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制度与文化变迁

[摘要]本文从年度周期的安排、日常活动的安排、人生历程的安排以及村庄和居民的空间安排几方面讨论了云南坎村彝族时空制度的变迁。

[关键词]彝族、时空制度、文化变迁

[作者]高登荣，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博士。昆明，650031

[中1119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141-007

任何时候，人们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时空秩序中进行的。时空制度是人类行动的基础，也是文化的基本内涵。因此从时空制度人手考察文化变迁将是有效的途径。本文将从年度周期的安排、日常活动的安排、人生历程的安排以及村庄和居民的空间安排几方面讨论坎村的时空制度。

一、社区背景

本文所描述的坎村位于云南省中北部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距县城约有87公里路程，距省会昆明市约有180公里路程。禄劝境内河流较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普渡河和掌鸠河。普渡河发源于滇池，由县境南部进入禄劝，自南向北纵贯县境东部流入金沙江；掌鸠河发源于县境北部，自北向南流经禄劝西部，至县境南端东折注入普渡河。这两条河将禄劝分割成“河外”(普渡河以东)、“撒坝”(两河之间，因撒营盘坝子为禄劝较大的坝子而得名)及“河迄”(掌鸠河以西)三大块。坎村即位于掌鸠河上游石板河以西的河迄地区。坎村在行政上隶属于双化乡坎邓办事处，但是从坎村到位于撒坝的撒营盘镇仅有7公里路程，到双化乡政府所在地却有10多公里路程，因此，坎村人在日常生活和经济上与撒营盘镇的联系更为紧密。实际上，双化乡是1980年增设的建制(当时为双化公社)，在此之前，坎村一直隶属于撒营盘。

坎村实称大村，由1村、2村和12村3个自然村组成，1998年共有149户，629人。其中彝族有115户，521人，傈僳族27户，84人，汉族7户，24人。傈僳族是1930年代陆续迁来的，汉族则是1950年以后才迁入。从居住历史和人口看，彝族是坎村的原住民和主体民族，彝族文化对其它两个民族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汉族和傈僳族均能说流利的彝语，彝语也是坎村的公共交流语言。坎村最早的住户为杨姓，椐回忆杨姓是清初从相邻的富民县迁来的。由于家谱被毁，迁居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坎村的民居为两层楼的木结构土墙瓦房。1950年以前，村内仅有两幢楼房，为当时的富户所有。村民全部住上楼房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1980年代以前，村民以包谷为主食，现在仍有约40％的家庭以包谷为一半主粮。男子已全部穿着现代服装，妇女仍普遍穿民族服装。

二、年度周期与日常活动的安排

年度周期包括计时系统、生产日程、年节活动。年度周期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得以自身的再生产和延存的制度保证。坎村现行的年历计时系统为公历、农历和农历相配合的二十四节气。公历在1950年以后逐渐被村民接受，但是除了与街期有关的星期制外，公历对于村民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真正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农历和节气。村民借助节气安排一年的生产，节庆和婚丧等事的择日依据的是农历。

