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民歌的传承及演变

[摘要] 音乐传播是传递音乐信息的一个过程，它是一切音乐文化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中国民歌的传播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本文着重从自然传播、技术传播两个大的方面来阐述民歌的传承和演变，对当代民歌传播方式的发展和变化做一个粗浅的分析。

[关键词]传播学；民歌；传承；演变

民歌是我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民间广为流传的民间歌唱形式。它来自民间、由大众口头创作；它展示各民族各地区的风土人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语言生动传神、歌词简洁押韵、旋律淳朴自然。当民歌穿过历史的尘埃烟云，回旋于戈壁荒漠、冰山雪岭、森林草原、高原沟坡和大河峻岭的时候，恰恰形成了一种最有力度和深度的艺术典范――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美学原则。如今，对于民歌这一独特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它的保护和传承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众所周知，任何文化的传承都必须经传播才能传之于人、行之于世、承之于后人。因为传承，浩如烟海的各族民歌才能绵延流传至今，成为永恒的经典。音乐的传承就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随着这些年音乐传播学术研究活动的兴起，已有学者对“音乐传播”这一范畴做出了初步的理论界定：“音乐传播是文化传播行为之一，人类音乐历史生活中的每一种传播行为，都对当时音乐文化的发展、衍化、变异产生刺激，它是音乐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行为。”笔者从音乐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民歌的传承和演变过程做一个粗浅的分析与梳理。

一、中国民歌的自然传播

自然传播是以“口传心授”为主的传播形式，主要传播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民歌。中国民歌有几千年的历史，最早的民歌传播，应该是从《诗经》记录下的十五国风算起。中国民歌早期的自然传播方式有区域性和迁移性两个特点。

1　区域性

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还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古话叫“乡音难改”，说的是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其色彩是与地区结合而体现的，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一般规律是，区域面积越大，民歌的个性色彩越鲜明，差异越彰显；反之则个性色彩越模糊，差异越细微。所以，在辨析不同区域民歌的色彩时，基本原则是：区域面积大、民歌色彩鲜明的，用以分析的参数就越少、分析方法越粗略；反之则分析参数越多、分析方法越细化。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各地区又有不同的音乐语汇和艺术审美习惯，加之各民族风俗文化和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就使民歌具有了复杂多变的地方性。也就是说，不同的地域环境，铸造了不同的民族，产生了不一样的文化形态，展现了不同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从而派生出各地带有规律性的音乐模式。通过这种区域划分，“以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为基础，借鉴文化地理学的方法，把音乐与其生成的文化地理环境相联系，通过比较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音乐传统，分析出音乐的地域特色和区域差别”，由于历史上许多地区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早期的民歌是历代人民在生活中积累并通过一代代口头流传而成的，都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格特征。例如听到《牧歌》就便我们想到了内蒙古，一支《小河淌水》就让我们认识了云南，一首《三十里铺》又使我们联想到陕北等等，所有的这些民歌可以说都是当地音乐文化的一种载体。在民族口述历史的文化传承过程中，长者、巫师、猎人、农夫、脚夫成为音乐传播的主体。他们不仅是民歌的传播者，更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创造了史诗歌、信天游、山歌、情歌、婚嫁歌、祭祀歌、儿歌等民歌体裁；他们不仅教会了下一代民歌，也成为了本地区、本民族历史、风俗、文化的传承人和活化石。

2　迁移性

在中国民歌的传承发展过程中，迁移性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在中国的历史上，各民族各地区因灾荒、瘟疫、战乱等原因，经常发生人口迁移的现象。这种各地区间的人口流动，有的是因灾荒而产生的自发性的逃荒；有的是游牧民大规模的迁移活动；有的是因为战争或戍边屯田的需要，由政府组织的军垦迁移。在信息传播落后及交通不便的中国历史上，这些因为种种原因产生的人口大迁移，是民歌传播和扩散的重要途径。伴随着无数次移民的迁移，带来了各具地方特色的民歌的交流和变迁，从而大大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音乐的整合及变异。在民歌的历史上，这种随着移民而带来的传播实例是很多的，例如在中国自元明以来因戍边屯田的需要而实行的大规模南下移民，由中原音乐传播逐渐引入与当地原住民音乐融合并植根于丽江的道教“经腔”音乐。丽江是本土原始的东巴音乐，而洞经音乐是在历史发展中“侵入”的外来音乐；它们在表演形式、表演内容、社会功用等方面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如：洞经音乐主要运用于谈经活动或丧葬仪式，渊源于内地的“道乐”，它以唱奏道教经典为基本内容，其音乐主要来自宫廷，同时融合了江南丝竹音乐。东巴音乐是纳西族本土音乐，主要用于祭祀仪式中。在洞经音乐的大多数曲目中都有古老的纳西古凄调。

丽江洞经音乐是宫廷遗曲，纳西人民在继承中发展它，并与本土文化有机结合，同时也吸收了江南音乐的特点，逐渐发展并形成有自己个性与风格的音乐。如作品《水龙吟》中虽有江南音乐旋律的影子，却有很浓的纳西族民歌及民间音乐的特点：颤音的使用颇为频繁独特。这是受到纳西族古老的“古凄调”的影响，体现了纳西人的情感气质和审美感受。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两者都为了丽江纳西古乐的传承和发展作着贡献。

