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熊十力的自由观

摘 要： 熊十力对于自由的理解和阐述包含了中西文化的两种元素。一方面，他看到了自由思想对于西方近代以来发展壮大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认为自由是人的解放所必须，也是中国发展所必须，因此中国一定要发展自由。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自由是儒家经典中固有之义，并从儒家的人性论出发来阐述生发自由思想，认为自由是人性的自有之义，是人性的自然发展；反过来，自由的发展又能够充实人性。更为重要的是，熊十力还以儒家生生健动的人生观，赋予了其自由思想以内在的动力，从而在根源上杜绝了消极自由，保证了自由的积极意义。因此，熊十力的自由思想实际上包含了精神的层面和行为的层面，是二者的结合。可以说，熊十力对于自由的理解和阐述始终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

关键词： 自由 ； 个体 ； 平等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4-0088-04

与贺麟一样，熊十力早年也不相信人生有自由。后来，他转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人能够冲破种种限制，获得自由。因此，尽管熊十力没有专门论述自由的论著和论文，但是他在对于中国历史的阐述和传统经典的诠释中，却包含了他对于自由的理解。可以说，熊十力对于自由的理解具有中国文化的特征。比如他说：“《易》之为书，首明民主自由。乾曰群龙无首，即其义也。”[1]《易》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经典，而“乾”则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依据，熊十力将其与民主自由联系起来，足以看出他对于民主自由的重视和民族文化的特色。我们认为熊十力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并阐述自由的。

一、自由的个体

自由是个体自我的自由，所以自我作为个体的人的地位的确立是自由的首要条件。熊十力早年在论及《春秋》中的社会理想时，提出了“四自”精神：自知、自立、自由、自重。他主张人人应该从自我个体的确立来获得自由，而非依赖于英雄的拯救而达到自由。他说：“使人人有自知、自立、自由、自重之精神，则无有尸英雄之名者矣。”[2]自知是有理性，自立是有地位，自由是有精神，自重是有尊严，四者俱备则人的地位确立。“四自”精神的核心就是要确立自我这一主体，确立个体作为人的地位。个体人的地位确立后，不仅个体是自由的，而且社会也成为自由的社会。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历来重集体、轻个人，因而缺乏相对独立的个人思想，可以说关于个人的自我属性不明确。这与西方近代以来提倡人的解放与独立的精神完全不同。个体的地位不确立，则自由无可能。

熊十力看到了中国传统伦理社会的这一问题的根本，他所倡导的“四自”精神就是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钥匙。首先，熊十力认为他的“四自”精神是合乎西方自由精神的，也是自由精神在中国必须培育的。他说：“《春秋》志太平，不奖英雄，桓、文、管、赵，皆被讥焉。”[3]熊十力认为《春秋》所向往的太平之世，其实质就是人人自由，社会平等的理想之世，而西方的自由精神其实也是则重于社会的自由平等。因而，熊十力的“四自”精神是合乎近代自由精神的。这二者都与道家所倡导的个体内在精神自由不同。其次，对于自由的根本，熊十力将其与儒家的人性观相联系，从人的本性来论证自由。他说：“天性本来自在，本来洒脱，于一切时，于一切处，无有屈挠，是谓自由。自由正是天性，不待防检。盖自由与放纵异。才放纵时，便违天性，便已不是自由也。西谚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非真知自由义者。真正自由，惟是天性流行，自然恰到好处，何至侵犯他人？”[4]外在的自由不是真自由，因为它永远有外在的规制。只有将自由与人的天性联系起来，使自由从人性中自然生发出来，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这样的自由才能使人既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又能获得行为上的自由。人的天性本来自由自在，自得自能。自由不需要任何修饰做作，修饰做作即是违反人的天性，即是不自由。自由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放纵”，“放纵”是行为的过度，不仅违反了人的天性，也背离了自由的本意。与梁漱溟将西方限制的自由观与中国伦理道德联系起来，并加以赞赏和打算以之作为中国实现自由的观点不同。熊十力认为自由不是限制的，自由是精神的和行为的自然发展。他批评西方的限制的自由观，不是真自由，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是不会侵犯他人的，是人性发而皆中节者也。熊十力的这种观点，是与他用《中庸》的思想来理解西方的自由观念，并把儒家的人性思想与自由观念联系起来，将自由纳入儒家思想之中来理解有关。这与梁漱溟从现实的层面来看待自由观念不同，熊十力看到的是自由的属人性，是人的本性特征。

