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肖像权之争

8月30日，一场与已故著名歌唱家邓丽君相关的诉讼案件在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开庭。邓丽君的三哥邓长富，将北京天利时代国际演出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利时代”）告上法庭，称其于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的以邓丽君冠名的演唱会，以及悬挂其大幅照片的行为，侵犯了邓丽君的姓名权和肖像权。

邓长富当日没有出庭，他的律师孙茂成表示：“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和邓丽君相关的活动势必很多，我们希望这场诉讼能起到警示作用，制止非法使用邓丽君姓名和肖像进行牟利的活动，保护文化市场的有序运行。”

“四小邓丽君”演唱会惹官司

2月13日，天利时代组织策划的“四小邓丽君――梦幻丽影宝岛情歌演唱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北京展览馆发售了有限票券2580张，均价为500元。

这一情况，引起了邓丽君三哥邓长富的注意。邓丽君本人没有配偶和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均离世。按法律规定，与邓丽君最亲的邓长富兄弟可以对邓丽君的身后权益提出法律主张。

开庭前，邓长富对媒体公布了该案的经过，并公布了相关的事宜。邓长富说，仅2011年，在中国大陆以邓丽君名义办的演唱会就有80场，2012年差不多有70多场。宣传时、演唱会上所用的邓丽君照片、演唱会里播放的邓丽君视频，未经邓长富兄弟的授权，都是侵权行为。

邓长富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天利时代和北京展览馆在《法制日报》非中缝位置和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著名门户网站首页上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费2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维权合理支出人民币1万元，并由被告支付所有诉讼费用。

被告意见：人身不在，权利不存

在庭审中，被告天利公司对演唱会的事实部分表示认可，但对自己侵犯邓丽君的姓名权、肖像权有不同的看法。

北京展览馆认为，其和天利时代是一种委托关系，只是为天利时代的演出提供场地，产生的后果应由委托方承担。“在演出前，我们看到了西城文化委员会对这次演出的确认函，按照北京展览馆的规定，只要有确认函确认演出的真实性，我们就可以租赁场地给天利时代。而且在演出前，我们同样出具了一份说明，天利时代承诺场地租赁外其他一切责任与场地无关。因此，侵权方是天利时代，与北京展览馆无关。”北京展览馆发言人表示。

天利时代则第一时间辩解：“关于授权问题，我们想交钱，不知交给谁。”在宣传过程中，天利时代表示接到了同一首歌传媒集团的电话，称悬挂在地铁里的邓丽君海报涉嫌侵权。“我们问怎么办，他们说撤掉就可以了，不用赔偿。”

对此，孙茂成辩驳，作为共同举办方，北京展览馆的单方承诺具有相对性，应先与天利时代共同承担侵权的绝对责任后，再与天利时代协商责任分配。而天利时代在得知已构成侵权后，依然保留票务广告和灯箱广告，更有违法的故意。

最后，天利时代和北京展览馆终于抛出杀手锏，称：姓名权和肖像权属于人格权，具有人身依附性质，只在公民生前享有，随着公民的去世而消失。因此，“邓丽君”作为没有主体的姓名和肖像，并没有侵犯原告的权益。

漫长的逝者人格权争议

依照我国民法法理，姓名权和肖像权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且人格权属于专属权，只能由权利人本人享有，不可转让，不得放弃和继承。

不过，现实生活中，名人死后，其姓名与肖像作为无形财产，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邓丽君的名字和肖像作为无形财产，的确能够转化为有形的财产利益。

早在2001年，鲁迅之子周海婴就曾状告绍兴越王珠宝金行侵犯了鲁迅的肖像权，引起社会关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接到状后，对于逝者人格权的保护并无把握，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以书面答复意见的形式表明态度：公民死亡后，其肖像权应依法保护。

无独有偶，在路遥逝世二十年后，今年的1月8日，《收藏界》杂志总编高玉涛发起设立了路遥文学奖。但是路遥之女路茗茗通过出版社，发出 “我不同意目前设立‘路遥文学奖’”的声明。于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逝者肖像、姓名的使用是否侵犯了逝者肖像权和姓名权又掀起新一番的讨论。

在现实中，这类案件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10日《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来进行处理，其第三条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但对于死者的肖像、姓名受到不法侵害以及给被侵害方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该如何救济，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类案件在国内缺乏判例。

对此，法学界有观点认为，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不再享有人身权。但是，死者的某些人身利益（“人身法益”）继续存在，法律应予保护。人身权是专属权，不能继承，但是人身权和人身利益不可混为一谈，后者具有可继承性。换言之，应转换目光，将焦点从逝者的姓名权、肖像权转移开来，而强调逝者姓名、肖像带来的利益，这与美国的“形象权”概念极为相似。

1953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哈伊兰案中，提出了“形象权”概念。对个人（特别是名人）的肖像与姓名投入商业使用，加以保护，形成一种新的权利――形象权。形象权非人身权，而是财产权，所以其继承人（包括受遗赠人）有权主张，获得法律保护，排除侵害，享有由此产生的各种经济利益。

1977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萨尼奇”一案，共判决标志着“形象权”在整个美国得到广泛承认。对于死者的形象权，加州1999年通过《名人保护法》，禁止对名人形象的商业利用，但对娱乐、戏剧、文学、音乐作品方面规定了豁免条款，同时将肖像权存续年限，延长为名人身故后七十年，死者后裔有权。

授权不是给钱就可以

对比中国逝者肖像、姓名受到侵害赔偿难定的现状，美国“形象权”的救济方式和计算标准非常明确。

形象权救济方式主要包括两种：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形象权在属性上是一种财产权，损害赔偿为最主要的一种保护方式。赔偿的标准是“与相当因果关系之一切损害，均应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由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而对权利人造成的直接的经济利益的减少，间接损失是指由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而带来的潜在的经济利益的减少。

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标准有以下三种：一，权利人因侵权所受的损失。所受的损失包括利润损失、利润的利息、诉讼费用以及合理的律师费用。由于利润损失的计算非常困难，甚至无法计算，因此实践中较少采用。二，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益。三，按照许可使用费确定赔偿额。在采用这种方法计算赔偿额时，如果权利人在侵权诉讼前已就该权利取得或者约定了许可使用费，可参照该许可使用费标准计算赔偿金。

比照美国“形象权”的赔偿规定，天利时代和北京展览馆提出的和解金额就非常少――只有1万元。被告方提出的金额参照了类似演出向音著协交付的几千元作品使用费，邓长富拒绝和解。

孙茂成律师说：“更重要的是，授权并不是你丢点钱过来，我就必须要让你使用，而是需要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通过法院事后追偿，就丧失了授权的意义，反而变成了法律允许的强买，这是有违立法本意的。希望在这个案件中，能体现法律的强硬，在法律框架内，寻找文化市场正常运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