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的“尴尬”处境

摘 要：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缔造者、先行者，为实现中国民主、富强奋斗不息，其伟大的历史形象将永载史册。但是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因同盟会内部已经分崩离析，山头林立，大有各自为政之图，其领袖地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诸多挑战。孙中山归国后，尽管暂时表面上平息湖北集团和江浙集团的分歧，出任临时大总统，可并未真正调停革命党内部派系之争。结果，在南北和谈的大背景下不得不主动放弃政权，拱手送与袁世凯。

关键词：辛亥革命 孙中山 同盟会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2-67-72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它直接停止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步伐，促使中国社会朝着民主共和的方向发展。社会急速变革并未经过充分准备，武昌起义一发不可收拾，也远远超出革命党人特别是其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预期。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在推动社会变化发展方面功劳不小，但是也直接影响了革命党人心理变动，论功排辈还是论资排辈？这就成了搅乱同盟会并不坚强的内部阵线。如果说革命刚刚成功，革命党人还未顾及这个问题的话，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由一省而发展至全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于是，黎元洪、黄兴的矛盾日益上升，谁是大统领，谁是大元帅，悬而未决。而革命派内部的勾心斗角远不止此，这无疑将直接影响辛亥革命全局的发展。有识之士为之忧心忡忡，调停折冲，暂时消泯因争领导权而出现混淆阵线的思想。即在此时，孙中山也从美国辗转欧洲然后归国，开始了其人生中事与愿违的尴尬处境，其政治诉求由激首昂扬转至为别人做嫁衣，政治心理由兴奋而逐渐失落，最终不得不放弃政权，拱手相送与袁世凯。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的归国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尴尬的处境？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为什么会遭到挑战，孙中山的心路历程如何？这些疑问目前看来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既往的研究无论是宏观的抑或是微观的层面，大都未有把注意力集中于此，亦可能是为尊者讳的缘故，避重就轻，寥寥数语，导致人们对这一问题仍然知之不清。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弄清历史事实，现拟就这一向被遮遮掩掩的问题进行再探讨，不足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未直接领导武昌起义成为日后处境难堪的基础

自从兴中会建立之后，孙中山逐渐开始了毕其一生而奋斗的革命历程，虽然成为清廷通缉的对象，但也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国内声誉，成为革命同志公认的领袖人物。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为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人生目标，发动数次武装起义，大都因准备不足或者起义前遭泄密而失败，但孙中山并未气馁，而是屡败屡战。可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黄花岗起义，更是孙中山几乎孤注一掷的努力一搏，准备可谓充分，很多留学生即所谓革命党之菁华参与其中，可最后仍是一败涂地。这让孙中山感到心灰意冷，不得不做从长计议，于是，辗转国外，以待时机。

可惜的是，几乎一筹莫展的孙中山在国外并未有多大成绩，原来一直表示愿意支持革命的华侨和革命志士，亦开始对孙氏之能力表示怀疑，对孙氏再次要求筹饷革命的意图，大都应之寥寥。正当孙中山还在为革命前途积极奔波之时，亦即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的第七个月份，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打响了，并且进展极其顺利，乃至全国景从。获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之后，孙中山多少有些吃惊，迟疑，但惊愕之后即是欣喜若狂。认为“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国民之风，从此列强当刮目相看，凡我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1]p5441911年10月31日，当了解到革命党人已经推举黎元洪出任，对此很有不屑一顾之感，他在致咸马里的信中这样说道：“黎元洪……是难以解释的，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无法持久。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1]p544显而易见，孙中山从美国急于归国的目的就是想直接领导辛亥革命，以顺应历史潮流，但此时他并不了解当时国内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获取有关国内更多的信息，加之身边随从人员对国内革命形势的研判，孙中山渐渐感到形势的发展并非遂其所愿，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并直接影响中国革命走向并非易事，先前的归国热情开始遭遇冷水泼头。可是孙中山又不想放弃对辛亥革命的领导权，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之后，决定暂缓回国，因此滞留欧洲，避开国内锋芒，以缓和可能引起的革命派内部矛盾，伺机归国。

其实，领导权问题是孙中山紧绷的一根弦，是其不得不面临的一大问题。早在辛亥革命前，针对革命领导权问题，孙中山就与其他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间矛盾愈深，罅隙愈大，如因《民报》办刊经费问题与章太炎的关系恶化，其中固然不乏章氏书生气派、自命清高之嫌，但是孙缺少作为领导者的宽洪大量以及坦白做事风格亦遭到不少革命志士之猜忌和不满。与陶成章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争夺领导权问题，后来陶氏主动妥协，表示“与中山先生取团结一致的态度”。[2]革命尚未成功，兄弟阋墙，加深了同盟会内部危机。此外，孙黄矛盾、孙宋矛盾也悄悄滋生。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大家都暂时摒弃前嫌通力合作，孙中山亦是希望革命党都能够接受其领导，但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即是武昌起义发生之时，其并不在国内，令已经掌握领导权的湖北集团、江浙集团听从其领导，怎么能够说得过去？谈何容易！尽管孙中山激流勇进，可是毕竟难以做到有理有据。

