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精神”对当代中国武术教育发展的启示

摘要：以“现象学精神”为引导，从理性、价值和科研等方面对当代中国武术教育进行论述。分析认为：理性的武术教育应当是能够帮助学生在武术实践中获得自我理解、自我尊重、自我反思的教育过程，是满足学生精神文化需要的教育过程，是实现“以人为本”武术教育的具体体现。这种教育关系是确保各种武术教育价值得以全面良好实现的基本前提。武术教育科研也是以解决武术教育中的具体问题为出发点，而非“纸上谈兵”式的构筑各种玄远高深的“文化、理论、学说”等体系。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教育；现象学精神；中国

中图分类号：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3-0128-04

Inspirations from “phenomenological spiri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FAN Hua-me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Zhanjiang 524023，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phenomenological spirits, the author expatiated on modern Chinese Wushu education in such aspects as rationality, valu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after analysis: rational Wushu education should is a process of education which can help students to gain self understanding, self respect and self examination in Wushu practice, a process of education which satisfy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students, a specific expression of “people orientated” Wushu education; such an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is the precondition to ensure that various Wushu education values are well realized comprehensively; scientific researches on Wushu educations are also start points to solve specific problems in Wushu education, but not building all sorts of virtual, profound systems of “cultures, theories and doctrines” in a purely theoretical way.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Wushu education；phenomenological spirits；China

现象学是20世纪初期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并以其较强的弥散性对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种哲学思潮。虽然经历了中西方学者跨世纪的研究探讨，但发展至今仍没有形成具有严格意义的学科体系，因为现象学本身就是复杂多义的概念。“现象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而是一个由不同理论、学派组成的思想运动”[1]。这种思想运动通常被现象学家称为“现象学精神”。所谓现象学精神，是指现象学研究者应当具有的“回到实事本身”的勇气，是一种“面向实事本身”的态度、信念或方法论”[2]。现象学“面向事实本身”的精神要求我们以怀疑的态度来批判时下流行的各种话语。现象学在研究事物本质与现象关系的时候十分重视对“完善理性”的追逐，在逐步削除现象表象达到一步步接触到现象“本质”的过程中，需要树立持久的“悬置”意识，以及现象学扎实的科研态度等。

最早将现象学理论引入到教育学领域的是德国海德堡大学校长克里克。他首先把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对现象学的本质分析方法应用到教育科学研究当中，奠定了当代教育现象学的研究基础，国内教育学研究者则常将其称为“现象学教育学”，教育现象学研究对象从“存在与意识”、“本质与现象”的宏观研究到具体教育现象问题研究，使当代中国武术教育发展的现象学探索成为可能。对于中国武术教育而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历史构造注定会产生武术教育丰富多彩的现象。一方面，我们承认“武术教育不仅仅指武术教学，它还包括通过这一教育过程使受教育者从身体上、技能上、品行上、人格上得到教育塑造”[3]，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科研普遍重视不够，武术科研“竞技化”现象严重。因此，本文基于对当代武术教育表现出来的矛盾问题的思考，试图从现象学方法论角度对当代中国武术教育引入现象学的“小零钱”思想，以及“描述性研究”、“对话式访谈”等教育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以期为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1从现象学精神对“完善理性”的反思看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理性

“l9世纪后半叶，科技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思潮，这种思潮也对体育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让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体育问题的观念”[4]。而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发展同样面临着以人文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质疑，这便是现象学研究提出的理性追问：“自然科学能从自身中获得自我理解吗？自然科学是一种能够自我反思的科学吗？”[5]。鉴于此，当代中国武术教育也不禁反思，当前的中国武术教育“关系”理性吗？教育内容理性吗？教育过程能够帮助学生实现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吗？

