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批判学者的社会实践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达拉斯•斯迈兹的社会实践,重新认识批判学者对更公正、合理的替代性社会秩序的建设。本文不仅试图表明批判学者的确有一个替代性的愿景,并致力于改变现有社会秩序中的结构性不公,同时也试图展示现有的传播通信政策已经是斯迈兹这一代批判学者在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道路的实践过程中持续抗争的结果。

【关键词】批判学者;实践;传播政治经济;达拉斯•斯迈兹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哲学家们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

政治实践成为思想的深化剂;分析成为政治行为干预形式与场域的增生剂。

――米歇尔•福柯,《反俄狄浦斯》序言,xiv[1]

批判学者有时被认为只专注于对社会现实进行复杂的辩证分析;他们却不说明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他们更关心的是系统如何压迫、限制人们的自由生活,以及系统如何复制现有的不平等社会关系,让当下的社会制度得以延续;他们却没有提供一个替代性的社会愿景。他们知道要建立新的社会组织系统,但不知道具体将是什么,或具体该怎么做。因此,他们的研究被庸俗化为“只重批判、不重建设”(赵月枝&邢国欣,2007: 531)。典型的批评通常是这样的:批评总是容易的,难的是要找准前进的方向。

在传播学领域,虽然像达拉斯•斯迈兹(Dallas W. Smythe),赫伯特•席勒(Herbert I. Schiller),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等批判学者频频为改善社会不公提供反思和革新意见,并且不断介入到当局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他们的研究却常被误读为脱离生活实际,缺少直接的社会关怀。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批判学者改变世界秩序的社会实践,来厘清关于批判学者无构建性的误读。具体来说,本文将以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达拉斯•斯迈兹的社会实践为例,重新认识批判学者对替代性(alternative)社会秩序的建设。文章的第一部将简要审视“实践”这一概念,从而在认识论层面澄清批判学者对社会实践的理解;之后,我将勾画批判视角下替代性愿景的五个主要原则;本文的主要部分将分析斯迈兹为社会变革而进行的社会实践。

关于“实践”

实践( Praxis)是理论思想与物质实践统一的场域。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Marx & Engels, 1844)。也就是说,批判学者认识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Marx, 1843a),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批判的意义。因为尽管理论只能批判现实而不能彻底改变现实,但理论却是照亮艰难曲折的现实道路的明灯。而且“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Marx, 1843a) 。这就是辩证的实践哲学所强调的批判的世界观。它倡导的是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社会,“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实践中探索新世界,而不是“教条式地预料未来”(Marx, 1843b)。

实践一直是批判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在《传播政治经济学》(1996)开篇勾勒出的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中,即将实践列为四个关键要素之一。在认识论层面上,莫斯可强调,实践引导知识理论的构建。具体地说,“知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不断发展的产物”,所以“知识的获得仅靠概念的锤炼和净化是远远不够的,它产生于概念和行动相互完善的过程中”(Mosco, 1996: 37-38)。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和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认知方式都是片面的,因为他们分别将精神世界和外部世界提升到一个极端重要的位置以指导日常社会活动,两者都忽视了精神世界与外部事件的相互构建关系。而一个辩证的实践概念,作为现实世界中“冥思”和“实际参与”的纽带,可以统一学术研究和政治行动。

批判视角下的替代性原则

为了展示批判学者的研究对于现实社会并非缺少指导意义,我以实践哲学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归纳了批判学者在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道路的实践过程中把握的五个主要原则。

第一,批判学者以“整体性(holistic)”的视角面对替代性社会秩序。他们认为对社会现实反思时必须强调整体性,即便只是分析社会现实中的一个侧面,也必须采取一种全局视角。否则,就像马克思对“拜物教”批判中的论述一样,结果就是一个侧面被扭曲成全部。整体性概念不仅强调关注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关联,整体性也指向一个时间意义上的统一和连续。对批判学者来说,社会研究不仅需要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理解当下社会,同时更须关注对当下的批判如何指向未来。因此,批判学者不会不加反思地接受既有社会秩序,他们会以历史视角审视我们是如何到达这样一种当下;而反思过去和现在,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潜在的社会变革。

