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爱情与爱情的贫困

你很明白，靠了数据分析和性格统计，哪怕电脑告诉你那是“爱情”，你依然感到悲哀，因为这样的爱情未免太贫困。你同样明白，当你的社会生活空间被压缩到不得不求助于电脑软件和心理咨询来寻找“爱情”时，你生命的内涵便显得格外贫困。爱情的贫困导源于贫困的爱情，你置身其中的这个名利场，逐渐把你异化为“单向度”的人，你为你的生命奔走繁忙，结果却是你忘记了你本真的生命――本真的生命渴望激情，而激情遇到繁忙便会夭折。

我不否认，心理学家们，假以时日，在逐渐清晰界定了的场合与条件下，有可能建立人的性格与人的各种可观测量之间的统计联系。事实上，心理学和基因技术已经改变了西方许多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并且对既有的“机会平等”原则下的雇佣劳动法律体系提出了严肃的挑战。科学只能提供我们每个人外部特征的统计意义，科学绝不把我们每个人都当做一个“惟一”来看待，因为后者不再是“科学”的精神，而是“人文”的精神。

爱情没有定义，因为她拒绝被定义。凡定义，必定是把现象加以分类，从特定的，从而是武断的角度，对现象加以分类。可是爱情怎么能够被归入任何情感的类别呢？爱情是具体的、特殊的、与陷入爱情的那个人融为一体的情感。每一个人，我们说过，都是一个“惟一”，故而，每个人的爱情体验，也是惟一的，不可分类的。

你非要定义爱情吗？黑格尔说：爱情，就是“我”之不欲为“我”，而欲为“他我”。此处“他”，首先是“他者”的他，其次是“我”之内的“他”，最后是“我”和“他”的对立统一和升华，是超越的我与他。

我敢说，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黑格尔这段话的涵义。因为我们的传统里面缺乏“私”或“个体性”，我们习惯了“家”，以及作为家的延伸的“国家”。发生“爱情”之前的“私”，在西方传统里，已经是相当彻底的“自我”，是相当完备地发展出来的独立的自我意识。然后，陷入了爱情的“私”，发现了“灵魂的配偶”，发现了“我”在此世惟一的那面“镜子”――镜像里的我不必是我的真相，只需要与我有强烈的共鸣。发现了灵魂配偶的我，无异于看到另一个“我”居然分享着本来的“我”，于是黑格尔式的“爱情”意识油然而生。

共享的“我”，未必就是一见钟情的神秘主义人际关系。耳鬓厮磨，共同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同样可以建立“我”的共享关系。这里的关键因素，绝不是性格方面的任何相似或相异，而是“事件”得以发生的机遇――我们不妨称之为“爱情”的那个独特事件的发生机遇。

一般而言，社会生活越是丰富，公共空间越是广阔，人际交往越是频繁，爱情事件发生的概率便越高。说白了，你见的人多了，选择的范围广阔了，其他因素不变，你遇到“灵魂配偶”的机会当然就多；另一方面，你错过了“灵魂配偶”之后再返回去寻求和弥补的机会也较多。

所谓公共空间，所谓丰富的社会生活，必须是独立于企业、政府和家庭这三类生活之外的生活，谓之“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谓之“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谓之“意义的人生（meaningful life）”。

爱情与婚姻，在理想情况下，前者是“内容”，后者是“形式”。只不过，我们多数人的婚姻，在“内容”改变之后，仍如枷锁般套住了我们。一旦风化松弛，离婚率便急速上升。故林语堂早有“婚姻不可能美满”之语，因为动态的爱情与静态的婚姻，焉能永远匹配呢？内容与形式的脱离，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心理分析和统计研究，在婚姻咨询方面或许有些用处，西方社会有“家庭咨询”，每小时收费可达300美元。然而“爱情”体验的消失对婚姻造成的损害，绝非家庭咨询能够弥补的。

可见，爱情之为一种情感与婚姻之为一种制度，它们之间的关系，就长期而言，是一个远比爱情本身复杂得多的问题。大致说，婚姻制度有三个维度：（1）精神的；（2）物质的；（3）社会的。任何心理咨询，如果旨在预测未来婚姻的美满，且不说是否属于“理性的狂妄”，单就问题本身，就必须解答这三个维度上的婚姻问题。

惟其“惟一性”，爱情才成为可遇而不可求之体验，才要求广阔的机遇和丰富的社会生活。舍此而求爱情，试图从统计规律和性格调查洞见惟“我”莫属的灵魂配偶的“性格”与“规律”，不是贫困的爱情便是爱情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