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与骚动》中女性空间意识与身份想象

关键词： 《喧哗与骚动》；威廉·福克纳；女性；空间意识；身份想象

摘 要： 《喧哗与骚动》是威廉·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的一部小说。小说中，康普生家的三代女性康普生太太、凯蒂、小昆丁都缺乏正确的空间意识，她们或固步自封，画地为牢，陷入空间瘫痪和哀怨之中，沦为可悲的空间剥削者；或矛盾徘徊，在两种空间意识的夹缝中挣扎，选择妥协和流浪；或激烈抗争，舍弃传统空间，却泯灭在现代空间的迷雾中。空间意识的错位导致了她们身份的异化和缺失，是造成三人悲剧的深层原因。在现代社会中，只有使传统私密空间与现代开放空间保持平衡，消除空间划分的性别桎梏，才能避免康普生家女性的悲剧。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

一、哥特空间与角色扮演

自20世纪90年代起，女性地理学家指出：“将女性局限于私人空间的行为既是一种空间控制，也是借此对女性身份进行的社会控制。”[1]179美国社会传统思想将女性的社会角色限定为囿于一隅的“家中的天使”[2]8。在西方二元思维模式中，男性对应的是“宽敞的、明亮的、独立的、公共的、生产的、政治的、文化的优位空间，而处于权力弱势的女性则限于狭窄的、黑暗的、依赖的、私人的、生育的、家庭的、自然的劣位空间”[3]107。自诩为“大家闺秀”和“南方淑女”的康普生太太[4]316，对这些教条忠实顺从，严格限定自己在家庭空间中的位置，卖力地扮演着社会赋予的女性社会角色。有些批评家认为是“南方淑女”文化的腐朽造成了康普生太太的病态，其实并不准确。确切的说，康普生太太扮演的是她所理解诠释的女性社会角色。

在康普生太太心目中，成为“南方淑女”的首要条件即是做一个“深居简出的妇道人家”[4]275。其最主要的生活空间是康普生家的破旧大宅。这栋房子“方方正正的，已经好久没有上漆粉刷，有柱廊的门面摇摇欲坠”[4]314；院子中有“肮脏的花园、破损的栅栏”[4]304，不仅“空荡荡的没有一样活物”[4]289，而且充满“尖利的、无孔不入的潮气”[4]289；宅子内“枯井般的楼道”[4]284一片漆黑，只有从“灰暗的窗户里透进来的微光”[4]284。这一系列异化的黑暗空间意象与康普生太太外在形象亦相融合，在家中她的装束是棉质的“锈黑色的睡袍”[4]297，并“用手把衣服在下巴底下捏紧”[4]284，将自己完全包裹在黑色之中，甚至连她的眼眶里也是“黑黑的，仿佛那儿全是瞳孔”[4]296。在这座带有浓厚哥特色调的宅子内，康普生太太大多数时间都躺在自己充满“浓烈的樟脑气味”[4]315的卧室的床上，关着房门和百叶窗，整个人和床一起“隐没在昏暗中”[4]315。她很少离开房间下楼吃饭，认为“昆丁他和康普生先生一看到我身体稍微好些下楼来吃饭就觉得受了侮辱似的不太高兴”[4]105。

康普生太太不仅生活空间单调贫乏，还放弃了空间移动的能力。她极少离家，墓园是她唯一涉及的外在空间，而如若没有老黑人罗斯库斯的陪伴，她甚至不愿去。在墓园中，康普生太太的服饰也仅是由黑色的睡袍换为黑色的丧服和面纱。除去墓园，康普生太太唯一一次离家是乘坐女婿的汽车外出兜风，而这也只是一次依赖于男性的被动移动。由于自我封闭，康普生太太与其她主妇之间也没有交往，而在南方传统中象征母亲这一形象的家庭空间——厨房——也几乎从来不见康普生太太的身影。康普生太太不愿去镇上，因为她认为自己“过的日子可跟这种生活完全不一样……我跟一般人不一样”[4]275。如此一来，康普生太太将自己的生活空间局限于近乎瘫痪。在对传统空间意识的遵循过程中，她已经逐渐偏出轨道，她的“深居简出”已经异化为“画地为牢”。