二、自由的权利

自由的权利在于平等。确立独立的自我个体，只是确定了自由的前提，真正决定自由的，或者自由的表现，则在于权利的平等，特别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即人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这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表现为法律上的平等。法律是从政治上保证自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宗教改革者所倡导的平等精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借鉴到社会政治的运作之中，它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利的精神支柱，是宗教精神在资产阶级政治生活中的表现。熊十力显然也看到了这一因历史时代转变而带来的人在政治上的重要转变，他说：“然则平等之义安在耶？曰：以法治言之，在法律上一切平等。国家不得以非法侵犯其人民之思想、言论等自由，而况其他乎？以性分言之，人类天性，本无差别。故佛说‘一切众生皆得成佛’，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此皆平等义也。”[5]法律上人人有平等的权利，人民有思想上言论上的自由；职能上各自分工配合，国家不得凌驾于个人之上，侵害个人的权利，这是西方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但是与西方思想家将自由平等的权利归为上帝的“天赋权利”不一样，熊十力则将这种权利归为人性。西方宗教为西方文明的根源，中国孔子儒家为中华文明的根源，且孔子又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话，所以熊十力自然而然在人的天性中找根据，并用孔孟的话作为根据和佐证。由此也可以看出熊十力儒化西方自由观的努力。熊十力更认为，如果抹煞了人的自由权利，不但个人受到了损害，社会亦相应被伤害。“如果抹煞了个人的自由，则社会里之各分子，其最大多数变成机件，将由一部分特殊势力崛起而摆弄之，刍狗万物，莫此为甚。”[6] “个人失其思想等自由，即个人全被毁坏。此于社会亦至不利。个人之在社会，如四肢之在全身。”[7]个人和社会是相互的，个人是社会的个人，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个人的权利遭到伤害也是对于社会发展的伤害。只有个人的自由权利得到了保障，社会才是合理的理想社会。

正因为如此，熊十力认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就是要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他说：“夫天下者，天下人共有之天下，非一人或少数人可得而私有也。天下人一律平等，各得自由，互相和爱，互相扶助，是为公……天下之利，天下人共开之，共享之，是为公。天下事，天下人共治之，共主之，是为公。”[8]在社会生活中，有了平等的权利就是自由，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平等是自由的保障和表现。更进一步，人性有自私的一面，有自私则会破坏平等，从而使人丧失自由。为了杜绝这样的现象，熊十力认为私有应该被压缩到最低的程度，实现公有共治，建立一个平等公有的社会，这才是近代中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必由之路，最终到达儒家的太平之世。可以说，熊十力从自由的外在权利保障到内在的人性限制，全面思考和设想了中国未来的自由实现。

三、自由的表现

自由的表现就是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尊重。自我确立是自由的前提，平等的确立是自由的基础，相互尊重就是自由的表现。熊十力对于自由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是从儒家的礼制来加以理解的，也表现出完全的儒家色彩来。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应该遵循礼制。遵循礼制就是相互尊重。他说：“子贡云‘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此自由义也。人以非礼加诸我，是毁我之自由也。我不可受也，尊我之自由也。我所不愿受者而施之于人，是毁人之自由也，吾决不以此加诸人焉，尊人之自由也。如此言自由，可谓精矣。”[9]子贡的话其实就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表达的是尊重自己亦尊重他人的精神和社会的行为规范。孔子的这一思想一直以来都是儒者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指南。熊十力认为这一精神的内涵就是自由，并从两个方面来加以阐释。一方面尊重自己。在社会生活之中，我不能容忍他人干涉我的意愿或行为而保护自己的自由，这是尊重自己的自由。另一方面尊重他人。我也不愿意干涉他人的意愿或行为，使他人不得自由，这是尊重他人的自由。熊十力对于自由的理解相似于康德对于道德的理解——绝对命令，即不论做什么，“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10]这一命令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就表现为：你的行动，要把你人格中的人性和其他人人格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康德的这一命令，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是尊重自己亦尊重他人。可以说熊十力对于儒家道德思想的理解与康德道德思想的相通之处，都看到了自由的实质。熊十力的观点亦合符现代西方自由思想的新发展。

更进一步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应该遵循人之天性。熊十力认为只要人的天性没有埋没，在社会生活中的人就不会危害社会，自得自由，更加不会成为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他说：“我以为个人只要不汩没他底天性，尽管自由，决不至流于为我之私，害及社会。须知自由便顺着他底天性去发展，所以他底生活力充实，不受任何逆理的阻遏。至如为我之私，正是生活力欠充实才落到小己底利害上作计较，这是因为不自由才显现出来的。”[11]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人的天性没有被掩盖、阻碍，自由就不会危及社会。因为儒家认为人的天性是自然流行而不滥，宛如随心所欲不逾矩一般，是自由而不自纵。一是人的天性自然发展，即顺从天性，生活就充实，自由就饱满充实，就更加不会危及社会。一是人之所以自私自利，危及他人和社会，是因为他的生活不充实，自由不发达。可以看出，熊十力的这种自由观是有强烈的陆王心学色彩，从个体来理解自由，心学讲自性完满，不假外求；充实自信，则自由自在。用现代话来讲，就是树立自己；人人皆树立自己，则人人相互尊重，社会自然平稳规范，健康有序。

自我的自由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个人的尊严。熊十力说：“古者儒家政治思想，本为极高之自由主义，以人之尊严为基础，而互相协和，已成群体，期于天下之人人各得自主而亦相互联属也；各得自治而亦互相比辅也。”[12]儒家政治上一直将三代时的政治生活视为理想，那时天下为公，人人自由，实行民主禅让。熊十力由此认为古代儒家的政治是建立在个人的尊严基础之上，以人的自由为准则，人们自愿结成团体。在团体生活中，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自主，个人的自主自由得到尊重。

