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的大逻辑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战略行动的“当头炮”、“第一役”，将为后续战略举措赢得时间、空间和回旋余地。

2015年末，中部某部级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们颇为烦恼，受钢铁、水泥等行业不景气影响，开发区内一批“僵尸企业”处境困难，因拖欠工资和供应商货款又引发了多次上访。

与此同时，安徽省经信委正在对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状况进行密集调研。经过初步统计，安徽省内钢铁、煤炭等亟须化解过剩产能的“特困”企业有104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共126家。其实，安徽省和该开发区遭遇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共性问题――产能过剩。

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去产能的任务相呼应，2015年12月24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工信部部长苗圩在会议报告中指出，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产能已达到峰值，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连续45个月下跌。苗圩表示，“亏损面达80%，利薄如纸，目前还看不到缓解迹象。”

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但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产能过剩背后，则是深刻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去产能并非单纯的“治标”之策，亦是“治本”的一个重要抓手。

去产能的现实语境

1月4日，惜字如金的《人民日报》头版、二版上，再次出现了冠以“权威人士”的解读文章“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权威人士”直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否则“病情”会越来越严重。此前于2015年12月2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上，亦有如是表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

而这一“关口”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挤占了宝贵的经济社会资源，由此挤压了新兴产业的生存空间，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首先，“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产能过剩行业表现明显。专家指出，因整个行业产品供过于求，产品价格回落，好企业的效益也难以保障，企业发展创新后劲不足，最终不景气波及到整个行业。

其次，过剩行业企业占用了大量的资源，使得有限的资源没法用到代表经济未来方向的新兴产业中去，而且还可能带来信用风险，并传导到其他领域。“一些过剩行业企业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银行担心信贷风险而不得不给予续贷，形成了吸金黑洞，其他企业却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支持，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源即在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分析说。

从深层次看，长时期的产能过剩不是经济周期性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矛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认为，当前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有些是由于市场周期性波动，但更重要的是因为长期以来市场化改革没有到位，企业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规划产能，而是按照行政命令来扩大投资。这种盲目扩张导致生产与需求脱节，市场不能及时出清，最终形成结构性过剩。

在此轮去产能的大潮下，一个似乎早已为人忘却的年份被多次提及，那就是1998年。正如“权威人士”所说，那一年我们也面临外需低迷、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困境，当时顶住压力，纺织业实行大规模限产压锭，才有了后来经济的强劲增长，才有了今天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因此，多位经济主管官员和专家评论道，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1998年中国经济所经历的，正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供给侧改革。

当时间推进到15年后，从2013年以来，会发现在政治经济领域，一系列新词汇、新概念的背后，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

首先是“三期叠加”明确了对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紧接着的“新常态”对“三期叠加”作了系统性理论论述，而最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了全链条部署。

站在1998年的过往经验和2013年以来的现实语境中，更能深刻理解为何将去产能列为2016年经济工作五大重点任务之首。由是观之，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战略行动的“当头炮”、“第一役”，将为后续战略举措赢得时间、空间和回旋余地。

去旧育新的辩证法

“权威人士”直言，去产能的当务之急是斩钉截铁处置僵尸企业，让“僵尸”入土为安，腾出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应区别过剩产能与僵尸企业，产能过剩行业也有优质企业，过剩产能也有过剩优势产能和过剩劣势产能之分。因此，“去产能应秉持分类有序、因地制宜的原则”，多位受访专家和地方领导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发《积极稳妥去产能》文章认为，化解产能过剩是一项技术活儿，宏观调控之手如果干预不当，也会“错杀”好企业。有些行业属于结构性过剩，即“低端过剩、高端不足”，这类过剩行业中也有市场需求旺盛的好企业，如果一刀切式地用限贷、“断粮”的办法推动化解产能过剩，反而会影响产业转型升级。

对此，国务院国资委总会计师沈莹认为，应分批来解决，“一是管理提升一批；二是技术改造一批；三是兼并重组一批；四是对于扭亏无望的企业要关闭退出一批。”