第二,批判学者辩证地看待社会进步;他们要寻找的与其说是一个完美的替代方案,不如说他们在探索一个动态发展的更公正更合理的社会秩序。社会进程是动态发展的,社会进步亦如是。同样,作为社会进步的基础,对社会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也不是静止的。任何寻找一个一劳永逸的替代性方案的企图,是注定要重复“历史的终结”的错误的。因此,对社会进程的认知和解读必须要采取一个辩证的视角。批判当前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味着怀念过去。社会变革从来都是一个持续的进程,并将继续如是。正如批判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漫长的革命》中指出,并在为英国工党制定的传播政策建议中强调的那样,“我希望这一进程能够继续下去,我根本没有任何意愿回到过去,或试图回到任何较早的历史阶段。我也相信,我们决不能割裂地看待这一伟大变革进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或是将那些阶段性成果当作最终目的”(Williams, 1976:133) 。正因如此,批判学者不急于庆祝现有的自由多元主义,抑或直接再提出一个新的安排社会机构、组织社会秩序的替代性道路;他们持续反抗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并将一个动态的革新过程视为常态。就像威廉姆斯指出的一样,批判学者反对“在某个看得见的、确定的时间点上,对机构进行破坏,然后进行创新的想象”(p.134),因为那样不过是在走另一种极端,错误地用一种静态的、割裂的视角看待社会进步。

第三,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批判学者强调对人的充分尊重,以及对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解放性的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威廉姆斯(1976)特别强调:“人民应该通过建立民主机构,将各种新力量引入现有社会关系,拓展基于经验交流的相互理解,培养自身能力、巩固应有权力,从而充分驾驭自己的生命”(p.134)。换言之,只有尊重并致力于人自身能力的培养,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才能实现。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有机会在公开的、放松管制的市场上竞争,或有投票的权利,或是庸俗意义上的言论自由。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拒绝将问题简化至一个单一的“公式”。真正的自由更多的是关于如何消除压迫性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从而使个体从压迫性的社会关系中自我解放出来。更激进一些说,那是一种完全没有外部和内部制约意义上的自由解放。正因为对个人自由选择的充分尊重,批判学者并不急于解释在一个新的社会里,如何避免,合理分配稀缺资源,消解政策上的分歧,如何设置优先权,以及进行生产和销售。相反,他们首先强调人们应该如何直接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并通过创造性的社会斗争实现自己的解决方案。所以批判学者提供的是一个由人民创造并尊重人民的新社会的愿景。这正是他们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对社会自由和公正的尊重。正因为如此,当面对“政治经济学者没有回答理想传播制度‘是什么’和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时,“赫伯特•席勒总会反问:你要怎么办?”(赵月枝&邢国欣,2007:531)。

第四,作为在任何真正意义上实现自由和平等的先决条件之一,社会责任感是批判学者关注的另一个原则。此处必须注意的是,我们需要从一个动态的角度理解“责任”,因为“责任的一部分含义就是有能力认识和应对不断出现的新局面”(Williams, 1976:134)。它需要根据社会不断变化的情况持续调整所谓“责任”的具体含义。类似的,关于责任,也必须指出这里存在一个有关个人责任和公共责任的辩证关系。强调个人自由和责任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应该为公共事务的改变做任何事情”(p.134)。否则,我们只能再一次陷入一个静态的逃避责任的逻辑。辩证的观点提倡的是一种更具建设性的责任,它一方面强调尊重个人选择;另一方面,它也认识到将个人责任转化为公共责任的必要性。因此,批判学者都非常重视公共文化机构的设立,如公共教育,特别是建立让个人能真正独立自由的终身教育体系;他们希望用公共机构的形式确保公共责任得以落实,并以此作为社会发展的新途径。

第五,在信息也被不断商品化的当前社会里,批判学者在构建替代性社会秩序时,持续强调反对商品化的紧迫性。在一个公司统治普遍存在的社会里,批判学者不断反思商品化进程,提升公众关于商业化的认识,并持续呼吁建立公共机构系统。例如,丹•席勒在《信息拜物教》中指出,新的信息秩序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对生产过剩的回应;他提醒公众应注意过早庆祝“信息社会”的到来,将会掩盖商品化进程推动下的资本主义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事实。他还告诫公众警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充当政策框架,并在“数字信息融合”的掩饰下加速商品化的(Schiller, 2007)。在批判“信息社会”的同时,席勒还提供了一种替代性构想。首先,席勒非常明确地指出,与其维持当下的不可持续的、主要由公司资本掌控的行业结构,不如根据“社会需要”引导和型塑信息产业结构(p.95),“扩大公共资金”,创造“对民主重建至关重要的、作为共享资源的信息和文化”(p.9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指出动员全民力量建立“反对意见型媒体和社区媒体”的迫切性,以“减少企业与国家对传播渠道的垄断” (p.55)。此外,他还从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提出建议,认为有必要组织“独立于全球文化生产系统之外的民威实践(practices of democratic authority)”,以“不断扩大自由使用共同文化资源的权力”(p.111)。

