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用电影触摸你的痛感

我希望我的电影，不是抚摸你，而是打到你，让你有强烈的反应。 ——李玉

李玉的工作室异常整洁，除了电脑，几乎没有摆设和装饰。会议室的半面墙上，贴满了《二次曝光》的素材小样。按照影片剪辑的顺序，从开头到结尾，贴得密密麻麻。

制片人方励抱怨道：“为了一帧镜头的顺序或取舍，李玉能跳起来跟我拍桌子。”

坐了片刻，身着T恤牛仔裤、脚蹬一双豹纹运动鞋、头发随意盘起的李玉才来。

有人说，工作中的李玉更像个男人。的确如此。

把每部电影都当最后一部拍

今年38岁的李玉，是中国电影导演中经历最为独特的一位。拍了五部电影、上百部纪录短片，题材涉猎广泛，从边缘人群、底层困境到青年人的情感困惑。作为一位非科班出身的女导演，她始终坚持给那些“对生活有感受和即使麻木但依然有痛感”的观众拍东西。

与之前的《红颜》《苹果》《观音山》一样，《二次曝光》又是一部拷问心灵的电影，只是故事更为极致。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欲望开始膨胀的起点，不少人突然觉得信仰没有意义，钱才是王道。这在《二次曝光》中，有很好的展现。宋其的生父为了8万元抚恤金，可以以死人的方式生活。因为他必须“死”了，才能得到钱，才能让妻女过得更好。因太过思念妻女，宋父在一个深夜偷偷赶回家，才发现妻子背叛了他，心理一下子失衡，把妻子杀了。不料，恰好被年仅10岁的女儿看到，造成其严重的心理阴影。

每个人都特别想进入主流社会，被主流价值观承认，却在努力的过程中丢失了自己，困在物欲中。李玉说，《二次曝光》中宋其最后的清醒，就是她希望当代年轻人的清醒。尤其是85后，他们在承受父辈做事的后果，还父辈的债。她用了一个极致的故事促使大家思考：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最初对这个世界的冲动在哪？

李玉不喜欢一目了然的东西，更不愿意总结。碰到记者问：“这电影想表达什么？”她就特别不愿意说。李玉认为自己的电影不是那么简单的、能用一两句话表达的。她想表达的东西跟你看到的也许不一样，但这才是电影的魅力所在。

李玉不是个安分的人，却安分地拍电影。庆功宴上，她觉得自己应该高兴，否则大家觉得这人太装，但就是高兴不起来。因为心里很惶恐，因更清醒而惶恐。她在想：“我下一步做什么？”朋友建议李玉，不用把每一部电影都当作最后一部来拍，这样活得太累了，可以稍微轻松点拍点好玩的。她反驳：“那也得是我喜欢的才行，我看自己看得很清醒，若剧本有一点不满意，只是完成任务的心态，我肯定不会去拍。”

正如李玉的电影无一例外地聚焦边缘人群的独特生存状态，在她看来，奇特的、令人意外的故事才真正能触摸到当代中国人普遍的情感内核。在这些独特的人和事中间，习以为常的日常逻辑遭到质疑和颠覆，平时难以触摸到的人性灰色地带凸显出来，甚至成为支配命运的关键力量。这些看上去“非正常”的情节可能会令观众感到不适，但她偏爱在灰色地带探索。正如她常说的那句话：“我希望我的电影，不是抚摸你，而是打到你，让你有强烈的反应。”这也是李玉多年来坚持拍电影的初衷。

像战士一样不顾一切往前冲

到目前为止，李玉导演的五部电影的剧本都是她自己写成的。是什么造就了李玉？她特别提到了书籍。去台湾，她最爱逛的就是诚品书店，每次都拖回来满满一箱。

李玉是山东人，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好，个性叛逆。5岁时，她经常一个人搬着小凳子，坐在院子里看夜空。脑子里想着：“为什么我是我呢？”“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我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别的物体？”“如果我死了，我还在不在？”上了小学，李玉开始写小说。老师从来不相信这是李玉自己写的，说她抄袭《少年文艺》。

十几岁时，李玉要去另一个城市见一个朋友。母亲不允许，她就绝食三天，把身上所有的衣服剪烂，直到母亲妥协。后来，李玉难得听了母亲的建议，去当地电视台当了主持人，边读书边主持节目。这份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很快就让李玉反感，她受不了一眼就可以望穿一辈子的生活，刻板教条的工作既不浪漫，也无美感。“人活着很大的一个乐趣，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但我在那里，差不多能看到自己80岁的样子……就这样播下去，然后做个小领导，副主任、主任，直到退休。”李玉时刻准备着重新出发，直到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东方时空》播放的一段纪录片，深深打动了她。她不顾母亲的反对，拖着箱子，买了张火车票，从济南来到了北京，在《东方时空》当起了一名纪录片编导。