对于如何去产能，2016年初总理的山西之行，释放了多个政策信号，从中可观察未来的政策选项。

1月4日，在太原主持召开座谈会时提到，“我们不会再通过‘强刺激’、‘大水漫灌’的投资来扩大内需，而要继续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尽可能培育新动能、发展新业态。”他说，“这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也是为化解过剩产能创造条件。看起来是小产业，实际上是大就业。”在太原清控创新基地众创空间，年轻的创业者创造的很多新产品、新业态，带动了大量就业，让备受鼓舞。

所谓新旧动能转换，有分析认为，一是通过新动能的增量来对冲传统动能的减弱；二是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等创造出新业态、新模式来改造传统动能；三是通过新动能创造的“战略纵深”为传统动能的升级以及去产能赢得空间。因此，不应狭隘的理解去产能，有破就有立，“去旧”的同时，新动能亦在孕育之中，“育新”也为去旧扫除障碍、开拓空间，这是去产能必须掌握的辩证法。

地方政府的方法论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去产能目前遭遇的难题之一是所谓地方政府的“囚徒困境”：各自推诿，都希望其他地方去产能，而保全自己的企业。

其实，早在2003年以来，国家有关部委已经对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发出了产能过剩警告，工信部还向各省下达了淘汰产能的具体目标任务。

然而，几番调控下来，产能过剩问题反而愈演愈烈，新增产能大于淘汰落后产能、过剩产能越限越多的情况比比皆是，陷入“治理、反弹、再扩张、再治理”的怪圈。采访中专家普遍认为，“之所以难逃治理怪圈，与所谓‘囚徒困境’、地方政府唯GDP论、国企市场运营机制不完善等‘中国式困局’，有巨大关系。”

尽管地方政府在去产能上存在诸多不情愿，但在顶层任务之下，去产能已是不得不走的一条路，必须“壮士断腕”。本刊记者走访地方，发现了三种不同的路径，尽管是初步探索，但对其他地区具有极好的借鉴意义。

第一种路径是要素配置改革。

此改革旨在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被称为“经济源头改革”。浙江海宁自2013年9月试点要素配置市场化综合改革以来，通过亩产效益综合评价和差别化要素配置机制，让一度被错配、劣配、低效配的土地、资金和能源等要素资源，从落后产能里“挤出来”，流向有生命力的企业和行业。这项改革可谓淘汰落后产能和清理僵尸企业的“高招”，因带来诸多红利，已在浙江近30个经济发达县市推广试点。

第二种是以“转”促“去”。

在安徽宁国，受下游钢铁、水泥、煤炭等产业产能过剩影响，当地支柱产业之一耐磨铸件产业遭遇困境，集中了大量僵尸企业。然而，宁国却在“危”中寻“机”。宁国决策者认为，去产能和转型升级本质是一回事，对于产能过剩行业，地方政府和园区更多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帮助企业增加附加值，如何“转”，而不是怎么“去”。目前，宁国市政府正在打造耐磨材料检验中心，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第三种是在增量与存量间寻找平衡。

数量众多的僵尸企业已经成为开发区的一大隐患，坐落在安徽肥西县的桃花工业园，通过鼓励优势招商项目实施兼并、嫁接和重组，巧妙化解了这一难题。新入驻的企业拿到地，从土地报批到建成投产，顺利的话也要一年多时间，但僵尸企业的土地指标和厂房设备都是现成的，稍加改造即可投产，于是兼并重组成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盘活闲置资产和新引进企业尽快生产的一条捷径。做减法的同时也要做加法，近期高层一再强调新旧动能转换，将“双创”与去产能并列，正是这层含义。而桃花工业园也有自己的“增量逻辑”，“双创”从“阳春白雪”变为开发区培育增量的重要抓手。

1月25日，在国务院召开的与党外人士和工商联人士的座谈会上，在谈及外界唱空中国经济时表示：“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挑战中成长的！”没有倒逼，就没有前进。各地探索出来的去产能路径无疑为总理这句话提供了鲜活的基层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