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关乎中国未来20年

时间:2022-06-11 03:28:27

分配关乎中国未来20年

未来20年中国为何能继续保持8%年增长

6月22日我对中国未来做了一些论述,谈到未来20年中国具有保持年均增长8%的潜力,在国内引起极大关注。这不是我第一次说这种观点,1994年我就曾预测中国到2030年前可以保持每年8%的增长,到时经济规模可以赶上美国甚至超过。那是第一次说,当时普遍认为不可能,说我是唱好中国,一个国家是不能唱好的,一个国家也不能唱衰,只能根据事实来分析。

有学者怀疑中国还有20年8%增长潜力的说法,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还不曾有任何一个国家维持50年年均8%以上的增长(在此之前的32年保持年均9.9%的增长),怎么会出现在中国?第二,高速增长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按购买力评价计算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增长速度都放缓,包括日本和韩国。

这两个推论是不准确的。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提出20年经济翻番,平均每年增长7.2%,当时在世界上还没有那么多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维持20年7.2%的年增长,更何况1980年代以前西方理论界还有自然经济增长率,认为一个国家除战后或自然灾害复苏,不可能有7%的增长。中国不仅是20年7%,现在是32年9.9%。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不代表不能发生。

第二,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不管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具有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也就是指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过程中,可以用前人经验和前车之鉴,减少成本,创新速度可以大大加快,转变为经济增长。从历史经验看,以1990年的购买力计算,当日本、德国等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其人均收入已达到美国的65%;而我们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收入还不足美国的25%。同样是1万美元,日、德的后发优势已经很小,而我们的后发优势还非常巨大。据麦迪森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的水平、台湾地区1975年的水平以及韩国1977年的水平。在这个阶段,日本维持了每年9.2%的增长,台湾地区是每年8.3%的增长,韩国增长速度也超过7%。

从前景来看,我再次强调中国维持8%增长的潜力是存在的。日本1971年人均达到1万美元,是美国的60%,韩国1997年达到美国的50%。如果把潜力利用好,中国到2030年人均收入应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一半。

当然,8%增长是潜力,潜力的发挥还需要两方面的条件。第一,政策应该是真正挖掘潜力的政策,而不是赶超的政策。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应该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当然,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没有问题或矛盾,否则也就不是发展中国家了。

转型国家充满扭曲 制度变革需创新

我们现在谈制度一般就是以目前发达国家作为标准,比如华盛顿共识所推行的制度变革,看到发展中国家有差距,就认为制度扭曲对经济发展造成约束,必须进行修改。世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指标,叫企业经营指标,就是以发达国家市场制度作为标准衡量发展中国家。

实际来看,无论是199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1980年代开始的发展中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进行的制度变革,推行结果普遍不好。国外学者做了详细的经验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平均增长速度比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平均增长慢,不仅增长速度慢,而且经济波动的程度比1960、1970年代更高。有一些学者认为1980、199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迷失的20年。

制度变革是需要的,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需要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异的。尤其是转型中国家,并不是在理想的自由条件下运行,而是充满各种扭曲。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如果是在次优环境下,即使想进行最优的制度变革,导致的结果可能比原来更差。因此,进行制度变革必须要有创新,这也是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解决的问题。

举个例子,过去谈金融体制改革无非就是按照发达国家模式建立大银行,建立股票市场。但是,发展中国家90%以上的生产活动是农户或者是小农经济,制造业大多是劳动力密集型,如果按照西方的金融体制改革,导致的结果就是80%、90%以上的生产活动得不到金融支持。我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从华盛顿共识后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因为只有大企业得到金融支持。

我们的金融改革滞后,但并不应该改成与发达国家一样的金融体制,而是必须根据中国现有发展阶段,推行能够给中小型农户、制造业与服务业提供金融支持的改革。

制度改革不能简单套用国外理论与经验,必须结合自己发展阶段与结构,如此政策才能够真正变成桥梁,让年均8%的增长潜力发挥出来。

事实上,中国经:济能够发展这么快,与每个地方政府都有支柱产业,并为支柱产业的形成给予一定助推有关系。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断地变迁,地方产业能不能发展得好,与地方产业群聚有很大关系,而产业群聚能不能形成,又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入时间有密切关系,如果这些完全靠市场自发,可能没有办法解决。

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必然的

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国际理论界普遍受到理性预期学派影响,认为在发生金融危机、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加强社会保障,维持社会稳定;政府财政税收一定会减少,社会支出一定会增加,政府财政赤字本身会增加,这是自动引擎,靠此就可以度过金融危机。

当然,中国政府与其他多数政府推行的都是凯恩斯主义,但中国政府做的是“超越凯恩斯主义”。按照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政策有两种方式,一是减税,一是投资。而中国政府在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利用这样一个刺激,主要用于能够提高生产率,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我把这样的经验总结为“超越凯恩斯主义”。这是中国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执行的。

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后推行的70%、80%的项目同样如此,但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慢了,是不是推行出现问题?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必然的,有两个原因,一是上一轮投资项目到现在基本都要收尾。第二,国际经济金融危机还没走出来,欧美市场相对疲软,而中国目前出口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当大。外部环境不好,国内投资基本收尾,经济增长速度会慢一点。在这种状况下,新一轮有可能再启动相对宽松的反周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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