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与泽尔达:金色时代的狂欢和毁灭

在文学史上，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有着不可颠覆的声誉，他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是美国无与伦比的爵士时代最伟大的诗人。而在整个迷惘一代里的那些浮华与纵情，司各特和他的妻子泽尔达，那些交替出现的绝望与狂欢，才构成了金色时代的完整故事。

任意压图：两人合照：“就像在镜子里凝视自己的眼睛一样。”

他们活跃于纽约的社交界，挥霍无度，纵情地享受爱情、年轻的生命以及成功的欢乐。

“节省是奢侈的事情。我们唯一的救赎是铺张浪费。”

“我知道事实恰好相反：我们的疯狂把我们连接在了一起。是清醒把我们分开的。”

泽尔达：见过她的人都会知道，她是一场甜美的飓风。

在镜中凝视自己的眼睛

1896年，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这个信奉天主教的典型中产阶级家庭，由于外祖父曾是百万富翁，因此颇有上层阶级的传统。但到了父辈，经济状况已经一落千丈。

17岁时，菲茨杰拉德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开始了青春时代里没有结果的恋情。后来的读者和不知疲倦的研究者们从他的小说中寻找线索，认为那些多愁善感而社会经验浅显的年轻人，对迷人而浅薄的姑娘们充满了迷恋和幻想――那些精心描绘的心理描写和细节，都是来自这段恋爱经历。

在普林斯顿，菲茨杰拉德与后来同样成为诗人和作家的艾德蒙・威尔逊以及约翰・毕肖普结为挚友，参加了很多校园戏剧演出和文学研究。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菲茨杰拉德离开大学应征入伍，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派驻阿拉巴马州。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法官的女儿，泽尔达・赛瑞。

当时18岁时的泽尔达，是一个被上帝宠溺的青春迷人的南方少女。像所有令人惊奇的女孩儿一样，她身上同时汇集了疯狂、聪慧和冷静。在乡村俱乐部的舞会上，少尉菲茨杰拉德径直走到被军官和大学生簇拥的泽尔达面前，做了自我介绍。“就像在镜子里凝视自己的眼睛一样”，泽尔达的直觉在说，他是自己的同类，她找到了想要的感觉。

很快，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开始交往，并且订了婚，在前方等待两人的是可以预见的家庭生活与即将到来的中产阶级式宁静。然而一战结束，菲茨杰拉德离开军队回到了纽约。起初在一家广告公司当职员，收入微薄。后来他重新开始写作，长篇小说《人间天堂》成为他的希望寄托。遗憾的是，这部注定会让菲茨杰拉德成名的小说，出版很不顺利，他收到无数退稿信，也收到了泽尔达与他分手的消息。他们解除了婚约。

迎接奇迹的时代

1919年，《人间天堂》的手稿终于被《作家杂志》录用，24岁的菲茨杰拉德一夜之间成为最受欢迎的小说家。饥饿的美国文坛开始疯抢这个天才作家的作品，《星期六邮报》和《作家杂志》一次性接受了他9篇短篇小说。更重要的是，泽尔达重新接受了菲茨杰拉德――1920年，他们在纽约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举行了盛大婚礼。这一年，菲茨杰拉德24岁，泽尔达20岁。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是新奇与反叛的沃土。刚刚胜利结束一战的新兴工业国家，有理由拥抱一切光鲜与欢乐。身世优渥的年轻成功男性和放荡不羁的妙龄女郎组成了让人着迷的爵士时代。纽约是经济鼎盛的代名词，而歌舞飞扬是它给人的第一印象。危机尚未到来，繁盛的物质、对财富的追求成为这个时代的社会特质。

在作家们看来，战争与随之而来的精神危机、上层社会的奢靡、下层人的冷漠，所有年轻人在探索人生过程中经历的激动和失望，组成了这个时代。侨居巴黎的美国作家格・斯泰因对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直到1926年，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出版，这一代人有了世人皆知名字，而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是这个时代的代名词之一。

菲茨杰拉德因为小说的成功出版而一夜成名，但让他更为有名的却是他的生活方式：在得知小说被出版商接纳之后，他迅速辞掉了工作，还清了债，买了新衣服，“在前程似锦的早上醒来”。志得意满的他，名声直上青云，乘坐敞篷车游览百老汇大街――那些温暖的、带着酒意的夜晚，成为他的小说中最让人迷醉的部分。在小说中，菲茨杰拉德概括了爵士时代的风采：“它是奇迹的时代，它是艺术的时代，它是不加节制的时代，它是讽刺的时代。”

在这个“迷人的、自我毁灭”的爵士时代，身怀野心、纵情享乐的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成了美国最著名的一对情侣。他们活跃于纽约的社交界，挥霍无度，纵情地享受爱情、年轻的生命以及成功的欢乐。起初只是混迹在格林尼治村，后来则去了巴黎，两人足迹遍布欧洲，放浪形骸、挥金如土，把美国和欧洲的金色时代贯连在了一起，把20世纪20年代的荣耀变成全世界最迷人的场景。他们趴在出租车的顶篷上夜游，在酒店大吵大闹被警察驱逐，在半夜的城市街道上飞速地驾驶……为了排解麻木，泽尔达开始吸食，而菲茨杰拉德则沉醉于酒精之中。像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他们用短暂的生命，纵情投入到同样短暂而辉煌的时代里。