村民一年的生产活动安排：

一月(农历)：初一至初六为过年休息娱乐时间，除了放牧外，一般不到地里动土。初七后才下地劳动。农事主要是平整包谷地和秧田，积肥。

二月：平整包谷地，点种洋芋，积肥。

三月：点种包谷，洋芋点种完。

四月：栽秧，种烤烟，薅头道包谷。

五月：薅秧，薅二道包谷，开始采集香菌和木耳。

六月：挖洋芋，收小春作物，撒种冬养，种萝卜。

七月：积肥，开始采集牛肝菌等菌类。

八月：在烤房烤制烟叶，开始采集松茸。

九月：收包谷、水稻，播种小麦，采集松茸。

十月：打稻谷，晒谷，包谷脱粒。

十一月：搂松毛，翻包谷地，砍柴。

十二月：平整包谷地，搂松毛，办喜事，杀年猪。

农业生产主要依据节气的变化来安排，村民随口便能说出一些有关节气与生产的谚语，如“芒种忙忙种，夏至点火栽，小暑栽秧不用薅，大暑栽秧不用刀”(后两句意思是到小暑才栽秧已迟，不会有收获)，“立夏不下雨，犁耙高挂起”，“秋分麦子寒露豆”，“立秋不下雨，粮食少一半”。天气的变化与雨水情况直接影响到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村民对自然变化的规律便作出一定的总结并进而作为预测的依据。例如，以桃树、李树开花的情况预测当年雨水的早迟，如果底部先开花预示雨水来得早，中部先开花预示雨水集中在年中，顶部先开花则预示雨水集中在八、九月份。也可据正月初一到十二几天的天气情况预测一年的天气情况，每天代表一月，如初三阴或下雨预示三月会有水。对自然变化的总结也体现在一些农谚中，如“四月三卯，小瓜小菜吃不了；五月三卯，晒死河边草；九月三卯，老牛老马吃烂草。”(三卯即三个属兔日)，“三月下大雨，四月晒河底”。上述总结和谚语都和农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从侧面反映了社区的农业社会性质。

村民将一天划分为早上、上午、晚上3个时段，时段的划分并不以钟点为依据，是较为模糊的和具有伸缩性的。天亮到早饭前这一段时间为早上，早饭(约11点)到晚饭之间的时段为下午，晚饭后为晚上。吃晚饭的时间在农闲时大约是18点，在农忙时约是动点左右。村民也使用中午一词，不过中午更为模糊，通常指的即是吃早饭这一段时间。农忙时节，在早饭和晚饭之间村民会吃一点便餐以补充体力，称为“吃晌午(饭)”，晌午即是指这一时刻(大约是15点到14点之间)。除了小学的作息依据小时、分的计时制外，钟点对其他村民没有实际的意义。村民根据上述时段的划分安排日常的生产生活。每天天亮时主妇最先起床(男主人同时或稍晚起床)，做完生火、扫地、喂鸡、给牛添草料等家务后才叫子女起床。在大家庭中，儿媳亦早早起身做家务。农闲时，主妇在家做饭或上山找圈肥、拾柴后回来做早饭，农忙时则全家到田(地)里做农活。吃饭时，主妇负责添饭添菜，饭后由女儿或儿媳收拾碗筷，男子一般不参与收拾饭桌和洗碗筷。主妇喂猪食。早饭后休息半小时左右，老人或孩子上山放牧，其他人到地里做农活。晚饭后，有电视机的人家会看几个小时的电视，22～23点上床休息。小伙子们或会聚在一起饮酒聊天，或与其它村寨的姑娘相约到山上吃山酒。逢星期四、星期天的街天，要赶街的人家吃早饭的时间通常提前到9点左右。教徒的日常活动则多出了每星期3次礼拜的内容。即星期三、星期五的晚礼拜和星期天的礼拜。不过，由于赶街、农忙时农活重的原因，大多数教徒都不可能每星期参加3次礼拜。

以一年为周期的节庆、祭扫活动构成仪式性的年度周期。李亦园先生认为生命礼仪是个人的通过仪式，而岁时祭仪则是家庭、社区甚至整个国家的通过仪式，每一节日各有其特殊的仪式活动。表现不同的象征意义，但其目的都是希望借节日的庆典，使每年的各阶段顺利通过。坎村彝族的节日有过年、清明节、端午节、火把节、七月半。