个人空间的闭塞使康普生太太将注意力逐渐转向自己，进而极端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她认为子女们应当“支持她”，关心她，得不到关心时她便通过生病唤起家人的注意。因此，康普生太太的出场总是伴随着她的哭声、抱怨声和疾病，她也变得“冷酷、唠叨……泪囊松垂，眼神惶惑”[4]296，精神和身体都处在病态混沌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康普生太太自诩的“淑女”身份也已经发生了异化，她不仅没有拓展自身的内在空间、增强韧性，反而离温柔博爱、善解人意、不屈不饶的“南方淑女”形象愈来愈远。康普生太太一味以“南方淑女”作为自己的身份，在盲目扮演社会角色的同时不仅迷失了真正的自我，也偏离了自己的初衷，精神地理与异化的环境诡异融合，最终导致了个体与自我的分离和个人身份的异化。

“在父权制社会中……许多女性实际已蜕化为父权制的帮凶。”[5]5在家庭生活中，康普生太太不仅规约自己的空间，以家为牢，还试图扼杀他人的空间探究意识，使家宅也成为囚禁其他家庭成员的牢笼。平日里，康普生太太如同“中世纪狱卒”[4]297，口袋里装着“一大串生锈的钥匙”[4]297，无怪乎大儿子昆丁感叹“地牢就是母亲本人”[4]189。小说一开场即出现了两次康普生太太试图阻止凯蒂和班吉出门的场景，而康普生太太对凯蒂的女儿小昆丁的限制则近乎于囚禁。她总是让小昆丁待在家中，自己出门去墓园的时候还要叮嘱迪尔西别让小昆丁出门。每晚康普生太太都要将小昆丁的房门锁上，确保她不会溜到外面。康普生家中一个个上锁的房间犹如海中孤岛，家庭成员亦相互隔绝，彼此孤立，亲属关系逐渐步入异化。

正如康普生太太对自我空间的限制效果与预期背道而驰一样，她对其他家庭成员的空间约束也以失败告终。家宅不仅是一个建筑空间和物理空间， 更是一个暗含权力冲突的社会空间。康普生先生去世后，二儿子杰生完全掌握了家庭空间的主导权和支配力，康普生太太的女主人身份也完全瓦解。虽然掌管着家中众多房间的钥匙，但是杰生房间的锁她并不能打开，因为杰生“把锁换掉”[4]293了。康普生太太声称“从来没有让别人把我的钥匙拿走过”[4]298，但在某些时候她甚至连自己“找一个房间的钥匙”[4]298的权力都被杰生剥夺了。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康普生太太更是频繁对杰生说“这是你的家”，“现在是你当家”[4]274，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你们的累赘和负担”[4]197。康普生太太对小昆丁的管束也是失败的，像凯蒂当年一样，小昆丁每晚在康普生太太锁住房门后就顺着窗外的梨树溜出去，这一事实连家里的黑人小孩勒斯特和班吉都清楚知晓，唯一蒙在鼓里的只有直接实施禁闭政策的康普生太太自己。

Linda Wagner认为：“作为母亲，卡洛琳·康普生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者。”[6]52在康普生家坟墓般冷冰的宅子中，只有黒嬷嬷迪尔西掌管的厨房——而不是女主人的卧房——是一个温暖鲜艳的空间。康普生太太像众多神话故事中的母亲原型一样， 既是生命的给予者， 也是生命的吞噬者。康普生太太的大儿子昆丁曾有这样一段叙述：“我小时候家里有本书里有一张插图，画的是一片黑暗，只有斜斜的一道微弱的光射在从黑暗中抬起来的两张脸上……我得重新看到那张画才知道……她（母亲——笔者注）和父亲在微弱的光线中握着手向上走而我们迷失在下面不知什么地方即使是他们也没有一点光线。”[4]189这幅插图可谓是康普生家的真实写照。康普生太太将自己禁锢在闭合空间内，隔绝自己同子女的空间联系，不顾他们的迷失和消亡，而自身也在黑暗中盲目独行，无意识地走向歧路。

