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经济学与法律改革阐述

在法学界尤其在法理学界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法律经济学运动的迅猛冲击下，我国学术界对法律经济学研究进行了积极回应。

法律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经济学和法学的真正结合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剧烈冲击，使法律显得非常苍白、无力与无能，这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内容，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干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学界开始真正将经济学作为研究法律现象的基础和工具。这个时期的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当时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是法律经济学的初创阶段。罗纳德。H.科斯1937年在《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企业的性质》，1960年在《法律与经济杂志》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论文建立了用经济学的术语分析法律权利和责任的方法，被视为法律经济学的“经典”。科斯在文章中提出的有关法和整个法律制度的内在经济逻辑的观点，被视为“科斯定理”。

1973年，法律经济学的集大成者、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理查德？A？波斯纳教授出版了他的着作《法律的经济分析》，这是一部类似于法律经济学“百科全书”的经典作品，标志着法律经济学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建立。该着作不仅全面吸收了以往对法律经济分析的各种研究方法和成果，而且将法律经济学的视角从以往的经济法律领域全面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在现存的法律体系基础上构建了全面阐述法律的经济原则的宏大体系。他运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对几乎全部法律部门进行了收益分析和评价，试图揭示其中的经济基础和经济逻辑。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运动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一是以波斯纳等人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他们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得到进一步扩展和加深运用，同时也在批评质疑下对“效率主题”做了一些调整，以增强假说的现实性和预测力；二是逐渐形成了一些非主流学派，如制度经济分析法学派奥地利经济分析法学派等。但由于除新古典经济学以外的经济学其成熟程度还不能为法律分析提供足够的工具，因此，这些学派目前只是提出一些基本的观念，离系统分析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法律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使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几乎应用到了法律和法学的各个领域。法律学、立法学、宪法、行政法、诉讼法、公司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国际贸易法等等各个领域都受益于经济分析的方法或受到了经济分析方法的冲击。但是，由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根本不同于传统的法学思维方式，其发展趋势主要受制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其中的进一步扩展和加深运用，这是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进程。

法律经济学与中国法律改革

法律经济学自上个世纪末传人中国后，给中国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带来了-股新鲜的空气，也引起了传统法学的变革。经济分析工具的引人、效率价值的张扬与制度贯彻、全新理论范式的确立，在方法论上冲击着法学研究的固有思维弱点，在理论构建上发掘了传统法学的诸多盲区；在实践开拓上提供了政策和制度选择的依据。

中国传统法学一直不重视甚至拒绝将效率纳人法律的价值范畴之中，中国法学家们因为习惯于把公平、正义和其他原则作为参考坐标，而不习惯于接受“效率”、“成本”、“价格”、“财富的最大化”、“均衡”、“资源配置”等等概念，因此法律经济学在中国的最初发展不自然，十分生硬，甚至艰难。

首先，对法律的经济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法制体系及法治化过程的成本收益综合分析，预示着我国的法学研究有可能突破以统治阶级意志为纲的法律本质论和不能理论联系实际的“概念法学”之案臼。运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引入法律市场、法律生产、法律投人产出、法律供求和法律均衡等新的研究工具，才能从法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出发，揭示其社会本质和内在规律。

第二，法律经济学将道德的人还原成自然的和社会的人来研究。法律经济学是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出发来研究法律行为的，认为每一个进入法律关系的当事人都是理性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成本——收益分析是人的基本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具有道德意义上的可抑或者可扬性。因此，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必将为我国法学研究在主体的动机问题和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等问题上另辟蹊径：法学研究的主要兴趣不在于道德问题，而在于模式如何发生作用。

第三，效率成为我国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法的目标就是法的价值取向。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法理学一直将公平、正义视为法律的唯一价值口标，而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效率”，这不仅仅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法律提供了新的观念和视角，更重要的是使法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工程，把法律和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开法律社会工程之门的钥匙。

第四，均衡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要求。均衡指因为每一方遵守它，因为违反或规避法规能够使他的境况变得更好。总之，今后我国不论是从法律的供需，法律的制定还是具体法律规则的设计都应实现“均衡”。

最后，法律经济学使得我国法律的视野远远超出了其传统的范围。法律经济学给我们的启示不仅仅限于具体制度的设计，更主要的是给我们的法学带来一种外部的力量，一种观念上的变革。这种外部力量可以解释经济学，尤其可以解释法学本身所不能解释的许多问题。或者说，法律经济学使得法律的关注不再局限于法律推演本身，而回归到了其应当关注的社会及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个体理性，使得法律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融为一体。

虽然，我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学者们经过二十余年的研究和开拓，使这门新兴学科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进展，也追寻到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我国的法律经济学表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