武术教育本是一种培养健全人格的实践活动，本应关注人自身价值的弘扬，关注人性精神层面的构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然而，武术教育自身日渐科学化、技术化、专门化使武术教育关注的“意义本质”变成了“工具本质”。在学校武术教育中，学生作为受教育对象成为武术教师捍卫自身教育地位的筹码，在复杂多样的技术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关于武术人文价值的探讨日渐稀少。在教育内容上，国家武术主管部门于20世纪60年代统一创编的“长拳、太极拳”等内容，已经在学校体育教育中推行近半个世纪，时代的发展以及学生价值需求的转变已经让“计划、统一”为特色的教学内容感到羞涩，各体育专业院校以及开设体育教育专业的普通高校正在努力创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武术教育体系，如陕西的“翻子拳、劈挂拳、通臂拳”，四川的“峨眉武术、青城武术”，山东的“螳螂拳”，河北的“八极拳”等。指出当代中国武术后备人才的主要特征是“说得多、写得多、练得少”，但是这些武术人才“说得多”并非针对学生群体说得多，“写得多”也不是关于武术教育凸显的实际问题而论，好多文章是对过去武术文化知识的现代化翻译，所谓的武术科技也是以优质武术内容对现代科学解剖手段的验证。诸如太极拳等武术内容用科技理性来“裁决”其合法地位对于武术人文价值的弘扬毫无作用。如有学者对太极拳中老年人群身体健康状况的机能监测研究综述中发现：“研究结论具有高度一致性，即太极拳练习者的心肺功能、免疫机能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等各项指标都优于不经常锻炼者。”[6]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武术教育人才的培养来说是否需要从教育理性的角度去审视。

现象学是一种以反思见长的哲学思维方式，除了对上述武术教育内容的反思外，武术教育模式也是其反思的问题。武术教育的实施目的在于传承武术技击实战方式、传递武术人文理念、延续武术爱国精神，帮助人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生命旨趣等。如中国武术“止戈为武、点到为止、内圣外王、宁静致远、温良恭俭”等精华思想，恰恰是现代武术教育应当格外强调和珍惜的。但这些人文精华观念在学校体育教育平台上被“封了口”，武术只能因“体育”而教育，而不是因“文化”、因“历史”、因“审美”、因“生活”而教育。在普遍强调体育教育的结构性特征的情况下，武术教育对于学生而言丧失了传统的生活中意义，对于教师而言武术教育成了流于课堂形式的工具性意义。

因此，完善武术教育理性不仅表现在适当引入现代科技教育理念与方法，还应当兼顾武术本身蕴含的人文特质，使中国武术教育在科学解释与人文描述中得到全面促进和发展。

2从现象学精神对“教育关系”的确立看当代中国武术教育价值的实现

现象学认为：“师生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师生间相互理解与对话的主体间关系。”[5]但这种师生主客对立的局面却在当代中国武术教育中长期存在着，进而导致武术教师对“教”的价值产生怀疑和厌倦，学生对自己“学”的动机发生动摇。这不仅让我们更加怀念中国武术传统教育范式中才能看到的“师者乐教、生者乐学”的融洽现象。

传统武术教育范式中，武术拳师与弟子对自身所参与的武术教育实践活动普遍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之所以坚信武术教育的实践价值，原因有：1)武术这一文化现象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彼此的价值需要在武术教育过程中得到双方的肯定和褒扬；3)稳固的师生情感使彼此对武术教育的价值认定更加牢靠。拳师对自己精湛的技艺信心满满，需要获得徒弟的认同和赞美；徒弟通过学习武术可使自己的技艺、道德、品行、情操得到锤炼和提高，需要获得师傅的鼓励和表扬。如许禹生先生言：“习拳术者，一为诱导智识之官能，一为修养道德之忍性。”这足以看出作为教育者的武术大师，他们对武术教育的“育智、育德、育体、育心”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为这种教育价值对于个体或群体、古代人或是现代人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拂古思今，当代中国武术教育价值认同弱化甚至异化的根源也在于当代武术教育过程中师生关系的对立、冷漠、机械的操作方式上。武术所蕴含的个人和社会价值历来都是十分丰富庞杂的，安身立命、强身健体、锄强扶弱、修身养性、保家卫国、弘扬文化、继承民族精神等，这些也都是武术教育参与主体之所以躬身实践的价值导向。而这些武术教育价值却在当代社会的大背景下黯然失色。如形式多样的武术教育被压缩到体育教育的小版块儿当中，致使武术教育所承载的个体、社会性价值因“课时少、重技术、轻理论”等问题而无从实施；如武术教师把武术教育当做是一份“混饭的差事”，武术课堂成了保持教育关系的唯一场所，师生关系由过去的理解和对话变成了技术动作的机械链接；再如武术教育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个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创收、家庭琐事、人际关系、个人成长需求等占据了教师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武术教师对培养优秀武术人才获得的成就感、满足感、欣慰感较为模糊。与此同时，学生对武术的价值认同开始分化，并消极应对武术教学实践。