二、地域流放与身份抹杀

空间批评认为，“空间分布、地理经验和自我身份认同三者之间相互影响”[7]7，个人的空间经验可以被看作折射个体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8]27。作为全书的核心女性角色，凯蒂·康普生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她始终在两种空间意识之间徘徊挣扎，无法找到中间道路。在两类空间中的犹疑不决干扰了凯蒂的身份建构，形成了她矛盾的人生态度。

尽管康普生太太一直试图以自己为范式规约和改造凯蒂，但是凯蒂常常展现出与生俱来的空间意识。她对空间变动的感知十分敏锐，例如在大姆娣去世的那天晚上，孩子们被隐瞒真相，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大姆娣的房间睡觉，凯蒂第一个觉察到不同，并且指出“这是我们出麻疹时候睡的地方”[4]80，她发现大家的睡衣和其它物品都被挪了过来，不禁感慨“这真像是搬家”[4]80。凯蒂对未知空间的探究欲望也十分强烈。在大姆娣去世的晚上，凯蒂是兄妹四人中唯一一个敢于爬到树上向家内张望、探看消息的人。而在哥哥昆丁上学后，凯蒂也要求一起去上学，要从学校这个公共空间中获得不同的空间体验。童年时凯蒂的空间主宰意识也有所显现。在同三个兄弟交流时，她总是喜欢占据主动，在游戏中当将军，做空间内的“指挥”[4]42。对于那幅一片黑暗只有两个狱卒的插图，凯蒂的反应是她“会把那个地方砸开拖他们出来把他们好好地抽打一顿”[4]189。此外，凯蒂的空间移动意识也是比较积极的。在小说的开篇即有她不顾康普生太太反对带班吉出去玩的场景。婚后凯蒂的丈夫送给她“全镇第一辆汽车”[4]103，凯蒂还跟黑人路易斯学会了开车，更进一步获得了自由移动的能力。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指出：“空间是任何形式公共生活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行使的基础。”[9]252空间与权力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空间秩序的展现隐含着权力运作的模式。表面上，凯蒂具有在家庭内外自由移动的能力，在家庭空间中拥有一定的自。但在内心深处，凯蒂的空间意识深深受制于家庭意识和传统观念，她对传统空间的依附心态是强烈的。也正因如此，每当面对家庭其他成员的干预，凯蒂的移动能力和空间自限便不堪一击，个人独立空间也被轻易地侵犯和瓦解。“在完美的军营中，一切权力都通过严格的监视来实施；任何一个目光都将成为权力整体运作的一部分。”[10]171凯蒂看似自由的生活空间中实际充满了监禁的目光，她对这些目光十分在意，个人空间的核心也是锁定于家庭传统现存空间的。康普生太太通过指使杰生监视凯蒂直接实行监禁权力，哥哥昆丁恳求的目光则能够将凯蒂禁锢家中失去了与男友讲和的机会，甚至不能说话的弟弟班吉也能用他愤怒的眼神使凯蒂“蜷缩在墙根前”[4]138。凯蒂的自我身份倚重于它的家庭属性，她深深被现存的家庭空间羁绊，个人活动也以家庭为轴心运转。在家中，凯蒂扮演着若干角色，她对于康普生夫妇来说是女儿，对于班吉来说是母亲，对于昆丁来说是情人，对于杰生来说则是妹妹，她拥有若干由他人定义的身份，却唯独“没有本体，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自己的声音”[11]196。身份模糊和空间错位导致凯蒂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如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时——不能认清真正的自我，错失了自主把握机会的可能性，也为她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凯蒂人生中两次最重大的地域迁移都以消极形式呈现，是她向来自家庭的空间压迫力量妥协的结果。第一次凯蒂被家人送往弗兰区·里克疗养，以切断她和达尔顿·艾密司的关系。第二次在凯蒂离婚后，康普生太太拒绝凯蒂回到家乡杰弗生镇上。这两次空间突变和个人空间减毁都隐喻了凯蒂精神地理的大震荡，标志着凯蒂身份和空间意识的逐步消解。被迫去弗兰区·里克疗养时，哥哥昆丁将搬运凯蒂的行李箱的声音比做“棺材”[4]106的空隆声，暗示那个原本活泼、勇敢的凯蒂自那之后“真的是死了”[4]137。康普生太太在凯蒂离婚后将她放逐，也不允许家人提凯蒂的名字，是对凯蒂身份进行的抹杀。此后，凯蒂在家中被异化为高尔夫球场上人们呼喊“球童”（Caddie）的声音，康普生太太焚烧凯蒂寄来的支票的声音，她是“那个名字”[4]216。凯蒂被从内心深处最为倚重的家庭传统空间割裂开来后，同时失去了女儿和妻子这两个与家庭空间相关的身份，变得“连自己的家都没有一个”[4]228。这次空间变更粉碎了凯蒂的家庭网状人际关系，迫使她背井离乡，成为徘徊在精神荒原上的无名魂灵。

