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寨”现象看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

google公司了2008年度中国搜索热门词汇排名,并把他们翻译成英文介绍给全世界的网友。这些词汇反映了过去一年中发生在中国的重要事件和现象,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山寨”。“山寨”这个汉语词汇的字面意思是“在山中险要处设有防守的栅栏的据点”①,而这个山中的据点通常是和强盗土匪联系在一起的。山寨行为,则指的是个人或团体对知名事物的粗陋模仿与改动而又自成一体。由此得到的事物,亦被冠以“山寨”二字。这样的事物可能是一种商品、建筑、活动或其它形式,通常表现为小规模性,非权威性,以及伴随非常规性的改动。

这个词最早是用来描述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厂家生产的手机,这些手机使用了一种台湾研制的低价芯片,以极低的价格融合市面上主流手机的所有先进功能并有所创新,有的还以模仿最新款名牌手机见长,在过去的一年中迅速的占领了中国低端手机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有人甚至专门建立相关网站用以盘点和分析市面上各种领域的山寨机。一家名叫“山寨机网”的网站口号就是:“学习狼性,创新,为民服务的山寨机精神;推荐合适,好玩,无限扩展的山寨机软件;讨论自强,自立,生生不息的山寨机文化。”②在当下,“山寨”可以泛指一切制作粗劣但功能强大、着意模仿但难得精髓、创意无限但细节欠奉、占有欲旺盛但求知欲衰退、什么都有但又似乎什么都不好的社会、文化现象。

从手机的风靡到流行语的全面风行,“山寨”一词只用了几年的时间。这个称谓借助互联网广泛传播,应用到电子产业、娱乐业等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种源自低层次生产工业的仿制手法,继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诸多文化领域里迅速扩散。中国言论界的大多数观点强调,这是对“山寨”的误读和滥用。但若思考人们为什么愿意滥用“山寨”,欣然选择用“ 山寨”这一符号去标示各种文化客体,反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误读背后的文化动力。这种对山寨的命名和热情恰恰说明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和文化态度的某些特色。

“山寨”是从描述手机开始的,但这种进行低价仿制的行为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这种廉价和模仿知名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除了存在于电子消费品领域,在服装、箱包、鞋帽和日用品领域更加的普遍。企业为什么会去生产山寨产品呢?有的是因为缺乏创意或目光短浅,只为追逐短期利益而“山寨”,但更多的是企业自发冲破经济壁垒的市场行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企业跟西方的企业相比,在技术和研发上是不具有任何比较优势的。当国内市场打开后,外国品牌进入,他们的消费人群是富裕者,中国企业只能通过仿造,打低价策略来创造新的市场进行原始积累,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民族品牌都是靠山寨商品起家。而对于那些中小型的民营企业而言,他们既没有资金投资在品牌建设和广告上,又要面对各种行业壁垒和行政壁垒等诸多不公平竞争,生产山寨产品就成了他们能够生存的唯一选择。

所以,至少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山寨现象绝不是少数小企业的个别行为,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化经济中的后发经济体所体现出的结构性特征。虽然山寨机的势头减弱,但“山寨”的内涵正在网络上急剧膨胀,逐渐成为“恶搞DIY”的代名词。从原来的商业产品范畴逐渐扩展到诸多方面,略带巧合的雷同,刻意模仿的恶搞,只要内容带有一定娱乐元素,都会被放到网上,灌以“山寨”之名,而网友的回复也大都是“太山寨了”、“很雷人”等特色鲜明的网络形容词。至此, 山寨已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存在于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一种深层结构。

从产业化到社会化,泛化后的山寨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它代表着平民化的智慧与需求,是民间文化井喷的结果。它以一种变相的娱乐模式,近乎暴力地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它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中国的思想界往往对山寨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将山寨视为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山寨文化来源于草根,也面向草根。它给人们带来了另一种选择,和抵制主流文化价值的可能性。而草根通过模拟主流的方式进行娱乐,恰恰说明了主流文化符号及其所标识的阶级身份在今日中国的强大话语能力。