过大年的时间与汉族春节相同。腊月二十几号即开始杀年猪及购买鞭炮、门神、对联等年货，

腊月三十号上山采集青松毛，磨制豆腐并杀好鸡以备第二天食用(彝民习俗正月初一不动刀)。与汉族重视年三十的晚饭不同，彝民腊月三十的晚饭与平日别无二致。晚上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已成为彝民过年的新内容。正月初一，男子须天不亮起床做事，妇女在这一天有睡懒觉的特权，他们尽可以睡到吃早饭时才起床。男子起床的第一年事便是到水塘边挑水，因是新年的第一挑水，又叫接新水。谁家挑水早就预示该家全年有福有禄，顺利平安。挑水时须拿把一青绿松毛，挑水前撤一些在水塘边，然后沿路撤回家中，进了厨房后再撒一些在灶台上，意为将福禄引回家。有一则做事讲述了挑新水的来历。传说古时有一孤儿生活贫困，大年三十吃过晚饭后，一想到初一的饭还没有着落，心里十分难过，便在愁困中睡去。睡梦中有人告诉他，只要赶早去挑水就会有预想不到的好处。孤儿醒来后依计而行，水挑回家后，没想到一桶水变成了金子，一桶水变成了银子。孤儿从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消息传开后，人们纷纷效仿，以后便有了过年挑新水的习俗。坎村1989年有了自来水，但是在大年初一人们仍然习惯到水塘挑水，早饭即用这挑新水来做。初一的早饭相当于汉族年三十的晚饭，是过年最重要的一餐饭。早饭做好后，在堂屋里撒满一层青绿松毛，直接将饭菜放在松毛上。传说铺撒松毛最初的目的是掩盖杀蒙古兵留下的血迹，后来成为固定的习俗。有驱邪祈福之意。松毛要铺到正月十五后方能扫去。过去，家人吃饭前要先献祭菩萨，并盛一碗饭，上放几块肉喂狗以表达对狗为人们带来粮种的感激。近几年来，在外谋职者回家过年时重新发起了初一祭山神的活动，现在的祭拜已超出了以往锅的范围，且带上了娱乐活动的性质。

火把节(六月二十四日)是又一个隆重的节日。节前半月到山上砍椽子粗细的松树枝制作火把里J火把制成后带回家晒干以备节日使用。六月二十四日晚饭后，各家在火塘上点燃火把，在堂屋、面房处对着火把撒松香，有驱除邪恶蚊虫之意，之后出院门到村内的田间地头绕行，路上遇到人亦撒松香，火把烧尽后又回家重新点一根火把出门绕行，直到将所备火把全部烧尽。次日亲戚间相互宴请，彝民习俗火把节吃羊肉、鸡肉而不吃猪肉。1950年以前，火把节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全村二十三日的祭山神，每家将祭山神时分得的羊肝、羊肺扎在火把，以期牲畜兴旺。

三、空间的安排

在村民的观念中，人、神、祖先、鬼居住在世界的两个部分，人生活在世界的现实部分，神、祖先、鬼居住在非现实的部分。神保佑村寨平安，祖先赐福后代，鬼作祟于人。不管它们以何种方式对人施加影响，也不管其影响的正与负，它们的神秘性都使它们与人之间存在着空间距离。这种观念直接体现在村落的空间构成上。民居、磨秋场、学校构成人们生活的现实空间，民居为家庭私人空间，其分布与朝向无一定限制，均依山势地形而定。磨秋场、学校属公共空间，零售商店和磨房也使所在人家的院落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共空间。学校是较为特殊的空间单元，它虽地处坎村，却并不属于坎村，学校招收附近5个村寨的学生，因而它虽然位于坎村的边缘，却是5个村塞的中心。除了本村老师和学生外，村民与学校并不发生直接联系。学校是独立的空间单元。

祖灵洞、山神庙、山神树、教堂、祭场、坟地构成仪式空间。它们不仅在观念上与现实空间存在距离，实际的地理位置也是如此。祖灵洞是家族仪式空间，选在山上陡峭之处，且要符合向阳、环树，山脚有长流水的条件，如经文所说“阳光充洞口，崖宇出天然”，“绿菁保佑祖，大江绕祖前”。祖灵洞是家族的神圣空间，它远离现实空间，且占据超出村寨的实际地理高度。山神庙、山神树是村寨神圣的仪式空间，山神为村塞保护神，它掌管气候变化及人生祸福，人们通过定期的庙祭和村祭求得山神的佑护。同时，仪式空间也成为社区认同的表现场所。山神庙远离村寨，山神树亦处于三道梁子的高处，它们都占据了空间高度。作为教徒仪式空间的教堂是坎村的新事物，它仍被建于农田中高出之平台上，沿袭着与现实空间的分离。坟地和祭场分别处于村塞附近的山坡和平缓之地，这一仪式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的关系是较为模糊的，因为鬼与祖魂的界定存在着不确定性，他人之祖魂于己而言是潜在的鬼，反之亦然。尽管1950年以后的丧事已不再到祭场设棚作祭，但是时至今日祭场仍被看作是鬼出没之地，村民对其是惧而避之的。