女性地理学重视“移动性”，指出“限制妇女在身份和空间中的移动性是维持女性隶属地位的关键”[1]6。凯蒂被流放出杰弗生镇之后，她的空间穿梭能力逐渐减退，尤其是在同男性角色的比对中往往显露劣势。例如，凯蒂曾贿赂杰生五十块钱，以交换看女儿小昆丁的一分钟时间。杰生驾着马车带着小昆丁经过凯蒂等待的路口，只将小昆丁举至窗前一瞬间便驾马“像一辆救火车似的从她身边冲了过去”[4]222，而凯蒂只能跟在马车后面奔跑，甚至一直到“在路口拐弯时她仍然在奔跑”[4]222，但最终也没能赶上马车。杰生挖苦凯蒂时曾说，“既然你驾驭不了自己的马儿，那你只好下来步行”[4]219。空间移动能力退化的凯蒂，也失去了对自己生活方向的把握能力。她对命运“既不主动迎接，也不主动回避”[4]346，被社会排斥后便随波逐流、走向堕落。凯蒂在小说中最后的出场是在一位纳粹军官的敞篷跑车中，脸上“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4]349。有学者指出，“纳粹军官只是另一个版本的杰生”[12]56，因此，凯蒂依然是他人空间的附属者和社会空间中的被压迫者，对空间权力的摒弃和空间意识的沦丧也意味着凯蒂身份的泯灭。可以说，凯蒂是康普生家三代女性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一位，因为与混沌的康普生太太不同，凯蒂具有一定的空间意识，空间权力和个人空间的丧失对她来说更为痛苦。

总之，凯蒂既具有一定的空间探究意识和空间穿梭能力，又对现存空间怀有根深蒂固的依附心态。她对开放式空间的热爱只能表明她对独立的渴望，她的空间移动能力也只为自己带来有限的空间自。凯蒂对传统家庭空间的依附性决定了她无法根本改变她在家中的从属地位和劣势的空间位置，只能不断向更强大的空间力量妥协，直至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空间。凯蒂对家庭空间依附心态的渊源大概与福克纳的创造意图不可分离：“我对自己说，现在可以写了，可以为自己制造一个花瓶，像罗马老人那样放在床头，吻个不停。”[13]212 恰如福克纳的创作动机一般，凯蒂成为了一个只能被摆在家中床头上的“花瓶”，一旦与家庭传统空间的联系被撕裂，等待她的只有破碎、异化的结局。

三、空间逃离与他人之名

移动性是美国文学的深层结构之一，长期以来为男性所专有。男性可以在不同空间自由穿梭，而女性则往往被约束于有限的空间内。《喧哗与骚动》中康普生家族的三代女性，空间移动能力最出众的当属凯蒂的私生女儿小昆丁。与母亲凯蒂不同，小昆丁在与男性角色的几次空间移动对决中都完全占据上风。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谓小昆丁与舅舅杰生的两次空间追逐。而且尤为有趣的是，两次小昆丁都不仅成功摆脱了杰生的跟踪和掌控，还均使杰生一度失去了空间移动能力。第一次的小镇追逐中，小昆丁乘坐的福特汽车甩开驾车追踪的杰生，不仅使他晕头转向、狼狈不堪，最后自己汽车的车胎还被小昆丁放光了气，连打气筒也被摘掉。第二次则是小昆丁偷走杰生的存款后与一个戏子私奔，杰生气急败坏地驾车几十公里追寻小昆丁，结果不仅毫无所获，而且途中汽车轮胎先是没气，充好气后杰生又因头疼不得不雇一个黑人小青年替他将车开回杰弗生。小昆丁的两次逃离既是运用移动性对女性从属空间的逃离，也是从女性劣位空间到男性优位空间的跳跃，表明她具有男性专有的冲破空间束缚的能力，具备了塑造独立人格和身份的初始条件。