又如从清朝初年开始的山西移民“走西口”，由于山西大批农民走西口，使得晋西北和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得到普遍的交流。由于汉语和蒙语不通，歌曲便成为了两族人民交流的工具，蒙汉两族的民歌也相互发生影响：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流传的汉族民歌，不仅普及绥远境内，甚至流传到陕西、甘肃等地，成为这一片广阔地带的汉族人民的共同民歌，人们称它作山曲。还有陕北的信天游，内蒙古的爬山调等等，就是在这黄河两岸交界的地区，互相交融和促进着，从而形成了许多有共同特点的山歌。一种民歌能扯出一段厚重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遥想当年，在山西、陕西、内蒙古三地同唱民歌的盛况一定风行一时。现在，在这些民歌已成为三地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民歌传播的迁移性例子还有很多，如著名的“闯关东”。那时山东和东北三省之间人口的流动是民歌传播与交流的纽带和载体。当山东民歌通过闯关东的移民传播到东北三省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与当地原住民的民歌交融而成新的民歌变体。还有安徽风阳的外逃灾民使凤阳花鼓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清朝前期湖广填四川形成了四川清音。总之，正是有了历代移民千辛万苦的音乐文化传播，才使众多的民歌得到传承和发展。

二、中国民歌的影视传播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歌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日新月异 的变化，民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了很大的改变。自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电影、电视、网络等现代先进技术和传播工具的运用，开启了以影视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技术传播方式。正是影视媒介具有直观、真实、广泛、易受等传播特性，使得影视成为现代社会最普及的传播媒介，它的影响力之强大是不言而喻的。影视传播是一种基于电子媒介技术不断发展基础之上的新型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改变了民歌长期以来固有的传承方式，从以往“口传心授”的自然传承模式逐渐向社会化、大众化的现代传播模式转化，这种传播在空间、时间、速度上为中国民歌的传承演变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和新的发展机遇。

电影对民歌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巨大贡献，每片必歌的现象成为一种普遍模式为大众所接受。当年那首《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风靡一时，还有非常畅销的杂志《电影歌曲》《银幕歌声》等，为这些优秀民歌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电影歌曲是当时流行歌曲的主要来源。有许多经典难忘的电影如《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阿诗玛》《五朵金花》等，其中的音乐素材选自各地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经过作曲家的加工和提炼，具有了浓郁的乡土韵味和民族特色。其中的歌曲，如用蒙古族民歌改编的《敖包相会》，用塔吉克族民歌改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用白族民歌改编的《蝴蝶泉边》等，已经成为影响几代人的传世之作。尽管这些电影插曲中的民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歌，都经过了改编、移植或借鉴，但在今天看来，已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它们没有简单的延续传统民歌的旋律，更没有受西方音乐技法的影响，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继承和升华。

20世纪末是民歌发展和传播的多元化的时期。由于电视媒体的介入，西北风、民歌翻唱、新民乐、民歌节、原生态等民族音乐现象相继盛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切应归功于“影视”这一典型的大众传播媒介。民歌的电视传播把音乐信息更直接、更广泛地呈现给音乐观众，把民歌变成了可以随时与观众见面的资源。这种欣赏民歌的方式不仅适应了现代社会的快节奏，而且培养了青少年对民歌的兴趣。特别是中央电视台在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中增设了原生态民歌唱法组后，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民歌热，大赛评委更是称原生态的民歌为“天籁之音”。关于原生态民歌的争议与讨论，也成了音乐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热门话题。笔者写到这里，也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和困惑之中：中国民歌发展到这个时候，应该如何传承?是简单的继承传统，还是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新民歌?纵观民歌的生存、发展史我发现：传统的民歌在发展的过承中，都有几个特定的条件，例如特定的生存环境、不同的民族语言氛围、不同的地方方言习俗乃至服饰等等，没有民族习俗和相关节日，保护民族文化便会落空。民歌一开始就不是单一的，它包容了人们复杂的情感，更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投射到里面的影像。只要保留了这些特点也就保存了民歌的精华和灵魂。但今天民族意识的淡化对民歌的整理、加工、总结和传承产生了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在被世人所知晓、惊叹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那就是民歌日益失去民间的色彩，脱离了实际生活，许多优秀民间歌手的才华和成就像空中的流星一样，转瞬即逝!这些因素成为当代民歌继承和传播带的桎梏。所以笔者认为，对传统民歌的保护和传承不能变保护为保守，更不能是考古式或博物馆式的继承，而因该像老一辈作曲家雷振邦、罗宗贤等学习，借鉴五十年代电影音乐传播的经验，让民歌从口传心授的自然传播方式转向社会化、大众化的技术传播方式。在尊重民歌传承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让民歌找到适应自己生存的环境和空间，并通过艺术加工和提炼使之获得在当今社会存活和发展的可能。

总之，历经数千年积淀而成的民歌是我们的母语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结晶，也是传播精神文明的使者。怎样更好的发展和传播民歌，已成为当代人应负的责任。我们应全力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去，让传统民歌重新融入社会的主流，使民歌这一朵艺术奇葩获得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