新而高洁的风貌。如王僧孺“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梁书》卷33《王僧孺传》)。其文使事用典重在“新”,所谓逸事、逸闻,于正事、正闻之外,别有一种文辞散逸清新的美。《宋书》评谢惠连“又为《雪赋》,亦以高丽见奇”(《宋书》卷53《谢惠连传》)。《雪赋》绘雪细致优美,紧扣雪“因时而灭”的品格,以“纵心皓然,何虑何营”句曲折地体现赋家在精神上对高洁人生的追求,从而使赋文流露出些许高尚的情调。

刘勰在《诠赋》中以“丽词雅义”要求于赋。这个“丽”还含“清丽”之意。这种美深为刘勰推崇,他称“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明诗》),虽是针对五言诗风而言,但“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定势》),又表明“清丽”为这四类文体审美风格的共性。而且,他还指出因“清丽”的共性,造成了赋、颂文体诠分的难度:“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颂赞》)。考“清”之义,“清”最早是一种视觉感受,多形容水、酒、空气的透明度和纯净度。后来拓展为哲学抽象意义上的清、浊对举,在哲理化后“清”之意蕴又转向人格化,并不断被引入审美评价范畴。以“清”论人,状其品格操守清高守志、淡泊高雅,精神气质不坠俗浊、率真自然;以“清”论文,既状文体格调的庄重清雅,又喻诗赋意境的清淡自然,还指话语文辞的清正雅洁。刘勰引“清”论赋,虽有合乎以“清”论文的三面,但主要着眼点还在于赋体文学宗经的雅正之义。

4.富丽与赡丽

“富”、“赡”均有繁复众多、充裕、丰厚之意。如《梁书・文学・臧严传》:“于途作《屯游赋》,任P见而称之。又作《七算》,辞甚富丽。”《梁书・萧洽传》:“又敕撰当涂堰碑,辞亦赡丽。”(《梁书》卷41《萧洽传》)因此,“富丽”与“赡丽”多形容诗赋文辞的丰赡、华美与繁丽。

5.绮丽与巧丽

“绮”本是指有花纹的丝织品,常用以形容文章的色彩,言其繁艳。《文心雕龙・情采》曰:“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在这里,“绮丽”即指辩说之言词采的华丽。所以,“绮丽”的风貌便是说明文辞的繁艳色彩具有如花采光色一般的美艳。

鱼彖在《典略》中评繁钦说:“钦既长于书记,又善为诗赋。其所与太子书,记喉转意,率皆巧丽。”(《三国志・魏书》卷21《王粲传》裴松之注)“巧”,指技巧精细妙绝,有美好之意,故“巧丽”是写作技巧的美好、精致、巧妙之称。所以《文心雕龙・诠赋》称:“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就其所言,若是赋体感物兴情,而情因物兴,因“物感”而“情动”,以此情志内涵所发抒于文者,其词必具有美好的文采,是精致、美好而巧妙的文丽风貌。

6.淫丽与靡丽

“淫”,过度浮滥之意,故扬雄称辞人之赋“丽以淫”。“靡”,除“精细”外又含“浅、浮”类的贬义。“淫丽”与“靡丽”是一种因文辞过度雕绘缀饰,而使文意浮浅的病态美。所以,中古论者对这种美,一直持批判态度。挚虞称“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文章流别论》);裴子野称“淫文破典”者“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雕虫论》);“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隋书》卷76《文学传论》)。

除了上述所论外,中古还有伟丽、宏丽、夸丽、温丽、超丽、工丽、精丽……等词语。毫无疑问,这些日趋精细化的审美范围,是“丽”这一范畴本身在中古还处于一个尚待解读的开放性状态的结果。同时,它也是中古时人对其审美内涵正面、负面要素的认识渐趋明朗的必然结果。

三、与“丽”相对的审美概念:简、清、素

中古赋学在所追求的美的形态方面受到其时贵族审美趣味与贵族文化极为深刻的影响。虽然曹魏赋以追求雄健慷慨之美为主,即尚“遒丽”;两晋赋以追求清虚恬淡之美为主,即标“清丽”;南朝赋以追求丽华靡之美为主,即行“绮丽”;北朝赋以追求平雅典正之美为主,即重“典丽”,但是整体而言,崇尚“绮丽”之美基本上成为中古赋学的主流。从“诗赋欲丽”到“赋体物而浏亮”,从“铺采の摹暗健扮部e纷披,宫征靡曼”,均体现了赋学主流之美从倡导到诠释,从发展到定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出于不同爱好、不同利益、不同目的对中古主流之美或肯定支持(占大多数)、或批评反对、或折中调和,因而产生了几个与赋之“丽”相对的审美概念:简、清、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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