社会实践家――达拉斯・斯迈兹

在本节中,我将侧重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达拉斯•斯迈兹的社会实践,回顾3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世界各种力量不断博弈的过程,他的政策干预和社会参与。斯迈兹出生于加拿大,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于1943-1948年担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第一任首席经济学家。1950年后,他在不同的学术机构担任传播政治经济学教授(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里贾纳大学,西蒙弗雷泽大学)和访问学者(坦普尔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虽然在学术领域里斯迈兹以著名的“受众商品”理论而闻名,但正如他广泛的社会活动和政策干预所展示的那样,斯迈兹更多的是一位将学术研究运用于政策制定过程的社会实践家 (参见郭镇之, 2005)。本节中,我将以斯迈兹的政策干预实践为例表明1)批判学者的确有一个替代性的愿景;2)他们致力于改变现有社会秩序中的结构性不公;3)他们为寻找和实现更公正更合理的替代性社会秩序持续抗争。在勾画斯迈兹政策干预的过程中,我不仅试图表明斯迈兹确实遵循了上一节中所阐释的“替代性原则”,同时也试图展示现有的传播通信政策已经是斯迈兹50多年来作为一名政策分析者、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持续抗争的结果。

我分析的资料来源有三处:我先由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这本由斯迈兹的学生,托马斯•古贝克(Thomas Guback)编辑的斯迈兹的自传性文集入手。这本文集收录了斯迈兹生前许多未发表的手稿,也记录斯迈兹众多社会实践的过程,包括设立公共广播系统的提案,反垄断政策干预的证词,和对普通公众公开演讲的讲稿等。该书第一章是斯迈兹生前未完成未发表的自传,我以这章以及古贝克对于其它各章的背景介绍为基础,先大致勾画出斯迈兹主要社会活动的时间和背景。然后,我以西蒙弗雷泽大学图书馆保存的斯迈兹档案作为进一步具体分析的资料来源。第三个资料来源是A Different Road Taken: Profiles in Critical Communication,一本记录批判传播学者对替代性社会秩序探索成就的合集。我参考了其中关于斯迈兹的章节,包括对斯迈兹的长篇采访,和罗宾•曼塞尔(Robin Mansell)就斯迈兹对批判研究方法贡献的总结。

早期劳工工会的工作

工会工作是斯迈兹社会实践的一贯主题。斯迈兹在他的职业生涯伊始就积极介入工会的工作,这表明他深切关注社会平等和工人的自由。他从伯克利毕业后抵达华盛顿进入中央统计委员会(Central Statistical Board Staff)工作之初,就组织了一个新的地方性的激进公共工人联盟,“产业组织工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下属的联合联邦工会(United Federal Workers,UFW)。1938年美国颁布的“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让政府首次对州际商业工作者的最低工资和最长工作时间作出了限制;斯迈兹随即根据新法案准备了一份195页的经济报告,为报纸行业的从业工人,如为发行承包商工作的报童,争取应得的工资,力争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福利(Smythe, 1994b:21)。该报告后来成为劳工部工资和工时司(Wage and Hour Division in the Labor Department)制定其他政策的重要依据。同一时期,斯迈兹还前往其他一些地区,如达拉斯,底特律,威奇托福尔斯和得克萨斯州,与诉讼律师合作在联邦地区法院为工人争取公平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提供证词。在著名的“大西洋沿岸案件”(Atlantic Coast Line case)中,他代表美国通信协会(American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这一代表全体邮政电报公司员工和在纽约和底特律西部联盟电报公司员工的激进CIO联盟,进行相关经济研究,并在法庭上提供证词 (pp.22-26) 。

蓝皮书――公共服务责任的基础

斯迈兹的政策干预对现今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规范广播系统需要履行的公共服务义务。可以说,现有的公共广播系统尽管仍然十分弱小,却已经是斯迈兹不断抗争的成果。1940年前后,美国广播的商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在整整一个星期的节目编排中,没有一个非赞质的节目。而那时,FCC通常根据电台的工程技术报告来发放或更新其经营执照,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技术上的违规,执照是自动更新的,与公共服务的质量无关(Barnouw, 1966)。在FCC要求调查公共服务状况时,斯迈兹参与编写了一份60页的报告――《广播执照持有者的公共服务责任》(Public Service Responsibility of Broadcast Licensees,i.e. the Blue Book,即蓝皮书)(Smythe, 1994b:34)。蓝皮书中不仅记载了商业广告超量离谱的程度,并要求设立新的许可证延续标准,以确保能约束电台为公众利益服务。比如,报告对电台公共事务节目的播出提出了具体要求。

