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改革中的价税财联动

公元前686年冬，寒风刺骨，满地冰霜，一群官兵押着辆囚车，冲风冒雪，急速行走在从鲁国到齐国首都临淄的大道上。囚车里坐着的叫管仲，在此前的齐国内乱中，他为公子纠争夺王位，刺杀公子小白，可惜一箭射在了小白的衣带钩上，得逃大难的小白最终取得胜利，登上齐国王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为报一箭之仇，命人将逃亡鲁国的管仲押解回国。

管仲被押回国后，齐桓公召见他，对他说：“你论罪当诛，但是听鲍叔牙说你很有才能，那你就先跟我说说治国的道理，如何才能解决齐国当前的困境。”后来，管仲一席话，听得齐桓公连连点头，十分满意，于是斋戒十日，拜管仲为相。

管仲究竟为齐桓公开出了什么样的药方，一下从死囚直接变成国家的宰相？他又会把齐国带向何方？

改革方案

管仲给齐桓公开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改革相互配合的全面改革方案，作为商人出生的管仲，尤重视经济的发展，其财经改革最为突出。

管仲认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其改革也从富民入手。首先是减轻人民赋税负担。他减轻了农业税，改为两年一征，并按土地肥沃程度和当年收成调节税率。减轻山海池泽之税，但是实行季节性开放，既让人们能够利用自然资源，又能防止过度开发，保护自然环境。关市之征减到五十取一，后又改成只统计而不征税，促进商品流通以富民。

其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减少宫廷用度和行政经费，增加“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等辅助生产和“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接绝”等“九惠”的社保项目支出。如此“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人民就能安心生产了。

但管仲认为税收的刺激作用有限，还要运用价格刺激，只要谷价上涨到足够高，农民毋须强迫，就会自觉起早贪黑的干活，邻国的粮食也会“如水之就下”流入本国。他实行“平准”之法调节市场价格，即通过建立粮食等物资储备，贱买贵卖，平抑物价。在调整物价时适当提高粮价，让农民获益，刺激粮食生产；提高奢侈品价格并鼓励富人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管仲还注意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认为粮食价高则万物价轻，钱轻则万物重，人君只要调节好货币、粮食、万物之间的关系，就“天下可定”。

以上政策必然导致国家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管仲又从多方面增加政府收入，一是实行盐铁专卖制度，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通过对人民必须的盐和铁的专卖，来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二是通过价格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达到“一可以十，十可以百”的财政收入效果。此外，还有开征房产税，“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

在管仲的治理之下，齐国民富国强，成为春秋首霸。一百年后的孔子还在说：“民到于今受其赐。”

联动的艺术

《诗经・齐风》里用“东方未明”“颠之倒之”“倒之颠之”来形容当时齐国经济凋敝、税源萎缩、贫富分化加剧，人民困苦无依的混乱局面。当时改革的目标有三：一是增加国家收入，化解财政危机；二是减轻人民税负，刺激经济生产；三是扩大公共支出，缓解人民苦痛。增收、减税、扩支，这样三大目标之间，骤然一看，相互之间是很矛盾的，但这就是现实的要求，是不能不面对的困境。管仲就是在这样的三元悖论逼迫下，探索出一条价、财、税、金融联动的改革方案，他称之“以轻重御天下之道”。

轻重之法用今天的话就是通过政策调节价格、税收、财政、货币的结构，以促进经济发展、物价稳定、财政充裕、民生幸福。这个调节，不是单项的，也不是固定的，而是“视时而立仪”，不仅调整各单项之间的整体结构，也调整每个单项的内部结构，每个调整都动一发而牵全身，产生联动效应。如税收，既减轻农业税、商业税，又开征房产税。既对贵族的私田统一开征农业税，又按照田地肥沃程度收成情况调节税率；既开征房产税，又为贫困户兴建提供住房；既为民众提供社会福利，又着重振困救急；既促进市场流通，又对盐铁实行专卖；既要提倡节俭，又要在水旱灾害时大修宫殿以给人民工作机会……所有的调整都是按照“既…又…”模式，因时因势权衡轻重而动。

西方经济思想总是“必须…才能…”的线性思维，而管仲却是“要实现…则既需…又要…”的联动互济思维。西方思维是一分为二，非此即彼；中国思维是一分为三，分中有合。古代中国哲人始终重视事物中各种因素的变化关系，以求相互补充促进，用管仲的话说就是要调节好它们之间的轻重关系，“合阴阳，而天下化之”。有如中药开方，一服药下来，要君臣佐使，相互搭配。前辈学者唐庆增认为他是重商主义，马非百认为他是重农主义，也有学者认为他是市场放任主义的先驱，也有认为他是市场干涉主义的始作俑者，也有认为他是2600年前的凯恩斯，也有认为他是古代中国的供给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等等。从西方经济思想来看，管仲可以说集各种矛盾的学说于一身的大杂烩、四不像，不按常理出牌，但对管仲来说是“殊而用一也”，他关注的是财税、物价、谷物、万物、货币的内部结构和联动关系，通过建立土地、人口、国用、乡县、货币的统计系统，运用“衡”“准”“流”“权”“势”等手段，“调通民利”，以达到“富民”的目标。他相信“仓廪实则知礼节”，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国家才能大治。这样他的轻重理论由价、税、财的联动扩展到国家和社会的综合联动。

继承与发展

管仲的改革思想经过后人整理和发展形成《管子》一书，是中国古典经济学的经典，诸子百家无不从中吸取经济学的营养，西学东渐之初也有将经济学翻译成“轻重学”，历代改革家也无不将之奉为圭皋，并不断有所增益。

在税制方面，战国时商鞅提出有条件减税，税收的增减成为实现政策意图的手段。如减农业税，重工商杂税以推行重农抑商；对耕作努力的减税，耕作不力的罚为官奴，强制劳动，以鼓励农业生产；对不愿分家的赋税加倍，以推行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因为古代以直接税为主，所以调节效果也相当明显。

在公共财政方面，汉代努力架构多元共担机制。一是以授爵、减免租税鼓励民间参与救济和公共建设；二是命令乡官“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王安石变法时采取学田制，就是划拨一定量的土地给地方学校，用地租支付办学经费。

在价格方面，后世多与国家储备制度相结合，建立“常平仓”制度，政府在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同时也建立起了粮食储备以备荒。同时专卖政策也得到不断发展。商鞅实行了更严格的盐铁专卖，不仅“寓税于价”，还“寓征于禁”。汉武扩展到酒专卖，唐代扩展到茶专卖。专卖政策虽然增加了国家收入，但也有与民争利之嫌，受到很多批评。唐代实行专卖时已有所放宽，采用民制、官收加价后再转卖给商人自行贩卖。王安石变法时认为专卖品种不宜太多，张居正变法时不再主张专卖。对于通过货币政策来增加国家收入方面，由于国家总有扩大货币发行的冲动，很多时候执行得并不是很好。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称羡中国始终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但他奇怪中国经济好像处于静止状态，但却没有退步，没有荒芜的土地，也没有废弃的城市。中国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富裕，金钱的价值比任何国家都高，而米价却比任何国家都低廉，公共建设、道路水利都要比欧洲国家好得多。中国就这样在GDP世界第一的位置上静止了3000年。中国古典经济学的智慧让中国度过了无数自然灾难和市场风险，其中也有很多教训，王朝的兴起与衰落。所有的这些都应该是我们的记忆的一部分，我们继续前行时应该再回头看一看。

（作者供职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