堂屋是居住空间的中心。堂屋设有火塘供桌，火塘设于进门偏右的位置，不能正对大门，据说如果正对大门会招致孤魂野鬼进家，使主人疾病缠身，诸事不顺。正墙上过去为悬推菩萨之处，现在或贴等领袖画像，或贴寿星像、财神像，信教人家贴基督教神像。堂屋空间包括了仪式空间和现实空间，它是人灵共处的世界，过去是挂的菩萨是祖灵的象征，祖灵所居之处为家庭的神圣空间，逢年过节均须献祭菩萨，平时不得随意取下或触动菩萨，到家族举行耐姆大会时才可将菩萨从其上方屋顶掀开瓦片处取出送至祖筒。火塘则属于仪式与现实的重叠空间。一方面，火塘供家庭做饭、取暖，是家庭日常活动的中心。另一方面它又是仪式的展演场所。祈平安仪式、送白虎仪式都围绕火塘举行，过去新娘出嫁时要由新娘弟弟背着新娘绕火塘三圈方能送出堂屋。新房落成时要举行进火仪式。进火即是点燃新家庭火塘之火。进火由主人的舅舅主持，主人先关上大门，舅舅带亲友前来相贺，敲门后主人与门外的人一问一答，门外的人说自己是做生意的，赶骡马的，背金银的，还拿着马樱花(马谐麻利的麻音，有吉利、顺畅的含义，马樱花之红色象征生活红火)。进门后，主人舅舅将火点燃2进火仪式标志着新家庭生活的开始。

四、人生礼仪

1　生育礼俗

彝族祭经中对人从受孕到成形的9个月母体生长过程有详细的描述：

古昔人禽不相同，一月如秋水，

二月尖草叶，三月如青蛙，

四月四脚蛇，五月山壁虎，

六月具人形，七月母体转，

八月母气合，九月母怀抱。

彝族妇女一般先将自己怀孕之事告诉婆婆，再由婆婆转告公公和自己的丈夫。怀孕被看成家庭的喜事，孕妇也受到较多的关照。婆婆会提醒她不要穿太紧的裤子，不爬山和尽量不干重活。有些保护措施加入了宗教观念，例如孕妇不能爬果树、摘果子，否则果树就会枯死。饮食方面，孕妇不能吃兔肉，否则生下的孩子会变成兔唇。胎儿的性别是家人关心的对象，他们通常用一些既有的方法加以预测，例如，如果孕妇喜欢吃酸食，代表胎儿为男性，喜吃甜食代表胎儿为女性。或者根据孕妇腹部的跳动部位来预测，左腹跳预示胎儿为男性，右腹跳则为女性，这一点与彝民贵左的习俗有关。预测的依据与准确与否是难以考查的，不过它表现了家庭对未来孩子的期待之情。

多数妇女在家里生产。坎村过去没有专门的接生者，多请家庭中有经验的女性接生或由产妇的婆婆接生。现在有请卫生员接生者，也有请家庭成员接生者。生产之前要准备好砍刀和剪刀(过去用火烧消毒，现用酒精消毒)，生男孩用砍刀割断脐带，象征其长大后会用刀砍柴，若生女孩则用剪刀剪断脐带，象征她成年后会做针线活。性别的区分与分工从出生之时就已开始。孩子出生后的

第二天、第七天和满月时均要杀一只鸡，是男孩则杀公鸡，女孩杀母鸡，据说若不杀鸡孩子长大后就不好教育。孩子的父亲在孩子出生后第三天带酒到岳家报喜，并确定岳家“送祝米”的日子。岳家通常在孩子生后第十天前来道贺，即送祝米，庆贺孩子出生的酒宴也在这天举办，正式的宴请为两天，第一天请亲戚，包括孩子的外婆、舅舅、出嫁的姑姑及村中家族。酒席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替婴儿命名。彝民认为新生儿有名字之前是没有灵魂的，取名之后才有灵魂。舅舅被认为是替孩子取名的理想人选，若无舅舅也可由家族成员、村乡邻会或外来者取名，当然被选中的取名者应该是较“发达”之人。在第二天有村乡邻舍参加的早宴，取名者用筷子夹着鸡头当众宣布孩子的名字，孩子自此正式成为家庭的一员。满月后可将孩子抱出院门，不过，婴儿被认为容易受到侵害，例如不能当着“药王”(会施黑巫术者)的面哺乳，天黑后也不能抱孩子出院门。月子里忌讳非本家族的人来访，尤其是孕妇。孕妇来访被认为“踩了产妇的奶水”，会导致产妇的奶水不足。若有孕妇来访，就要到孕妇家要一点盐回来炒菜让产妇吃下，以作补救。满月后，产妇家将积赞的蛋壳堆放到村中的路上，作为满月的公告和解除对外人来访忌讳的标志。

