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多舛的毛公鼎

毛公鼎又称周毛公厝鼎，因做器者名毛公厝而得名，清末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现藏于博物院。鼎内刻铭文32行，合重文共497个字，是迄今所见先秦-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一件。鼎铭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部分追述周代文武二王开国时政治清平的盛况，指出作鼎时的政局不稳；第二部分讲周王对毛公的册命；第三部分谚凋王授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特权；第四部分讲周王告诫勉励毛公以善从政；第五部分讲周王赏赐毛公马车、兵、命服等物，毛公表示感谢并称颂周王的美德，作鼎以为纪念。其中，第一部分以“王若日”开头，其余四部分均以“王日”开头。整篇铭文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大，堪称国之重宝。

毛公鼎并非科学考古出土，据《陕西金石志》记载“是鼎咸丰八年（1858年）出土，由烂铜铺在乡间收买，运省备熔化，为苏亿年瞥见，以市钱六十千购得之，运京出售，稀世之宝，乃得流传”，也就是说苏亿年是在废品站偶然发现毛公鼎的。而贺世明却说，毛公鼎是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由陕西岐山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想以三百两白银卖给古董商，后由于村民董治官的阻拦，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后来贿赂知县，设法买走了宝鼎。咸丰二年（1852年）毛公鼎辗转落人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凡此种种传言，不知何是何非，但可以明确一点，最早明确见于记载的毛公鼎拥有者是古董商苏亿年。

苏亿年作为一名古董商人，得此重宝，必寻买家，而真正收藏毛公鼎的第一人是陈介祺，其详细经过见于陈继揆《毛公鼎旧事》（上），“苏氏兄弟得此宝鼎‘奇货可居’，索要高价，簋斋由于刚收‘聃簋’，无力购买及家父之丧等原因，一直搁置买鼎之事，直至咸丰元年（1851年），守孝毕回京，与苏兆年再议毛公鼎之事，咸丰二年，由其辇鼎入京，始入簋斋之室”。陈介祺在1852年收购毛公鼎的证据充分，现存的陈介祺手书《毛公鼎释文》有“咸丰二年壬子五月十一日宝簋居士陈介祺审释并记”的记载。孙稚雏亦云：“咸丰二年乃公元1852年，是年五月十一日，陈氏曾手题毛公鼎释文一纸（《文物》1964年4期《簋斋佚事》），后记中有‘审释并记’之语，是得鼎当在此年。”据陈氏后人云，陈介祺得此鼎后秘不示人，仅请陈唆为其拓十余纸，除自己考释外，并分寄吴式芬、徐同柏、许瀚三人，请其考释，也就是说终陈氏一生，无人见过毛公鼎的庐山真面目，原因何在？不少人认为是因为当时清朝法律不允许私藏秦汉以上的文物，故陈氏谨慎暗藏。但笔者偶见《西清古鉴》序言中载有乾隆皇帝的诏书，其有言日：“我朝家法，不事玩好，民间鉴赏，既弗之禁，而殿廷陈列与夫内府储藏者，未尝不富。”由此可知当时清律并未禁止民间私藏文物。以笔者之见，当时官场上尔虞我诈，陈介祺的父亲身居显位，陈介祺本身亦进士出身，在翰林院做编修，“簋斋赋性端严，持身公谨，博雅好古”，“收藏的陶器、古印、铜器等颇多，被誉为清末第一大收藏家”，所谓“树大招风”，故其得此重宝，慎之又慎，是常理之中的事情。

光绪十年（1884年），筻斋病故，陈氏所藏古器分为三份，毛公鼎分给了次子陈厚滋，后期家道衰落，陈厚滋次子于1910年以万两纹银将鼎卖给了有钱有势的端方。毛公鼎转售给端方之后，便开始了它“颠沛流离”的历程。据李棪《金文选读》记载，端方“殁后，存物多散，端夫人曾致函廉泉，讬售此鼎，索价三万金，迄未成议。端夫人寻谢世，家人将此鼎抵押于天津道胜银行”。至1926年，华俄道胜银行歇业清理，又将毛公鼎转押给北京大陆银行。

在国家多事之秋，国宝毛公鼎命运多舛，不能不引起爱国之士的担忧，叶恭绰便是其中之一。石业华《稀世国宝毛公鼎》记载：“1930年北京大陆银行清理该行抵押收藏的毛公鼎，急于处理，收回押款，缘由是自1911年毛公鼎抵押给华俄银行20年来，本息已逾10万元。被押国宝毛公鼎理应由故宫博物院收购珍藏，可惜该院没有这笔经费，叶恭绰恐被外国人买去，赌气决定自己买下。经与大陆银行协商让利后，确定价值10万元，叶恭绰获得毛公鼎后，寓居上海，藏鼎于沪寓”。在外敌入侵之时，叶恭绰及其侄子叶公超几经磨难，为保护毛公鼎差点丢掉性命，真可谓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抗战末期，叶氏家道衰落，无奈将鼎售于陈永仁，并约定抗战胜利后捐献国家。

事后，陈永仁履行承诺，将毛公鼎交回南京国民政府，却出现了波折。陈氏所献之鼎被误认为是逆产，被“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所控留，陈氏亦被幽禁，后经多方设法解释，又经徐伯璞千方百计“活动”，此鼎才终归中央博物院所有（引者按，现南京市中山门内的南京博物院），经鉴定乃真器无疑。南京被攻陷前夕，明令将珍贵文物运往台湾，毛公鼎也一同前往，收藏于今博物院，从此国之重器不再是私人争夺居奇之物，而收归国有，毛公鼎也结束了它“流浪”的历程。

作者：广东省广州市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邮编51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