虽然蓝皮书第一次公布以来就广受好评,并被视为一个改善广播服务质量的可行方案,可在公布之后几个月内,一些代表公司利益的广播行业杂志就严厉指责蓝皮书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产物,因为他们认为报告企图将FCC变为唯一能判断电台是否尽到了公共服务义务的机构,那些杂志甚至用政治上相当敏感的政治称谓对蓝皮书的编写人员进行抨击(Zarkin & Zarkin, 2006:83-84)。在这次为公共利益抗争的过程中,截至1946年,形势已经变得很明朗,那就是 FCC将不会使用蓝皮书作为其许可证续期决策的根据。虽然蓝皮书从来没有真正被执行过,但是它却奠定了广播有履行公共服务义务的基础,并影响至今。由此也可以看出,政策干预和实践是一个动态拉锯的过程,斯迈兹对抗商业利益的实践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的设想,但是没有那些抗争,我们将更难设想当今广播系统的格局。

证词――扩大和改进电报服务

为了各类争议事件提供证词也是斯迈兹社会实践的另一个重要场域。在他担任FCC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因为民用电报服务的利润不如商业电报的利润高,电报公司提交报告要求支持其关闭部分办事处,目的是降低成本并提高服务费率(Smythe, 1994b:30)。为了准备反对电报公司的证词,斯迈兹领导了一项试探性研究,发现公众对电报服务的需求不是像公司假设的那样无弹性。因此,基于试探性研究的结果,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逻辑假设:他们要求改善和扩大电报服务并维持低价,这样一来,低价会推动公众对电报服务的需求,更多需求会为公司带来了更高的利润,如此电报服务的价格也就可以做进一步的下调。基于此,斯迈兹提议要进行更全面的调查研究,以便为下一步政策制定做好准备。可是,与蓝皮书的情况类似,斯迈兹的提议再次遇到了公司对抗性力量的阻碍。尽管斯迈兹的努力赢得了FCC委员会授权举行一次特别调查电报服务和费率的机会,预算局(Bureau of the Budget)在电报公司的强力控制之下,反对将斯迈兹的试探性研究结果扩大,拒绝批准用于这一项调查研究的特别预算。这也反映了在商业利益强大的对抗下,并非每一次抗争都能得到预期的效果。

电话服务――扩大到农村地区

农村地区的通信服务一直是斯迈兹的政策干预实践所关注的。30年代,由于在农场建立基础设施所需的费用远高于城市地区,占据垄断地位的贝尔电话公司和其他大型商业电话公司都尽可能避免农场电话服务业务。面对这样的状况,1944年FCC委员杜尔(Durr)决定起草一份法案,提议设立农村电话管理局(Rural Telephone Administration, RTA),为有兴趣提供农场电话服务的组织提供技术和财政资助(Smythe, 1994b:30)。为此斯迈兹进行了相关分析并编写了一份报告――《有关有线通信服务普及率的初步研究》(Preliminary Studies of Some Aspects of the Availability of Landline Wire Communication Service)。一个星期后,经杜尔的朋友协助,国会参众两院便起草法案建议设立RTA,并提供了2亿美元作为贷款资金用于战后扩大农场电话服务(p.30)。1948年左右,技术援助和贷款就迅速被分派到RTA。回想起来,斯迈兹认为这次政策干预是他任职FCC期间最成功的一次。这个案例也表明,成功的政策干预或是替代性道路的探索,不是批判学者单方面的努力可以决定的,RTA的成功是建立在FCC支持、参众两院认可的前提下的。

Clear Channel案例――打破垄断

如果说将电话服务延伸到农村地区是斯迈兹努力打击贝尔垄断的一个成功实践,那么为打破Clear Channel垄断提供证词就是另一个例子。继蓝皮书后,斯迈兹看到有希望通过地方性和区域性电台的施压,打破Clear Channel企图垄断无线电频率从而保护自己服务领域的局面(Smythe, 1994b:33)。在这个背景下,斯迈兹被要求主持一项观众调查,以了解农村居民对三种不同类型(即地方/区域/Clear Channel)的电台提供服务情况的看法(p.33)。然而,类似蓝皮书的例子,部分因为Clear Channel的游说,部分因为听证会后事情搁置的太久,以至于听证会收集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比已经显得相当陈旧,FCC从未对Clear Channel的案子给出明确的处理意见。虽然拉锯式的抗争没有获得直接的成功,然而斯迈兹留给我们的遗产,《规范广播的经济学研究》(1947)(An Economic Study of Standard Broadcasting) ,还在继续影响着最近正在美国发生的关于广播电视所有权的斗争。