还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那即是孙中山的革命策略问题。孙中山在其先前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把革命的重心放在两广，对于中部同盟会志士提出的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的设想并不重视，这令湖南、湖北革命集团十分不满。一些人对孙中山注重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并且将华侨所捐的钱物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的战略十分不满。1910年夏间，在东京的革命党人讨论将来发难地点问题时，湖北籍同盟会员杨时杰就主张在武汉举行起义，并一一说出在武汉举事的优点。这年秋间，他回到武汉，在与另一湖北籍同盟会员杨玉如谈起此事时亦说：“这几年孙总理、黄克强等专在沿海几省，靠几处会党，携少数器械，东突西击，总是难达到目的。我们长江的党人都想从腹地着手。尤其是我们湖北人，就想在湖北干起来”。杨玉如赞同他的观点，说“我们湖北居长江形胜，有枪炮厂，有官钱局，饷充械足，新军知识又高，易受运动。”[3]再后来，谭人凤、宋教仁等都主张要把长江流域作为革命活动的中心，并成立中部同盟会作为活动的总指挥机关，但最终孙中山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结果是一向不被孙中山看好的长江流域率先举起辛亥革命大旗，并屹立不倒，而且影响甚众。这完全出乎孙中山的意料。由此而言，要让已经在起义中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湖北、湖南革命集团乖乖听话，恐怕并非易事。

正是出于以上诸种因素的思考，孙中山开始放缓归国的步伐，用其话说是“自美徂欧，皆密晤其要人”，以求得中立。事实上，孙中山滞留欧洲期间，也并未一一会见诸国要人，更多的是会见国内旅欧华侨、留学生、同盟会会员。孙氏此举，一方面是静观时变，另一方面是想以此获取国内更多的同情和支持。毫无政治资本急速回国是很难堪的，想获取革命的领导权更是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孙中山也开始改口掩饰，对革命领导权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4]还对其老师康德黎表示：“余于共和政府之大统领毫不介意。惟维持中国前途之责任，予可担当。”[5]实际上，孙中山面临的选择是困难的，无奈的，痛苦的，归国领导革命难以名正言顺，但又不想放弃；而滞留欧洲，又为国内部分革命志士呼吁归国，盛情难却。所以，才有言不由衷的推迟归国之决定。

孙中山未能直接领导武昌起义，是其缺乏革命远见，革命思想理论不足的重要表现，亦是其革命战略失误的结果。

二、孙中山归国后面临尴尬处境之种种

孙中山推迟归国之决定，一方面是出于对国内革命形势发展不甚明确的担忧，因在其看来“此次武昌事起过于神速，未能十分预备，故困难之点尚多。”[1]p559一方面是想在欧洲筹集一定款项，作为归国的献礼。但当国内形势逐渐明朗，清廷几无反手之力，南北要开展和平谈判时，孙中山亦感到“今之中国似有分割与多数共和国之象”，十分必要建立一良善之中央政府，因此他觉得归国就显得适逢其时了。可是关于归国的具体路径，归国后如何主持大计，孙中山与他的盟友曾发生过分歧。

关于归国，孙中山有自己的打算，就是要组织一临时政府。如何实现这个理想，在哪组织之，就成了孙氏首要考虑的问题。起初，胡汉民、廖仲恺建议直接回广州，因广州是孙中山革命的根据地，其对广州政情、人事、地理、风俗等都十分熟悉，更容易开展工作，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固守东南一隅，以图内进，并非不是良策。但是孙中山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广州还不足以号令全国，只有深入革命纵深地方，才能担当起这一重任。因此，他对胡汉民等人说：“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谓我何？……鄂即稍萌歧趋，宁复有内部之纠纷。……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即行。”[1]p569在对龙济光信函中也提出：“现在各国政府士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1]p570正因如此，孙中山没有返回故里从事养兵，以此自重，而是径赴中部其并不熟悉、且内部矛盾重重的沪宁一带，实现其组织临时政府的梦想。

其实，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革命党人就关于临时政府地点、人选问题，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章太炎以此再掀舆论波澜，他竟以革命党的名义公开发表电文：“武昌都督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6]显然，章炳麟的意图对处于革命热潮中的革命党人而言并非能完全理解，[7]但其所产生的混淆作用却是影响深远，不仅被立宪派利用，也误导了同盟会上层领导者，自然也为孙中山归国组建统一政府设置了不小的障碍。