关于产妇坐月子的时间和食物，坎村有一则故事对此做出解释。传说很久以前，生孩子是男人的事。男人从小腿肚子处生孩子，要坐四个月的月子，还要杀牛滋补。妻子不满，说如果让女人来生孩子，只需坐一个月的月子，吃鸡蛋和几只鸡即可。从此变成女人生孩子而男人服侍。当然，女人也要经受更多的生育之苦。故事的内容似与产翁习俗相类，但是其它文献及民族志中未见有此类记载。不过它表达出生育是男女两性合作的结果及男子的重要性。基督教传入坎村后，教徒也会用亚当夏娃的故事来解释妇女生育的痛苦。

2　婚礼

彝族的婚姻包括提亲、吃小酒、吃大酒、迎娶及回门等程序，婚礼习俗总的看来变化不大，限于篇幅，本文仅简要介绍现代婚礼。娶亲多选在属鼠、龙、马、猴几个日子：以猴日最吉(彝民说猴子抓东西抓得紧，以此预示婚姻牢固)。娶亲者为新郎的族中男青年并媒人，人数在20人左右，新郎不参加娶亲。娶亲者中要选出两个身强力大、能说善唱之人，一人牵马，称为斜摸弱，一个负责背新娘，称为斜摸助。新娘家也早早作了准备，新娘的姑娘伴们率先用盆、桶盛水藏于门后院内，待娶亲队伍一到新娘家院门外，姑娘们一齐涌出，将水尽情泼向娶亲者，按习俗，娶亲者进了院门即不可再泼水，因而娶亲者便奋力向院内冲，姑娘们则边泼边退，待娶亲者冲进院门后已是浑身湿透。古礼是以马樱花树枝蘸清水洒向娶亲者以示祝福，后逐渐演变成倾盆泼水，虽仍有驱邪祈福之意，却已带有嘻闹的成份，也是对娶亲者的考验。到堂屋门前，两个姑娘挡住大门向娶亲者索要进门槛酒，娶亲者奉上备好的一罐酒后即可进门歇息。娶亲队伍到后，新娘家的亲戚也陆续来齐，酒宴开始。晚饭后，老人们聚在一起说话，青年到院子里跳跌脚舞。子夜时新娘唱哭嫁调。

送亲宴结束时，姑娘伴寻机用事先备好的猪油拌锅底灰将娶亲者抹得满脸黑亮，牵马的斜摸弱额头被画上黑十字(彝民满月婴儿回外婆家时也在婴儿的一只脚掌上画黑十字防“半路鬼”)，据说可驱邪，脸上的黑油要回到新郎家后才能洗去。新娘换上嫁衣后到堂屋第三次哭唱。此时娶亲者作好出发的准备，以斜摸助为首的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将姑娘伴强行拉开，伴摸助背上新娘向屋到、迅速冲去、姑娘伴或阻挡，或拉扯住新娘，使娶亲者行动艰难，彝民习俗，新娘一经背后上，到新郎家前双脚即不能直接接触地面，否则不吉利。因此聚亲者须齐心协力，乃至与姑娘伴撕打方能冲出姑娘伴的包围。出了院门后，姑娘伴即不得再行阻拦。不过，娶亲者的麻烦还未结束。其他姑娘伴早已趁机将新娘坐骑夺走牵出村外，即便斜摸弱等娶亲者夺回了马，习俗不允许马走回头路，斜摸助只能背着新娘追到停马处，将新娘抱扶上马。自此，娶亲者终于脱离苦海，可安心上路了。若是用马接亲，除新娘外，其他人均步行，若以马车接亲，新娘、伴娘、新娘的弟弟和斜膜助同乘一辆车。送亲者包括新娘的舅、姨、叔伯、姑父、姐夫等人。