内容分析――保留公共广播的频谱

1948年,因为忠诚度调查,斯迈兹勉强逃脱华盛顿的麦卡锡恐怖,并选择在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分校教授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但他为公共政策抗争的努力并未因为离开华盛顿而停止。1951年,当FCC宣布要制定一项有关频谱分配的法规时,正在伊利诺伊教书的斯迈兹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很好的获得非商业电视和教育电视频谱的时机。斯迈兹时任全国教育广播协会研究理事会的主任(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al Broadcasters, NAEB ),他便抓住机会试图让FCC为非商业电视台保留频率(Smythe, 1994a: 44) 。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在1950年秋季发行的《舆论季刊》(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上撰文“电视行业的全国政策?”(A National Policy on Television?),建议建立一个非商业性广播电视服务系统。当FCC宣布制定政策之后,理事会决定将参加FCC的听证会,并要求保留频谱。在斯迈兹的领导下,NAEB对纽约市现有的商业电台节目进行了量化内容分析,向FCC证实了电台是如何缺乏公共服务内容(p.60)。当月下旬斯迈兹和他的主要合作者便将结果呈交FCC。尽管有商业势力的反对,FCC最终还是核准了保留非商业性广播频谱的提议(p.60)。这是斯迈兹众多政策干预中另一个来之不易的成功。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案例也说明了批判学者其实并不拒绝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斯迈兹就运用量化内容分析研究方法,通过数据验证了商业电视中广告超量的程度和公共广播的必要性。而且他也用同样的方法为加拿大的皇家委员会提供了类似的内容分析并且撰写了相关报告。

所有制问题――寻找替代方案

自50、60年代以来 ,斯迈兹一直在为媒体私有权问题作各种形式的抗争;他不断指出其他可能的所有权形式,以及媒介组织和资金管理的替代性方案。当他在伊利诺伊教书时,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学生撰文认为对无线电频谱的使用管理,应该采用市场机制,而非政府监管,并倡导用市场机制来取代1934年通信法(Communication Act of 1934)所设立的公共利益原则。斯迈兹有力地回击了这一企图促进“市场力量”的提议(Smythe, 1994a: 48),他质疑这一“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称之为是一种“对经济民主的侵犯”(p.85)。为了给美国广播系统的体制安排提供具体建议,他在1960年4月撰写了 “有竞争力的美国广播系统提案的纲要”(“Outline of a proposal for competitive U.S. Broadcast Systems”)。他特别指出,“竞争力”并不是指一定区域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商业电台,而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电台。在纲要中,斯迈兹还试图解决长期存在的公共广播面临的资金问题(p.86)。他提出的有关商业广播可以采用竞价的方式申请和延续经营执照的想法,继续影响着现行的相关政策。比如,最近我们看到FCC关于移动电话频谱分配和执照发放过程中,布什政府将频谱拍卖给公司便是一例。

付费电视――反对新媒体私有化

作为广播事业的经济基础,资金来源一直是斯迈兹关注的,他一直在争取一个更优的公共筹资制度。当FCC在1948年9月至1952年4月期间停止发放电视台执照时,斯迈兹利用这段时间,提出新媒体(指当时的电视)到底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特别是资金来源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FCC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在考虑不同方面提出的希望推出付费电视的提议。大电影公司当时正在创新一种新的付费电视频道,可却仍然是携带广告的模式(Smythe & Guback,1994:75-76)。斯迈兹其实并不反对使用新的方法来传输电影或其他节目给电视观众。他努力争取的是,要将付费电视从一般的商业电视台中分开设立,否则付费电视会因为其节目质量优于免费商业电视而蚕食免费电视的观众,而且还没法保证最后观众收看的节目是不携带广告的(Smythe,1994a:50)。而这恰恰言中了今天有线电视系统的组织形式:当前的有线电视是收费并同时携带广告的。