革命党人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而且又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政权时，孙中山此时归国，无疑有利于暂时平衡各省之争，填补权力真空。实际上，面对革命内部吵吵嚷嚷的境况，孙中山本意是想选举正式大总统，而不是临时大统领，以此重新整顿革命力量，实现民主建国之目的。但是，由于革命派与袁世凯之间已达的协议和默契，只能选举临时大总统，为此，尽管孙中山心中并不情愿，但因其几乎孤军深入沪宁地区，并没有决定权，只得依从先前革命派已经准备的选举方略，选举其为临时大总统。但关于施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问题上，矛盾又来了，孙是想采取美国总统制，总统拥有实权；宋教仁主张施行内阁制，利用内阁限制总统的权力。鉴于南京临时政府所处为难情形，最后从孙中山之意，采取总统制，可是在如何组阁问题上，再掀波澜，经过唇枪舌战，讨价还价，最后炮制成一“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内阁，并且随着南北和谈的深入，这个内阁存在时间十分短暂，很快被袁世凯组织的北京临时政府取代。

孙中山归国之时，南北双方已经开始正式谈判，北方派唐绍仪、南方派伍廷芳在上海议和，尽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已经止歇，但是局部冲突动荡仍时有发生。当时南北双方都面临财政困境，如何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革命党人使出浑身解数，但由于战时招募军队数量过多，难以维持局面。各海关早被清政府抵押给了外国人，西方列强又拒不贷款给革命政府，而国内的关税、盐税、茶税、捐税和大部分田赋又都被独立各省地方政府截留，革命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往往是仅靠发行一些公债、军钞等来应付军需，结果是杯水车薪，也难以救急。李书城回忆当时的情景，不禁感慨：“当时最困难的是南京拥有十余万军队，军费没有来源”，“只得把南京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粥。以后连稀粥也不能维持了，乃将南京城的小火车向上海日商抵借二十万元，暂维现状”。[9]在经济状况十分糟糕的情况下，同心同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结果兵变发生了，经过这次兵变，革命领袖才切实意识到有兵无饷的危险。为此，作为革命政权的最高军事指挥陆军总长黄兴筹不到军饷，穷于应付，也毫无良方，有回忆称：“见克强兄以空拳支拄多军之饷食，……寝食俱废，至于吐血”。[10]由于孙中山筹款的名声早已在外，大家迫切盼望其归国能够带来大批款项，以解燃眉之急。再说，孙中山滞留欧洲期间，也被各大媒体报道过其目的就是为了筹款。孙氏亦曾在媒体上多次指出“武昌举师以来，即由美旅欧，奔走于外交、财政二事。”[1]p571所以，人们渴望孙中山回国，除了组织政权之外，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多少解决些革命阵营财政困难情形，避免士兵哗溃。

对于孙中山的回国，革命派对之抱有很高的期望，并举行隆重仪式迎接。孙中山刚刚上岸，立即就吸引了诸多记者，当被问及带回多少款项时，孙中山很镇定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8]孙氏此言一出，立即导致一些中下层军官的不满。革命时代，革命精神固然重要，但是革命精神赖以存在的载体也需要革命粮饷。这估计是日后孙中山难以统帅革命并遭受内外挟制的另一层原因。

孙中山过于强调革命精神本身未有问题，可革命饷粮其何尝不重视呢？尽管其多次发出借款请求，但欧美各国并不愿意借款给他，以影响列强在华地位。所以，不得已他铤而走险地进行向日本借款，但仍难以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氏只得转而从精神上寻求安慰，也正如此，“孙大炮”之称谓开始名声鹊起。

三、孙中山力挽狂澜之意难敌革命内部求和心切

孙中山适时归国，并被当选为临时大总统，革命中下层将士甚是希望能在其带领下，迅速北伐，清廷，建立民国。孙中山亦何不想展露其宏图大志，实现其手创的三民主义。但是国内时局的发展远出乎其意料，孙中山的主张即使在同盟会内部亦并非能够顺利推行，更不用说领导全国了。因此，虽说是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名义上掌握着革命的领导权，但不得不遵从革命派既定的方针，且毫无反转的余地。

孙中山归国，其首要目的显然不是要和袁世凯讲和的，他亦肯定不愿意做光杆司令。因为这样做很容易留下出卖革命的把柄，再说，这也太容易做了，根本不应该是一个革命领袖应该做的，否则，革命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但面对复杂的革命形势，孙中山更想快刀斩乱麻，迅速实现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权衡利弊得失，怎么做呢？那即是顺从革命上层人士的主流意思，与袁世凯合作。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归国之前，其潜意识中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他曾对廖仲恺等人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1]p569显然，孙中山是主张与袁世凯讲和，并认为以此“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1]p570其实，孙氏之主张多少有些言不由衷的意味，但如果不顺从这种思想，在同盟会内部山头林立的情势下，领袖群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在革命巨大困难面前，孙中山避重就轻，顺水推舟，甚至不惜拿原则做交换。