与康普生太太不同，小昆丁的空间意识没有受到传统的二元空间优劣划分论的影响。她对自由开放的外在空间充满探究意识。每晚在康普生太太锁门后她都从窗户顺梨树溜出，成功规避了康普生太太的囚禁和监视。更引人注目的是，小昆丁对所谓男性优位空间毫无惧畏心态。她是康普生家第一位能够侵入一家之主杰生房间的人，摧毁了这个用以维护男性权威和男性自我意识的空间，对空间的二元划分传统进行了解域。这一解域行为通过空间越界对主流社会框架内的女性界限发起挑战，试图解构传统的女性疆域，充分展现了小昆丁的自由思想和抗争意识。面对杰生一整天都上着锁的房间，康普生太太毫无办法，“除了星期天打扫房间，别人从来不进去”[4]293。小昆丁则不同，她打破了杰生房间的窗户进入房内，将他多年克扣的凯蒂给小昆丁的抚养费和存款洗劫一空，之后顺着梨树离家出走。这次经历对杰生的打击极大，以至于三四年后小昆丁还会频繁出现在杰生的梦境空间中，这也象征着小昆丁完成了对杰生外在空间和内心空间的双重穿越。

芭芭拉·艾伦认为，南方地理意识具有“历史维度、社会维度和物理维度”[14]152，是一种兼顾历史与现在、个体与他人以及人与空间之间关系的“复杂的构成”[14]152。基于空间的人际关系可谓南方地理意识的核心蕴含。小昆丁的空间意识虽然积极主动，却忽视了家庭空间的价值和与家人联系的重要性。小昆丁多次表示自己不想在康普生家中继续生活，要离开这里。虽然凯蒂也曾说过“我是要逃走，而且永远也不回来”[4]20，但她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正像康普生太太指出的那样，“凯蒂至少对家庭还是有点感情”[4]214。小昆丁却不同，由于与康普生家其他成员联系的缺失，康普生家的生存空间蜕变为一个纯粹的物理空间，大宅只是一个异化的非家的世界。这一点从小昆丁的屋子即可看出，小说中小昆丁的房间既“不像是一个姑娘家的闺房……也说不上像什么人的房间”[4]298，仿佛一间充满“公式化的临时气氛”[4]298的出租房，连靠近窗户的梨树的花香也是“怪凄凉的”[4]299，无法与这个房间融为一体。这一切都预示着在这里居住的小昆丁只是宅子内的一位临时房客，随时都有可能离开。

在《喧哗与骚动》中，小昆丁在康普生家中的位置与她的房间一样，缺少明确清晰的身份。在康普生家人的心中，小昆丁始终是他人的象征。尚未出生时，母亲凯蒂以哥哥昆丁的名字为她命名，因而在康普生太太心中，小昆丁与昆丁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小昆丁离家出走后，康普生太太的第一个反应即是“快找字条”[4]299，因为“昆丁那次（指昆丁自杀——笔者注）是留下字条的”。康普生太太曾说“有什么样的舅舅，就有什么样的外甥女。或者说，有其母必有其女。”[4]316而小说中多次将大小昆丁的情节并置也凸显了这层意味。舅舅杰生将小昆丁看做凯蒂的象征，是他对凯蒂所有仇恨的集合体。在男性想象中，女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融合的，没有差别的，不能区分的”。在杰生看来，小昆丁“就跟她妈一模一样”[4]232，也注定要走凯蒂的老路，因为“天生是贱坯就永远都是贱坯”[4]196。杰生已把小昆丁异化为敲诈凯蒂的商品，被简化为他与凯蒂电报中的字母“Q”[4]209。