除此之外,在这场有关付费电视的争论中,斯迈兹对广播系统的管理建议也显示出批判学者的替代性构想并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简单思维。50年代,知识分子嘲笑商业电视台,认为广告是问题的根源;他们认为如果可以摆脱广告,广播的内容将自动有所改善。因此,他们认为对消费者直接负责的付费电视将是改善服务质量的替代方案。这种短视的看法忽略了问题的关键――机构所有权。事实上,付费电视服务与商业电视一样,当其所有权为私有时,在利润的驱动下,其服务会被“利润最大化”这一结构性的因素牵制,最终私有制仍将导致付费电视公司不能保证他们的节目中不携带广告时段(Smythe & Guback, 1994: 75-77)。

卫星通信――反对卫星私有化

卫星通信管理是斯迈兹反对私有制的另一个重要阵地。60年代初,美国电信运营商,如Bell, AT&T, Hughes, Lockheed, General Electronics和 Ford Motors都决心拥护卫星私有制的确立。然而,许多议员代表和政府官员认为,卫星通信是航天计划的一部分,应该坚持公有制。整个争论从1961年一直持续到1962年初(Smythe & Guback,1994: 177)。1961年,斯迈兹写了一篇关于卫星通信的社会影响的文章,其中提出了最基本的问题:谁应该拥有、控制和使用卫星?这期间,斯迈兹还就这个问题向专业团体发表演说并写了几篇文章,主张卫星公有制,以期得到广泛支持。他还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反卫星垄断的听证会上,质疑FCC有效管理私营公司的能力(p.54)。当得知参议员Russell Long正在努力阻止政府通过卫星所有权私有化条例草案时,斯迈兹便展开研究为Long准备相关材料。然而,在这次抗争中,反对公共利益的势力仍然过于强大。1962年8月31日通信卫星法批准通过,该法案创造了一个私有资本和公共资本相混合的通信卫星公司(p.178)。虽然彻底的公有制为从未实现过,但目前的混合所有制已经是一个斯迈兹为公有制持续抗争的结果。这也再次表明,对现有制度的挑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批判学者主张的公有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AT & T公司――打破垄断的长期斗争

辩证性的政策干预意味着在对抗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有时甚至需要借用较小的市场力量去反对垄断性的力量。比如,在对抗AT&T垄断的过程中,让斯迈兹感到尴尬的是,他不得不借用西联公司(Western Union)的力量去对抗AT&T(Smythe & Guback, 1994:197)。1964年,当FCC开始研究美国电信业面临的各种问题时,斯迈兹对AT&T公司进行了研究,具体指出了AT&T是如何利用庞大的规模和实力采取了一些进攻性的市场行为(p.194);他提出打破AT&T垄断,将公司分成几个较小的和有竞争力的公司。而当时,西联正因为AT&T掠夺性的降价流失业务,斯迈兹考虑到AT&T的巨大力量,决定与西联联手打击AT&T。虽然相关研究在60年代当斯迈兹在加拿大里贾纳执教的时候便已展开,垄断最终是在1984年被打破的,因为直到1984年美国司法部才对在1974年提出的反AT&T垄断诉讼作出裁决(pp.194-196)。事实上,甚至在斯迈兹60年代研究如何打破AT&T垄断之前,该诉讼早在1949年就被提起,但1956年确立的核准令(consent decree)让AT&T公司完好无损。尽管后来也一直不断有打破垄断的努力,但由于AT&T公司的强大影响力,听证会却被一直推迟到60年代(p.197)。这一案件表明,政策干预是一个动态的和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像AT&T案件一样超过40年,有时甚至可能需要联合西联公司这样的市场力量去打击另一个垄断性的市场力量。