娶亲送亲队伍快到新郎家村寨时，遇到第一批迎亲者，他们是新娘在新郎村寨的亲戚。到村口时第二批迎亲者，为新郎的叔伯、兄弟。到新郎家院子附近时，新郎的父母出来相迎，新娘亦下马(车)站于花毡上，由新郎家挑选出来的父亲、祖父母均健在，属相与新娘相配的姑娘将新娘背进堂屋，稍坐一阵又背到新房中，新娘将纱帕、水巾除去。晚宴上，送亲者受到最高的礼遇。新娘则由伴娘和男方女性亲戚陪同在新房吃饭。当夜新郎不与新娘同房。新娘、伴娘及男方姑娘同宿新房。次日新郎照例要早起，待送亲者起床后，新郎端上热水请送亲者洗漱。吃过晌午后，送亲者返回女方村寨。新娘哭泣不止，欲一同返回，新郎家人边劝边将其拉回，特别是要在新娘随送亲者未过河(或沟)前拉回，彝民认为如过了河再拉回则对婚姻不吉利。

基督教徒的婚礼除不唱哭嫁调、不用锅底灰将娶亲者的脸抹黑外，其余程序习俗与非教徒的婚礼相同。

3　葬礼

彝族历史上实行火葬。《农部琐录・种人志》说：“(彝族)死以火化”，不过在同一时期汉式土葬界对彝族产生影响，“夷性畏鬼，多禁忌。有效汉葬，而裔不昌，群俏之，复以火葬法。”此后，火葬习俗渐废。坎村现存之墓最早为清道光十八年。采用土葬习俗的时间应稍早于道光年间。

民国年间，彝族极重丧事。彝谚“死人不吃饭，家当分一半”，形象地说明了丧事耗费之大。富裕人家办丧事还要设祭棚作祭，所耗费用更多。

老人临死时，家人将几粒米(谷)和几块碎银子逢人一小布袋放入老人口中，谓之含口。意在让老人死后魂有吃有用。人死后由死者的同性子女用蒿枝水替死者洗尸，换衣，布鞋须是死者女儿所制(据说儿媳妇做的鞋死者享受不到)。入棺前要将死者所载之阈头、顶针等金属饰物取下，棺停于堂屋内火塘边。当天(或次日)通知亲戚。次日清呗髦来家念《献药经》。药系用鸡、羊的肝胆、鸡蛋、胡椒、草果、山药等物剁碎混制而成，盛于木碗之内。呗髦念经时，家人在旁守药，有一小伙子手持匕首在药碗上方不停挥舞，以防鬼来抢药。呗髦念经后，家人每人都用勺舀一点药汤浇在事先烧热的鹅卵石上，即给死者献药。彝民认为死者吃药后生前所患疾病已被治愈。

埋葬的当天丧家请呗髦作扫房仪式，目的是驱除潜在的恶鬼。扫房时主人全家到院外回避，家中只留呗髦和几个相帮。院内和正房屋后备立一根一丈多高的白栗树杆，用草绳相连，绳上挂甑子底、刷锅帚和小鸡一只。两个相帮手持树枝从正房开始扫到面房再到耳房最后到院子大门顶上，与此同时另有几个浇水于放在堂屋中柱下烧热的鹅卵石上。此后，呗髦在正房台阶上将扎好的草人(代表恶鬼)抛到院子里，若草人头朝外表示恶鬼已被扫走，反之则由呗髦念经后再抛，直到草人头朝外。仪式完后将草人及死者用过的草垫及所穿衣服送到外面烧毁。

现代葬礼因缺少宗教人物呗髦的参与，程序简化，如传统葬礼中的献药、指路、扫房以及含口、搭桥等习俗不复存在。基督教的传人对彝族葬礼产生了一定影响。教徒死后，家人即向教堂执