3从现象学精神的“小零钱思想”看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科研

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哲学，对其它人文社会学科做出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小零钱”思想的提出。所谓“小零钱思想”，主要是一种工作精神，对武术教育科研工作者而言，就是从武术教育过程中的小事情、小问题抓起，对各种教育现象资料进行归纳和反思，解决实际的小问题。胡塞尔曾屡次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基础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需要的不是大钞票，而是小零钱，现象学家要做考古工作者，而不是建筑设计师，进行理论研究工作，需要的不是激情，而是明察和反思，不是凭空构陷，而是脚踏实地的分析和描述。”[7]

周伟良[8]曾在《传统武术俗文化特征散论》中对近代武术科研发展的趋势做出过判断，即“不少研究者似乎只对武术与一些思辩、理智、高雅的文化现象诸如古典哲学文化等发生兴趣，鲜有对它的俗文化属性进行研究。”这种武术科研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且这种来自于武术科研宏观层面的走向也正在严重影响着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的科研状况。大有用宏观的武术科研代替微观的武术教育研究的趋势。广大武术教育研究者也一味追求“立言玄妙、行事雅远”的研究风气，致使不少武术教育研究成果理论构造泛滥、新词频出、歧义迭现，很大程度上成了“造词”工作。武术教育实践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假、大、空”风气的冲击下似乎变成了“饭炒蛋、蛋炒饭”的事情。

“教育研究既有相同于科学研究的一面，也有自身的特性，基本属于行动研究”[9]。自“教师即研究者”观念提出以来，教育研究受到“制度化教育”的驱动，并被赋予“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特征，使教育研究逐渐成为某些专业人士的“专业”，成了置身于直接的教育教学过程以外的“研究者”的专职。一些高校武术教师在科研思想上表现出如下特征：1)通常把承担各级各类课题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2)把武术教育研究简单地看成是写文章；3)对交叉学科的运用上，理论审视多而有效策略少；4)尽力拔高，企图建构出某种高深理论，导致结果僵化无用。这样的武术教育研究成果对武术教育实践的推动效果是软弱无力的。

针对当前我国武术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国家教育部及部分学者早就提出了具有改革意义的措施。2001年颁布实施《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至今已达9年；与教育部联合制定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颁布至今已达6年；邱丕相针对当前学校武术教学内容形式单一、动作枯燥，难以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提出了“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强调应用”的策略；王岗[10]提出重构学校武术教育体系必须强调“国学意识”；杨建营[11]提出了武术教育是“国家内驱力”的基本保障等。还有一些关于武术教材、课程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改革性建议，但也只是停留在文字阅读层面。我们认为，武术教育科研的重点应当是如何唤醒、激发有关管理部门的重视，通过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制度来推动武术教育的改革进程，在实践中发现新问题、寻找新出路。

虽然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是以构建新的哲学认知体系为初衷，但我们感受更为真切、直接的则是胡塞尔敢于直面现实问题并进行深刻反思的勇气和精神，即“现象学精神”。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的开展是异常庞大的系统工程，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教育现象。长久以来，人们对各种武术教育现象中的错误观念视之为“自然、必然、想当然”的做法无疑缺少现象学对事物“原态、原点”进行“悬置”反思和批判的意识和魄力。在现象学精神的启示下，理性的武术教育应当是能够帮助学生在武术实践中获得自我理解、自我尊重、自我反思的教育过程，是以学生精神文化需要为内容指针的教育过程，是实现“以人为本”武术教育的具体体现；是以人之情感为联系纽带的武术教育关系，这种教育关系是确保各种武术教育价值得以全面良好实现的基本前提，而非以“物质回报、课堂规范、考核标准”等非人性因素为基础的；武术教育科研也是以解决武术教育中的具体问题为出发点，而非“纸上谈兵”式的构筑各种玄远高深的“文化、理论、学说”等虚无体系。这便是现象学之所以为“学”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现象学之所以产生如此深远教育影响的根源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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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岗，邱丕相，包磊. 重构学校武术教育体系必须强化“国学意识”[J]. 体育学刊，2009，16(9)：1-6.

[11] 杨建营，邱丕相. “国家需要”对武术发展的驱动力探索[J]. 体育学刊，2010，17(2)：9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