四、自由的精神

生生不已的哲学观，使熊十力反对把个人变成外在僵化的规则的奴隶，成为一副死机器，而主张个体自动自主的行动起来，打破不合理的条条框框，使自己获得自由，社会获得新生。因而，在熊十力看来，自由的精神就是生生不已，就是生命的原始力量。他说：“社会底种种模型，固然限制了我人底生命，但是，我人如果不受他底固定的不合理的限制，尽可自强起来，自动起来，自创起来。破坏他的模型，变更他底限制，即是另造一个新社会，使我和我底同类都得到展扩新生命。如此，岂不是人生有大自由么？”[13]自强自动自创，不依赖于他者，才能获得自由。自由不是消极的接受，而是主动的争取，这既是现代世界的写照，又符合儒家的精神，也是儒家精神在现代自由观上的创新。从以上熊十力的自由观来看，他主张的似乎都是从个体出发，使个体不受限制和干涉的消极自由的，完全是个体的自为，好像与外在无有关系。其实不然，熊十力所主张的自由精神正是自我主宰、自我实现的健动不已的积极自由。只不过他所理解的仍然是儒家色彩的道德自由或心性自由，这种自由仍然是儒家仁民爱物的精神的现代表现，其内核仍然是儒家的。熊十力说：“自由者，非猖狂，以非理非法破坏一切纲纪可谓自由也；非颓然放肆，不自奋、不自制可谓自由也。……最精之义，则莫若吾夫子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14]自由不是过犹不及的放纵颓唐，自由的精神是孔子的“欲仁则仁至”。仁是什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就是人的天性中所具有的爱人之心。朱熹注释为：“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16]仁是人心所有的德性。可以说，仁就是人心所本有的道德性。所以孔子的意思是讲，仁并不是摸不着、看不到、很高远的。只要心中具有道德性，就会有爱心存在，这就是仁爱的道理，就可达于仁道，不要去向外驰求。

熊十力用“欲仁则仁至”来表示这种自由的精神，认为只要努力达到道德的自觉，就能获得自由，这显然是以儒家的道德观来理解自由，这与西方近代的自由精神相去甚远。自由精神，在西方，意味着勇于怀疑、探索，摆脱强制而获得解放，是在反抗宗教的斗争中形成的。熊十力坚持自由的道德价值，没有任何反抗的精神，这与自由确实有本质的区别。这是因为从现实来看，熊十力认为儒家的社会道德思想高于西洋的自由思想，可以补充西方现代自由发展之偏。他说：“《中庸》申大《易》之旨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此为太平自由之极则”。[17] “中土圣哲是主张人生有自由，如《易》与《中庸》说圣人范围天地、曲成万物及位育参赞等功用，你看他主张个人自由的力量多么大！”[18]自由是个体生生不已、孜孜以求，向往“仁”的过程，而“仁”则爱人。自由的过程不仅是自我实现自由的过程，也是成就他人自由的过程。有了这种精神，这种力量，其自由自然超出了个体的范围，涵括宇宙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仁爱”的内在精神，从根源上杜绝了消极的自由，保证了自由的积极意义。这是对西方现代消极自由的一个极有意义的批判，也更加彰显了儒家价值的可贵。因此，熊十力认为儒家所提倡的自由就是“太平自由之极则”。

总之，熊十力对于自由的理解和阐述包含了中西文化的两种元素：一方面，他看到了西方近代以来自由对于西方发展强大的影响，认为自由是中国发展的必须，也是人的解放的必须，因此中国一定要发展自由；另一方面，他坚持儒家文化价值，认为自由是儒家经典中固有之义，并从儒家的人性论来阐述发生自由思想，认为自由是人性的自有之义，是人性的自然发展。同时，反过来，自由的发展又能够充实人性。更为重要的是，熊十力以儒家的生生健动的人生观，赋予了自由以内在的动力，从而从根源上杜绝了消极自由，保证了自由的积极意义。因此，熊十力的自由思想实际上包含了精神的层面和行为的层面，是二者的结合，这也表现了他的自由思想比西方的自由思想更加全面和完善。顺着这一思路，熊十力认为儒家的社会理想要高于西方的自由思想，它不但可以救西方现代自由发展过度之偏，而且可以达到人与社会宇宙俱皆自由的最高境界。因此，可以说，熊十力的自由思想是中西自由思想的结合，而以儒家思想为根本。

参考文献：

[1]熊十力：《十力语要》（卷2），湖北十力丛书印本1947年版，第44页。

[2][3]熊十力：《熊十力全集·心书》（第1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7页。

[4][9]熊十力：《熊十力全集·中国历史讲话》（第2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62、674页。

[5][6][7][11][12][14][17][18]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4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7、478、677、48 2、148、367、578、478页。

[8]熊十力：《乾坤衍》，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5页。

[10]（德）伊曼努尔·康德著：《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13]熊十力：《十力语要》（卷4），湖北十力丛书印本1947年版，第18页。

[15]孔子等：《四书五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页。

[1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