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其主张与袁世凯谈和的思想流露，尽管更多的是同盟会内部上层将领思想主流的代表，但其政策一旦明确，必然产生懈敌情绪，从而在革命阵营内部引起混乱。事实也正如此，孙中山由人们渴望的激流勇进，转为不思进取的近似投降政策，使很多革命志士想不通，并立即招致了同盟会中下层军官的批评，有的指出“近者议和屡有破裂之势，然袁氏犹时出其诡计，或谓派梁士诒莅沪，或传派唐绍仪续议，无非欲以迷离惝恍之手段，以懈我已固之人心，而支持其破碎之残局。幸我国民翻然知袁氏之侮我，于是有誓师北伐之举。燮和不才，今已秣马厉兵，从诸君子后，若公（指孙中山）犹迟疑不决，当机不断，或且误听袁氏再求和议之举，则误我神州大局，沦胥我炎黄胄裔者，公将不能辞其咎矣！”[11]所以，北伐的呼声渐高，一些革命党人还大声疾呼“谁主和，谁吃刀！”[12]可这些并未能阻挡南北和谈的大趋势。

孙中山为什么要服从袁世凯，这多少也带有革命乐观主义色调，这种乐观并非是建立在对袁世凯真实了解的基础之上。面对袁世凯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找不出一条能够制胜的革命道路，转而寻求与袁世凯合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也正体现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力量尚难以与袁世凯一决雌雄。孙中山近乎直白的表露，如“暂时承乏，虚位以待”、“推功让能”、“非公莫办”等，将自己置于更为尴尬的处境。可后来孙中山再回忆这一历史时，并不认为这样做是自己失误：“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倘若袁氏不包藏祸心，恢复专制，弟之退让，实为不错。”[13]由此可见，在同盟会内部矛盾重重，革命建国理论、人事等各方面还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仓猝革命难以发挥革命应有的效果，最后，国内政局被袁世凯成功控制就是明证。从此，民国进入到了袁世凯北洋集团统治时期，同时也导致了孙中山政治处境更为难堪，开始了其难以自拔的重树权威之路。

四、结语

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处境的尴尬，只是孙中山革命历程中革命波折的侧面体现，并不能影响其伟大的光辉形象。实际上，这也说明了辛亥革命并非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起事，革命领导权的不统一，导致革命党自乱阵脚，不得不与袁世凯所代表的政治势力谈和，最后将革命领导权拱手相送。但这并不是孙中山个人的失误，这是当时革命内部的主流意见，是革命派政治立场信念不成熟的表现。由此可见，辛亥革命难以解决革命党人所有理论上设计的制度和社会诸问题。

今天我们再来审视这一问题，仍可从中总结一些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革命不会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事实证明，没有流血牺牲的长时段的革命，革命的效果就不明显。没有经过精心准备的革命，不仅难以整合革命的效果，而且也可能导致社会元气大伤。革命思想坚定分子亦因失败失望气馁，再次踏上探寻革命救国道路的茫然征程；而一些思想动摇的革命分子，乘机扩大军容和地盘，转而成为革命的对立面。辛亥革命后，特别是袁世凯死后，军阀乱象层出不穷，根就在辛亥革命期间及其后地方势力的急剧膨胀。辛亥革命尽管伟大，可也留下很多后遗症，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新与旧的矛盾始终贯穿民国初年的社会进程中，人们在调适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阵痛，古今比照，时人大有民国不如大清之慨，因而对社会产生失望，而现厌世之风气。民国都过去六年之久的1918年11月10日，还曾出现过梁济“殉清而死”！[14]人们在研究民国初年历史时，大都将其称之为黑暗反动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再加之是时价值观念上的错乱，后人亦因囿于现有史料的局限，难以厘清头绪，结果对之弃而不顾。由此看来，辛亥革命对民国初年历史影响的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尚待有识、有志之士下功夫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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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陶珍.孙中山与陶成章[N].文汇报，198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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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蔡寄欧.鄂州血史[M].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2：130.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三卷） [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6.

[14] 黄曙辉编校.梁巨川遗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2-70页.

Some Surveys on the Embarrassed Situation of Dr Sun Yat-sen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bstract： Sun Yat-sen is the forerunner and leader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ruggling in order to realize a rich， strong and prosperous China， his great historical figures will pass down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in history. But in the 1911 revolution process， the Union has internal fall， mountain forest， a map of the act of one’s own free will， the leadership has been hitherto encountered unknown challenge. Sun Yat-sen returned to Hubei， despite the temporary surface group and Zhejiang group’s differences， as temporary president， but he is not really mediate the revolutionary party’s broken-up，， the result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orth-south peace talks ha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give up power ，and which finally is given up to Yuan shikai.

Keyword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un Yat-sen； the U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