：1924年，这对疯狂的情侣发现他们4年里花光了11,3000美元，于是菲茨杰拉德写了一篇随笔，题为《怎样靠3,6000美元过一年》。他评论道：“我们太穷了，节约不了。节省是奢侈的事情。我们唯一的救赎是铺张浪费。我们花了3,6000美元，买到了一年的做新有钱人的权利。钱还能买到比这更多的吗？”

“我们彼此毁灭了对方”

泽尔达是那个疯狂时代最完美的女人，不管是高端文艺女青年，还是先锋女性，怎样的形容都不为过。当其他热爱文艺的女性仍然穿着紧身衣，循规蹈矩地出现在艺术家沙龙的时候，年轻的泽尔达毫无顾忌地穿着透明的裙子纵身跃入纽约街头的喷泉中游泳。

“我在曼哈顿所有俱乐部的每张桌子上都跳过舞，裙子掀到了腰部。高高地架着双腿，当众抽烟，嚼口香糖，喝酒醉得滑到了阴沟里。”见过她的人都会知道，她是一场甜美的飓风。

泽尔达喜爱文学与艺术，是菲茨杰拉德的缪斯。除此之外，泽尔达自己也写作和画画。在后人看来，她的许多画都蕴含着非凡灵感，可以真切地看到才华横溢之处。但不论是写作还是画画，甚至是她后来视为生命的芭蕾舞，都没有为她在世时带来任何声名与荣誉。一方面，泽尔达的天赋被淹没在时代狂欢的喧嚣中，另一方面，她又离不开这遮盖一切的狂欢。

在这种汹涌的无奈感中，泽尔达陷入狂躁不安的煎熬。性感、绝望、歇斯底里的泽尔达，身边不乏追求者。这让菲茨杰拉德很紧张，在巴黎，他几乎无时无刻紧跟在泽尔达身后，穿梭周旋于一个接一个的聚会中，为此他甚至暂停了写作。

至于对单纯而矛盾的泽尔达而言，她的情敌则是菲茨杰拉德的文学梦想。当他醉心写作的时候，她固执地将他拉到酒吧里，把他灌得烂醉，忘记了应该进行下去的写作。和他们一起寓居在欧洲的海明威无法忍受泽尔达对菲茨杰拉德的占有欲，他坚信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后不再有伟大作品的根源是：泽尔达疯狂的爱毁掉了他。

事实上，泽尔达不仅仅只是缪斯而已。在菲茨杰拉德的大部分小说的女主角身上，都可以找到泽尔达的影子，他在小说中也大量地使用了与泽尔达日常的通信与生活素材。泽尔达曾经也写过几部小说，同样描绘两人的生活，但交给出版商后，被要求必须同时署上菲茨杰拉德的名字，或干脆只使用他的名字。泽尔达断然拒绝了。这一切，对她来说，无异于对精神的折损。

在整个婚姻中，泽尔达与菲茨杰拉德互相折磨，吵闹不止，在伤心和痛苦之后又言归于好，时而形影不离，时而如同仇人。在向泽尔达致敬的小说《亚拉巴马之歌》中，作者吉勒・勒鲁瓦探索泽尔达的心声写道：“人们说，是疯狂造成了我们俩的分离。我知道事实恰好相反：我们的疯狂把我们连接在了一起。是清醒把我们分开的。”

不甘心躲在菲茨杰拉德阴影后面的泽尔达精神崩溃了，1930年，她因为精神分裂症住进医院。与此同时，菲茨杰拉德的生活也开始崩溃，为了支付医疗费用和女儿的学费，他在好莱坞担任编剧，并不时替流行杂志撰写散文、短篇小说，靠稿费过活。然而，泽尔达反复发作的病情也让他因苦闷开始酗酒。

1932年，泽尔达在精神病院的病床上写完唯一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与我共跳一支华尔兹》，小说的初稿还延续着他们生活中的战争，将菲茨杰拉德描写得一无是处。1934年，泽尔达再次病情复发，他们用信件交流。菲茨杰拉德在给泽尔达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彼此毁灭了对方”。

菲茨杰拉德也在这一年，写出了《夜色温柔》，在里面回忆了与泽尔达的感情纠葛，数不尽的针刺和甜蜜。他们戏剧一样的人生如同小说。菲茨杰拉德曾说起，不知道他和泽尔达究竟是生活在现实之中，还是只是他笔下某篇小说里虚构的人物，“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想自己是谁。”

时间的流逝逐渐只能用年份来计算，金色的时代在慢慢走向终结。1937年12月，菲茨杰拉德在好莱坞因心脏病而死，年仅44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只是阅尽了人生的一小半。7年后，泽尔达在疗养院的一场大火中死亡。

分别近十年的两人被合葬在马里兰州一座墓园里。墓碑上，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最后一句：“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直至回到往昔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