事、礼拜长报丧，由他们通知其他教徒到丧家吊祭。下葬前，礼拜长带领参加葬礼的教徒诵经。1999年2月，笔者在坎村遇到一起教徒葬礼，死者为坎村少有的几个80高龄妇女，若是不信教者，丧事要办3天，而该家从死者落气到下葬整个过程仅为24小时。

五、时空制度与社会文化

纯粹的民族固有的时空设置在现代很难找到实例，现代各地的时空设置通常是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产物。坎村彝族的时空制度是彝、汉文化长期交流的产物，其中，既有彝族传统的文化因素，也吸收了大量汉文化因素。例如，年历和生产计时方法采用的是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的汉族农历和二十四节气，以年度为周期的节庆活动，除火把节外，大年、清明节、端午节、七月半均传自汉族。葬俗由传统的火葬改为汉式木棺土葬。民居从建筑式样到框架结构都与当地汉族相同，框架结构的各个部分亦直接使用汉语名称。彝族无建庙塑像的传统，因而山神庙和山神像显系受汉族影响的产物。但是，彝族在吸收汉文化进行时空制度的重构过程中，并没有抛弃自己的传统，对汉文化的借取也是有所选择和改造的，例如，汉族较为重视的中秋节就一直未被彝民接受。春节习俗中，汉族重视腊月三十日晚的年饭，彝族则重正月初一的早饭。汉族的小年为正月三十日，彝族的则为二月初一。彝族采用土葬习俗后，仍保留着对凶死者行火葬的习俗。

彝族吸收汉文化进行时空制度改造的过程与经济变迁的过程同步。禄劝彝族在清代乾隆年间的农业生产仍处于“火种”阶段，此后通过学习汉族的农耕技术逐步过渡到精耕农业。汉族的精耕农业是由农耕技术和历法、节气等知识构成的一套完整体系。彝族引进汉族农耕技术的同时必然连同引进与之相配合的历法、节气的计时制度。在不断的相互交往中，汉族的节日、民居以及建庙塑像的习俗也被引入彝族的生活。因此，彝族对时空制度的改造直接源于内部的需要，这就使变迁成为自觉的行动，在吸收外来因素的同时，不排斥对传统的继承。与经济变迁同步的时空制度的改造是在渐变的过程中完成的，可以说没有经历太大的冲突，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变迁。

从现行时空制度的基本内容看，坎村彝族社会仍然更多地表现出传统社会的特征。他们对一年的时间安排、日常活动的安排以及人生历程的安排依据的都是习以为常的程序。他们对时间的划分仍然是扰统的，因为在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候，他们并不需要将时间的划分具体到小时、分、秒。他们注重人生礼仪、岁时仪式的操演，因为类似的仪式仍然是他们民俗生活的重要内容，又或是生活的意义所在。除了婚出、婚入、赶街、购物外，坎村很少有人口的流动，村民也很少外出，他们的社会相对而言仍然是封闭的。当然，小学、村级公路，松茸等野生菌的季节性贸易、年轻人到省城打工等现代因素的存在反映出其时空制度的变化。电视作为一种现代媒体普遍进入村民的家庭，它不仅改变了村民夜晚的日常活动模式，也改变着村民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撒坝小云南”(撒坝即撤营盘街所在的小坝子)、“云南一省，全靠富民”(富民为昆明市的郊县，位于昆明市区和禄劝县之间)这两句话代表着村民过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而现在，“香港回归”也曾成为村民关心的事件和谈论的话题。程控电话的进入进一步拉进坎村与外部时空的距离。

从坎村时空制度的变迁历程来看，清代乾隆以降到20世纪前半叶，彝族完成了从初农社会向集约农业社会的转变，内部需求成为对时空制度进行改造的内在动力，因而这是一次自觉的和成功的改造。1950年以后，国家推行的统一的计划变迁对传统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同时缺乏彝民的自觉参与，它所造就的“飞跃”并不是现实的反映。19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以来，传统时空制度重新确立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对传统时空制度的改造并不能简单地以所谓现代因素替代传统因素，实际上，在彝民的时空制度中，传统与现代是并存的，将两者对立的做法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可行的方法应该是在移入现代因素的同时给予传统充分的关注。而且，这样的改造最终应该是以彝族为主体的自觉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