NWICO――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

与斯迈兹在打破AT &T的垄断抗争中兼收并蓄的策略相反,为了建立一个传播新秩序,在世界教科文组织的抗争中,他直接挑战了由美国主导的传播秩序,因此得罪了美国政府,这也导致斯迈兹最后不得不从NWICO运动中退出。1969年6月,面对“信息自由流动(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这样的意识形态,第一世界、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共同聚集在蒙特利尔,主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就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如何能维护他们的自治权表态(Smythe & Guback, 1994:213)。在1968年IAMC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年会上,斯迈兹与哈罗兰(Halloran),诺德斯特恩(Nordenstreng)和席勒(Schiller)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联名提交报告指出,应警惕类似“信息自由流动”这样的话语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这份 报告中的相关建议被1970年11月举行的第16届教科文组织大会批准;该决议倡导在一个非西方主导的框架下进行有关大众传播社会影响的研究。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斯迈兹及其同事非常注意报告的措辞,他们技术性地使用了许多反对西方主导的话语。用斯迈兹的话来说,在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他们已经赢得了许多小“战役”;事实上,后来教科文组织大多非西方主导话语也都来自于那份报告(p.214)。在1972年IAMCR会议上,斯迈兹试图修改完善该报告。但由于在此之前,斯迈兹花了一个月时间在中国,在那里看到并受到其影响,于是他在报告中提出“商品具有意识形态性”这一概念,以及“文化筛查是必要的”这样激进的观点(p.214-25)。可如此一来,这份报告就直接冒犯到以商品为其社会基础的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这使得他最后不得不从下一步的抗争中退出。回想起来,斯迈兹自己也提到那篇文章是一种“自我伤害”(p.215)。由此可见,批判学者挑战主导社会制度时,始终面临一种两难困境――采取折衷的温和方式,就会面临像AT&T案件中那样的尴尬局面;采取较为激进的抗争方式,就会伤到社会运动本身。

对普通百姓的公开讲座

斯迈兹一生给普通百姓做了许多公开演讲。就像古贝克评论的那样:“虽然学术界通常认为给非专业人士做讲这不是他们的职责,而斯迈兹则认为没有必要有这样的条条框框”(Smythe & Guback, 1994:129)。他不仅热切地给普通群众讲演,而且也“避免学术行话,用一种简单易理解的方式切入主题”。与那些发表在传播学期刊上的学术论文相比,他的演讲对提高公众对传播的认识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面对60年代疯狂的军备竞赛和随时可能爆发的核战争,斯迈兹加速了他的政治活动,并试图让公众真正理解核战争(p.153)。他经常会到宗教组织中去讲授有关电视监测和内容分析的研究。斯迈兹之所以对宗教团体有一种特殊的偏好,是因为他们通常较少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更加能接受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批判。1960年9月22日,当核恐怖进一步恶化时,斯迈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安南伯格传播学院发表了他最广为人知的演说“恐怖螺旋与大众传媒”(The Spiral of Terror and the Mass Media),呼吁对核政策进行批判性思考,思索核政策将会把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引向什么样的境地(p.153)。因为演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斯迈兹趁热打铁,立即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在10个不同的地方发表了与之类似的题名为“恐怖螺旋”的演说。在每一个地方,反响都十分热烈,尤其是在宗教场所。动荡的60年代的一系列危机,包括 1960年5月的U-2事件,1961年4月猪湾惨败,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使得世界濒临核战争边缘。也是在这样白色恐怖的大背景下,斯迈兹作出了返回加拿大的决定。就在斯迈兹离开美国前夕,1963年2月5日,他还在芝加哥对为争取和平而投票的民众发表了他作为美国公民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日益缩小的世界里的和平”(p.162) 。

第三世界的政策干预

在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斯迈兹十分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并且为他们的政策制定过程贡献意见。他在70年代两次前往中国,研究意识形态和技术的关系。虽然他“看好中国发展的许多方面 ”,但在观察到中国拥抱西方的技术和商品后,斯迈兹尖锐地指出的资本主义技术里嵌有意识形态,并告诫中国当局应拒绝接受西方商品,因为商品里聚集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Smythe & Guback, 1994:227-230; Zhao, 2007)。他把他的意见发给中国驻加拿大渥太华使馆的一秘,然后请其转发给北京。不幸的是,虽然斯迈兹知道他的建议在政府圈子被考虑过,但他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反馈(Smythe & Guback, 1994:229) 。

总结

毋庸置疑,斯迈兹不是只对复杂的辩证分析感兴趣,他也并非置身于社会实践之外。事实上,他的大多数研究报告,比如“电视行业的全国政策?”都是为他的政策干预而准备的。可以说,斯迈兹一生的实践都与挑战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密切相关,这包括他最初帮助工人争取公平工资的工会工作;他在FCC时主张在农村建立电话网络的工作;他对广播和卫星私有化制度的反抗;他对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介入;以及他面向最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建议。不同于“教条式”地提出一种机构组织模式,并将其视为唯一的替代性方案,他持续反抗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寻找办法突出对公共利益的关注。

