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政府的办公与应酬生活

时间:2022-06-16 04:54:54

乡镇政府的办公与应酬生活

听乡镇领导谈工作体会,很多人大发感慨:“会议多,文件多,汇报多,接待多,长年累月穷于应付,经常感到忙得没有头绪。”本文把乡镇领导人谈到的以上几种经常性活动统称为“应酬”。尽管乡镇工作有大量卓有成效的创造性业绩,但是,诸如此类的“应酬”确实构成了乡镇政府生活方式的重要侧面。

一、会议多

参加县里召集的各类会议是乡镇领导人工作的重要形式。会议是接受任务和汇报工作的基本渠道。根据访谈估算,乡镇主要领导人参加县(市)召开的会议,整体来说一年在60次左右,每周一或两次。其中最少的每年30次,基本上每月两次;最多一年80次,每月六七次。绝大部分会议都是半天。

一个乡党委书记说,“我经常到县里开会,开会次数太多了,大会、小会、长会、短会,一个月至少四五次,有时候星期天开会,有时候晚上开会,有时候今天刚开完这个会,明天又开那个会。会议名目繁多,有政法会、组织会、基建会,有工业的、农业的、水利的、通水泥路的、临时安排的、迎接检查的、布置工作的,什么会议都有。”有时候县委不同的领导同时开会,但是都要求一把手参加。有的乡镇书记说:“报纸、电视上总说要精简会议,我们好像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效果。”

二、文件繁

乡镇要接受大量上级文件。大致而言,一个乡镇一年中接受的文件总量在300-500种之间。这些文件主要来自县(市)领导部门,也有少量的来自地区(市)或者省级领导部门。如河北的一个镇,2003年接受的上级文件是470种,其中来自县级的有451种,来自市级的有12种,来自省级的7种。来自县级的文件半数以上是部署工作任务的。

在通过文件接受任务的同时,乡镇也大量向村庄等单位下发文件。大致来说,每个乡镇一年中下发的文件在100种左右。根据我们在浙江一个镇的调查,该镇2003年一年下发的文件(意见、通知)是180个。在一些地方,所谓“落实”成了“文件对文件”的落实。

三、汇报滥

这里的汇报是指书面形式的汇报总结材料。在这些乡镇中,通过党政办公室系统向上报送的汇报材料一年在70-100种之间,这还不包括计划生育系统的汇报材料。几乎凡是有检查、有考核的工作,都需要有专门的书面汇报。为了应对这个工作,每一个乡镇都有专门人员负责写材料,有的不止一个人。

乡镇文字汇报的工作量很大,但是难度并不大。根据秘书人员的写作经验,编写这样的汇报有三个基本套路:第一是要依据当初的工作计划写,甚至直接把计划里的将来进行时改造为已经完成时态,数字指标则根据乡镇主要领导的指示办。第二是依据上级发来的文件写,通常上级文件会对这项工作任务提出明确要求,包括一些主要的口号提法和工作方法,诸如“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靠上去抓”、“成立专门机构具体抓”、“责任到人”、“经费到位”之类。把这些上级文件强调的要求做法,直接结合进本乡镇的基本情况就可以形成书面汇报。第三是灵活运用“典型经验”,通常每个乡镇都会有某些典型事例,写汇报材料的关键是要善于“以一当十”来运用开发。比如本乡某村有农户养牛的典型经验,这样的事例在总结“调整产业结构”的经验时可以用,总结“科教兴乡”时可以用,总结“党支部带领群众致富”时也可以用。

四、接待奢

接待上级来人是乡镇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县市有关部门的人员经常下乡镇,但频率各有不同。从工作内容来看,首先集中在林业、水利、税务、交通、农业、计生这些部门;其次是司法、土地、民政、宣传、组织、纪检等部门;再次是科技、审计局、财政局、人事、教育、计划、环保等部门。从时间分布来看,突出规律是年末的检查考核下乡镇多。

许多乡镇领导人谈到,若干县(市)部门的人员下乡镇,往往是在临近中午,目标是奔着吃饭,所谓工作,几分钟就可以谈定,或者打个电话也可以解决。基本上每个乡镇每天都有形形的来人需要招待,通常他们按桌来算,多数乡镇领导人的概括是,全年下来,平均每天一桌到两桌客人。有的乡镇书记谈到,2/3以上的上级来人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接待应酬并不难,难的是需要时间和金钱。从乡镇主要领导人每年接待时间来看,乡镇之间差别较大,最少的说20天,最多的说300天。从费用来说,一般在账目上反映不出全部接待花费。有的乡镇书记说:“在决算报表上,我镇的招待费用是5万元,其实去年真正花费是16万元,我们的全部财政收入是120万元。”越是财政收入规模小的乡镇,招待费用比例反而越高。

为了刹住因应酬而起的不正之风,有关部门规定了若干“不许”、“禁止”。针对不良行为的禁令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改进政府运行机制,因为这些不良行为根本上是从政府运作体系中衍生而来的。

调查情况:

本项研究的实地调查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安徽、湖南、四川、甘肃、宁夏、陕西等10个省区的20个乡镇进行。基本调查方法是对于乡镇村主要干部的结构式访谈,访谈内容是乡村组织的日常运行和难点问题。

为了深化对于乡镇运行的理解,课题组曾在北京召开两次乡村干部座谈会,每次会议两天,每次邀请来自不同地区的20余名乡村干部参加。实地调查和座谈会资料是本课题研究的基础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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