这份工作干得还不错，她拍摄的《姐姐》《守望》《光荣与梦想》接连获得了好几个纪录片奖。当时《东方时空》的制片人陈虻有一次开完例会，对李玉说：“你是一个有商业潜质的人，基本你拍的每个纪录片的收视率都超过了《新闻联播》。”

然而，纪录片不足以酣畅地表达李玉的所想。这对于一个有艺术追求的人来说，是残忍的。26岁那年，她离开了央视。

李玉拉着当时的男友做起制片。拍电影是个烧钱的活儿，她干脆卖掉了自己的房产，再加上借来的钱，一共凑了40万，拍了自己的第一部地下电影《今年夏天》。电影在济南关机之后，李玉给剧组所有人买完车票，已身无分文，只得和男友一起逃票爬上了回京的火车。

李玉的处女作就这么拍完了，对只知道金鸡、百花、香港金像奖的她来说，根本不知道电影要审查、需要发行渠道。直到有一天，一个美国朋友告诉她：“你知道欧洲三大电影节吗？你可以送到那里去试试。于是《今年夏天》在2001年的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了“艾尔维拉·娜塔瑞奖”，并在2002年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影片特别奖。

2006年，李玉导演的《苹果》把她推上了风口浪尖。因为违规操作等原因，《苹果》在上映后被强行下档。这对李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熬了两年，李玉又上路了，于是有了《观音山》，这部电影创造了近几年文艺电影罕见的好成绩。

在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要想获得一致的肯定，一定要表现出跟他们一样的坚强和气质。李玉没有讲这些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然而，自称“像个战士”一样的她，认准了一件事，就是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头撞南墙也不回。这一点，像极了她最喜欢的女导演凯瑟琳·毕格罗。

和范冰冰一起成长成就彼此

2010年，范冰冰凭《观音山》成为东京电影节影后，李玉的影片也因为有了范冰冰而受到更大的关注。两人在一起成长的同时，也成就了彼此。《苹果》《观音山》《二次曝光》都是范冰冰出任主角，由最初的磨合，到现在的水到渠成，两人越来越默契。“拍《苹果》时，我们还处在磨合期，要像祥林嫂一样不停地讲，让她理解我的电影理念；《观音山》时期，她已经完全知道我想要什么；到了《二次曝光》，我们的合作已经开始出神入化了。”李玉说。

范冰冰的敬业精神一度让李玉感动，发着高烧在水下连续拍摄十二个小时、为拍摄崩溃戏份连喝一斤红酒，致使面部微细血管破裂、眼球通红。作为合作多年、彼此极为了解的搭档，李玉懂得如何挖掘并运用范冰冰的魅力。《二次曝光》呈现出了范冰冰最好的一面：中国版《黑天鹅》一样的双重人格双重表演，像油画一样富有质感的特写镜头，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的戏码，观众在影片压抑而诡异的氛围中一不小心就被范冰冰的一个眼神震慑心灵。在这里，范冰冰就是宋其，阴郁而又敏感，美得不可方物。

好朋友之间的无可替代性往往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类似，一种为互补。范冰冰与李玉显然属于前者。她们的友谊是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友谊最见人心。正如范冰冰所说的：“我们会一块儿看电影、看话剧、吃饭、喝酒，但我俩不是每天都黏在一起的那种闺密。我不是那种会跟人很亲很热的人，我对人的好是在心里的，即便每天都在想着一个人，我也不会时刻跟对方表达。如果李玉说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我一定在，义不容辞。我们更像两个男人之间、有些江湖义气的那种感情。”

李玉向来直来直去。“李玉弄剧本、剪片子是要砸电脑的。”肩负制片人重担的方励说。但李玉从来没跟范冰冰发过火，“我唯一不会发火的就是对冰冰，因为我舍不得，我连句重话都没有对她说过。”

范冰冰对李玉的评价是“一个很有劲儿的女导演”。这种骨子里的惺惺相惜，把她们推得更近。有人质疑：“随着名利的逐渐渗入，你们的关系还能纯粹吗？”

她们共同的回答是：“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几部戏不合作，对一辈子来说不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