小昆丁从康普生家的人那里没有感受到家庭空间的意义，流落在外的母亲凯蒂对她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小说中有一点颇值得注意：小昆丁从进入康普生家的第一刻起，尽管“还没有醒过”[4]217，便点燃了康普生家内部一场关于空间的争论。康普生先生和迪尔西认为应当把她的摇篮放在凯蒂的“老房间”[4]215里，而康普生太太则认为那个房间里“坏的空气”[4]215会毒害婴儿。最终康普生先生妥协，小昆丁的摇篮被放到康普生太太的房内，而与象征母亲的空间的割裂也预示着小昆丁自初始即失去了与母亲凯蒂的联系。康普生太太不许家人提凯蒂的名字，坚持认为“要是她长大后根本不知道她有母亲，那就要谢天谢地了”[4]215。虽然小昆丁与凯蒂有书信往来，但是这些联系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异化为金钱交易，而不是纯粹的母女空间的接洽。

小昆丁在父母“缺席”的空间内长大，没有姓氏，拥有的仅仅是大舅舅昆丁的名字。身份的缺失使她渴望走出有限的自我空间，试图开拓出长期被剥夺的自由空间，对自我身份进行探索。在小昆丁出生的20世纪初期，美国工商业兴盛，现代化进程迅猛发展。小昆丁对外部世界的渴望和为自由进行的抗争均带有一定现代人的意识萌芽。但与此同时，现代空间的弊端也在小昆丁的身上有所显现。

首先，空间的移动性并不等同于空间权力本身，空间的拓展也不意味着独立身份的建构。随着从传统旧式空间的成功叛逃和对传统空间划界方式的颠覆，小昆丁拥有了无限延伸个人空间的能力， 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空间的破碎性和不稳定性。“人的生存一旦不再依托一个固定的空间，他的家园感、安全感也受到威胁，他的同一性也就被不断流动的空间所解构、重构。”[16]80支离破碎的生存空间带给小昆丁的只是独立身份的进一步解体和非定形化，使她对自我和身份的追寻之旅更加坎坷。

此外，对自由和自我空间的追求也不应以逃离家庭、抛弃责任为代价。小昆丁的空间逃离伴随的是对人际关系和群体纽带的摒弃，而正如Adrienne Rich 指出的那样，作为母亲和女儿，“妈妈失去了女儿，女儿失去了妈妈，是最根本的女性悲剧”[17]240。失去了与家庭——尤其是与母亲凯蒂——的联系，小昆丁对独立身份的抗争注定将归于失败与徒劳，她“像一只绝缘瓷瓶”[4]274，独立隔绝而脆弱易碎，只能在现代空间内流浪，最终陷入孤独异化的状态。

在小说的结尾，小昆丁顺着窗外的梨树离家出走。开花的梨树象征着欲望，既包括小昆丁对自由空间的渴望，也暗含了现代社会空间对人的诱惑。而在附录中，福克纳把开满鲜花的梨树改成“水落管子”[4]345，而且在别人指出后坚决不改，称他的书在“15年后仍然生存……在发展，在改变”[13]222。“水落管子”代表了液化、流动性，而“现代性从萌芽时期起， 就一直是一个流动性的过程”[18]2。因此，水管可以被看作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用它来完成小昆丁从康普生家的传统闭合空间的逃离，既隐喻了美国老南方的逐渐解体，暗示了流动的商品经济对封闭的种植园文明的侵蚀，也更加明确了现代空间对小昆丁的影响和福克纳本人的担忧。

四、结语

人类丧失正确的空间意识，在社会公共空间和家庭私人空间中位置异化，是造成当今美国社会异化的重要原因。弥漫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界中的空间权力意味以及个体的空间意识，都对身份建构有着重要影响。康普生家的三代女性或固步自封，陷入空间瘫痪和哀怨之中，沦为可悲的空间剥削者；或矛盾徘徊，在两种空间意识的夹缝中挣扎，选择妥协和流浪；或激烈抗争，舍弃传统空间，却泯灭在现代空间的迷雾中。她们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更是整个美国社会的悲剧。人类“始终是一种空间存在， 并积极参与着周围无所不在的空间性的社会建构”[19]1。在现代化社会中，只有使传统私密空间与现代开放空间保持平衡，消除空间划分的性别桎梏，才能避免康普生家女性的悲剧。空间意识的话题不仅仅涉及个体，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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