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至19世纪家长制下的欧洲女性悲剧

摘要：威廉?莎士比亚的《驯悍记》与亨利?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为欧洲戏剧界的不朽篇章，两部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均揭示了女性地位的变迁。本文以家长制作为切入点，通过运用“马斯洛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对《驯悍记》与《培尔金特》中的女性角色进行比较分析，阐述了16至19世纪家长制下的欧洲女性悲剧性，进而为莎士比亚与易卜生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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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制指由年长男性确认继嗣和家庭关系，并对所有家庭成员实行严格地约束与统治的一种社会现象。威廉?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创作于16世纪末，此时正值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之际，中世纪分散在地方领主和自制城市手中的全力和特权开始向单一的君权过渡。[1]欧洲的君权扩张赋予了家长制合法性，女性的权利与自由受到了父亲严格的约束与管制，其地位一落千丈，女性悲剧愈演愈烈。亨利?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创作于19世纪中期，虽然英国的工业革命使民主与科学在欧洲的迅速传播，加速了家长制的瓦解，但是该时期的女性仍未取得选举权、受教育权与财产继承权等基本权利。长时期男女性别角色的社会教化，强化了男性家长制的观念，固化了女性的从属地位，欧洲女性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2]。本文通过家长制这一独特视角，以“马斯洛人类需求层次定理”为框架，对《驯悍记》中凯特琳娜与《培尔金特》绿衣女的生理、财产继承、情感归属、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等层面的悲剧进行对比研究，剖析家长制下的欧洲女性悲剧：

一、在生理层面上，女性被视为生育的工具。

16至19世纪，欧洲大陆笼罩在家长制的迷雾之下，女性被男性定义为生育的工具。《驯悍记》中的彼特鲁乔与凯特琳娜首次见面时便说道“女人生来就是生育的工具，而你就是一个女人” (第二幕，第一场)。《培尔金特》中的山妖大王试图以自己的女儿绿衣女为培尔生儿育女作为条件，利诱培尔迎娶绿衣女。由此可见，16至19世纪的欧洲由于家长制对女性生理层面上的定位，使女性成为承载欲望的客体，沦为男性生育的工具。

二、在安全需求层面上，女性被视为自由买卖的商品。

马斯洛需求层次定理中的安全需求主要指对资源所有性及财产所有性的需求。在16-19世纪的欧洲家长制束缚之下，女性的经济地位低下，无财产继承权。父亲通过干涉女儿的婚姻，进行金钱、财产、权势的交易。《驯悍记》中，父亲巴普提斯坦为嫁出泼辣的女儿凯特琳娜不惜以“一半的土地”与“二万克朗”作为代价（第二幕，第一场）。《培尔金特》中，山妖大王则以“生前一半的财产以及死后的另一半财产”作为筹码，试图诱惑培尔迎娶绿衣女，进而获取支援度过难关。

三、在情感归属层面上，女性渴望情感的关注。

顺从于家长制压迫，女性成为了男望统治的对象，处于被动的客体地位，渴望得到情感的关注。《驯悍记》中的凯特琳娜受到委屈时哭诉“我一辈子也嫁不出去，死了在地狱里也只能陪猴子玩。不要跟我说话，我要去找个地方坐下来痛哭一场。”（第二幕，第一场），渴望得到父亲的关心。《培尔金特》中的绿衣女渴望爱情，内心的渴望却让她轻信了培尔的花言巧语。情感作为女性解放的具体形态，包含着女性最深切的个人体验和生命感怀[3]。家长制强加给女性的枷锁，让她们渴望情感的关注。

四、在尊重需求层面上，女性地位卑微，成为别人消遣的工具

亚伯拉罕?马斯洛认为尊重是指一个人希望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和高度评价。然而，在16至19世纪的家长制盛行的欧洲，女性遭受男性以性别为基础的歧视。《驯悍记》中街坊邻居都给凯特琳娜冠上“泼辣的长舌妇”、“野猫”等恶名，即使是自己的父亲也把凯特琳娜形容成“恶鬼一样的”。在《培尔金特》中，培尔金特看着绿衣女跳舞时则嘲讽道“一头脖子上带铃的母牛用蹄子在拨动着琴弦，一头穿了短袜的母猪不和节拍跳着舞”（第二幕，第六场）。在父权制下，女性在心理上接受了自己的卑恭、顺从的形象，在语言上也逐渐成为歧视性言语和隐喻的对象。

五、在自我实现层面上，女性的从属地位根深蒂固

《驯悍记》的结尾部分，凯特琳娜彻底放弃了反抗意识，把丈夫当作“自己的主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所有者、头脑与君王”。《培尔金特》中的绿衣女抱着孩子上门寻夫虽被培尔金特训斥“你这该死的山妖，离我远点.回到你的深渊里去。我得绕道而行，想办法从这些肮脏的罪恶中脱身，把它们从我心中驱逐干净。”（第三幕，第三场），但绿衣女仍对其一往情深。由此可见。女性在家长制观念的压迫下，无形地使父权观念得到了内化，[4]逐渐丧失了自我实现意识，使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属品。

综上所述，16至19世纪在家长制压迫之下的欧洲女性处境艰难，原因归为以下三点：其一,就欧洲社会而言，《圣经》把男性的体格优势视为上帝让其统治女性的象征，西方文化也吸纳了基督教的性别观念，女性受歧视的现象由来已久。并且在16至19世纪的欧洲，家长制文化标准不仅有强制性，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将其内化为妇女自身的价值取向，由此社会只存在一种标准，即男性标准。[5]其二，就女性自身而言，生理上的体格劣势，让她们选择逆来顺受。她们不仅努力维护家长制，而且异化成家长制社会的工具，剿杀自己的同性，即使有的女性反抗家长制，他们最终都会被病态的家长制冷酷无情地拆掉飞翔的翅膀，并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其三，就家长而言，家长制下的父亲为了捍卫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巩固财产与地位，便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女性的婚姻之中，女性的悲剧是父权至上的必然结果。在16至19世纪的欧洲，虽有女性努力争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权利。虽然无法逾越家长制枷锁的束缚，但也引起了女性意识的崛起，为以后的女权运动树立了旗帜。

参考文献：

[1]向荣. 16、17世纪英国政治文化中的父权主义, [J].史学月刊, 2001(01).

[2]王瑛. 论19世纪英国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以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为例, [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3]杨小青. 身体的遮蔽、疼痛和欲望——现代女性小说的深化, [J].名作欣赏, 2008(22).

[4]蔡梦艳. 《盲刺客》中父权制下的压迫和反抗, [J]，中南大学, 2010.

[5]黄亚红. 试析美国女权运动的起源, [J]，美国研究, 199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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