斯迈兹是一个相当现实的社会活动家(Smythe & Guback, 1994:75)。他深知“政策决定总是要被制定出来的,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地介入与否”(Smythe, 1950:471; 引自 Mansell, 1995:44)。因此,就像古贝克对他干预私营媒体所有权问题的评价一样,“ ...他知道在美国,广播系统绝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制度里脱离出来,所以他便致力于寻找增强对抗性力量的途径,支持那些正在对抗商业力量的广播组织”(Smythe & Guback, 1994:85)。作为一名学者,斯迈兹认为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为建设社会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m)作出努力,他说,“社会现实主义要与其道德规范和谐发展;它需要一个体制形式,这个体制能有效地让每个人参与”(Smythe, 1979:108;引自 Mansell, 1995:50)。因此,斯迈兹深为关切“人的潜能” 的实现 (Smythe, 1987:10; 引自Mansell, 1995:44)。他用大量时间对公众演讲,不仅对学术观众,而是一般公众,通过让他们接触批判性思维而赋予他们权力。就像比尔•麦乐迪(Bill Melody)曾评论说:“对斯迈兹来说,其主要研究目的是,发展知识,将其运用到政策和社会实践中,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特别是被剥削的弱势群体”(Melody, 1994:1)。

达拉斯•斯迈兹正是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通常从知识活动本身入手认定知识,忽略知识的历史基础。而葛兰西强调,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并与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联系密切。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不得不进行长期的宣传教育,以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政治和文化领导权(hegemony),而这其中需要有机知识分子发挥指导、组织和教育的功能。不同于将自身立场置于实际政治斗争之外、有时甚至与统治阶级结盟的传统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并帮助受压迫的群体发展阶级意识,培养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而这正是像斯迈兹这样的批判学者正在身体力行的。他们走出象牙塔,放弃传统知识分子想象中的清高和独立,为了寻找一个不同的社会秩序,密切联系群众,代表下层民众工人思考、写作和争取话语权。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这样的批判学者在以一种“建设者”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与实践。

注释:

[1]引自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讲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式主要组成部分”之第四点“干预”,参见rirt.cuc.省略/upimg/soft/1_061103152243.ppt ,第27页。

参考文献:

[1]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2009年11月10日引自传媒学术网 academic.省略/article.php?id=2822

[2]赵月枝 & 邢国欣. 传播政治经济学[A], 刘曙明,洪浚浩(编),传播学[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Barnouw, E. A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4]Mansell, R. “Against the Flow: The Peculiar Opportunity of Social Scientists,” In A different Road Taken : Profiles i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ed. J. A. Len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43-66

[5]Marx, K.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1843a). Retrieved July 27th, 2009, from www.省略/archive/marx/works/1843/critique-hpr/index.htm

[6]Marx, K. “Marx to Ruge, Kreuznach, September 1843,”(1843b).Retrieved July 26th, 2009, from www.省略/archive/marx/works/1843/letters/43_09.htm

[7]Marx, K., & Engels, F. The Holy Family: Or Critique of Critical Criticism. (1844). Retrieved July 27th, 2009, from www.省略/archive/marx/works/1845/holy-family/index.htm

[8]Melody, B. “Dallas Smythe: Pioneer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In Counterclockwise :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eds. D. Smythe, & T. Guback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4) 1-6

[9]Mosco, V.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 Rethinking and Renewal.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Publications, 1996)

[10]Schiller, D.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7)

[11]Smythe, D. “A National Policy on Televis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Fall (1950): 461-75.

[12]Smythe, D. Freedom in the Act of Resisting Necessity, Response to L.R. Sussman. (Montreal: ICASIETAR, 1987, April 20)

[13]Smythe, D. “Realism in the Arts and Scineces,” In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ds. K. Nordenstreng, & H. Schiller (NJ: Ablex. 1979).

[14]Smythe, D. W. “Excerpts from Autobiography, "Chapter 4": Mature Immaturity: The Urbana years, 1948-1963,” In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eds. D. W. Smythe & T. H. Guback,(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4a):37-57.

[15]Smythe, D. W. “Excerpts from Autobiography, "Chapter 5": Immature Maturity: Washington, 1937-1948,” InCounterclockwise :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eds. D. W. Smythe & T. H.Guback,(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4a): 16-37.

[16]Smythe, D., & Guback, T. Counterclockwise :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17]Williams, R. (1976). Communications. Harmondsworth ; New York: Penguin.

[18]Zarkin, K. A., & Zarkin, M. J.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 Front Line in the Culture and Regulation Wars. (Westport,Conn: Greenwood Press, 2006)

[19]Zhao, Y. “After Mobile Phones, What? Re-embedding the Social in China’s ‘Digital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1 (2007): 92-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