所以,山寨这种借网络兴起的草根的表达方式,其一是为了模仿,其二是为了娱乐。根据让.鲍德里亚的社会符号化理论,被标识为山寨的文本靠与被其模仿的原始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而获得关注和意义,这种意义往往体现的是对原始文本的崇拜而并非反抗。HiPhone、SciPhone手机无疑是对苹果公司Iphone的崇拜和模拟,山寨百家讲坛、山寨春晚、山寨电视台是对cctv这个国家电视台及其制作的节目的崇拜和模拟,地方政府搞的山寨天安门和山寨阅兵当然是对更高级权力所具有的享乐和寻祖能力的崇拜,农民搭建的山寨鸟巢更是一种对北京作为权力中心的崇拜,某个城市的商业街上店面分别冠以“哈根波斯”、“必胜克”、“星巴黑”、“麦当当”、“KFG”等标志,而他们模仿的是哈根达斯,必胜客,星巴克,麦当劳,KFC这些国际餐饮连锁巨头,而这些餐饮消费在今日中国被看做是中产阶级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象征。

山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再现了今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文化生态,再现了在主流文化和经济地位中处于边缘位置群体的匮乏感和向中心移动的强烈诉求。今日仍然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和农民工,往往成为山寨商品、山寨文化的最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处于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消费能力低,受现代教育的水平差,自身的民间文化已经被主流消费文化毁灭殆尽,但他们又没有能力进入主流文化的中心区域。在他们身上,一方面体现的是对主流文化的崇拜和向往状态,另一方面又是对主流文化的相对陌生和不熟练状态。在主流价值中,他们常因这种状态而受到主流文化的观看和嘲笑,被标识为“土”,就连他们自己也认同了这种客体化的观看位置而自娱其中。

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民族国家仪式的CCTV春节晚会,每年号称有超过10亿中国人观看,当中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是被称作“东方卓别林”的中国笑星赵本山出演的小品,在他最受欢迎的几次出演中,他和他的搭档宋丹丹扮演的中国东北农民以在主流文化面前展现出的各种愚昧无知和误读供观众取乐。赵本山被社会各个阶层所广泛喜爱说明了这种新的霸权结构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牢固性。

20世纪是大工业时代,21世纪进入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时代的变迁使我们的文化生态也发生了变化。大工业时代的文化是围绕着生产展开的,围绕生产展开的文化比较强调社会意志、团体意志和团体道德,它更多的是为了教化的功能而展开的。在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文化是围绕着消费展开的。围绕消费展开的文化更多地与休闲娱乐和个人意志的张扬相关联。所以,更多为娱乐而山寨的山寨现象出现了,这类山寨行为无所谓挑战不挑战权威,也无所谓主流不主流,不追求深度的意义、价值,只是作为一种消遣,为娱乐而娱乐。

娱乐本身是没有任何罪过的,但是,娱乐可以无利,却绝不能有害。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表达了两个观点: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滑稽戏。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③

不可否认,山寨文化的确有其生存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而且它的确在无意中解构或者建构某种文化。山寨文化,从其本质来看,应属于没有掌握文化话语主导权的人的一种民间文化、大众文化、草根文化。它似乎是对传统、主流、精英话语主导权的一种挑战与颠覆。

山寨文化之所以如此盛行,首先得归功于网络这个强大的推手。由于网络无可比拟的“兼容并包”,进入门槛较低,再加上其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互动性强等特性,直接导致传统意义上那种高、深、精文化向普通、大众、草根文化过渡。传统上,文化和权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精英们似乎更具建构文化的能力,草根们自热也就被排斥在外。如今,纵观山寨文化,它似乎又创造了一种平等的话语平台,草根也有“发声”的权利。他们在解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时,也在建构着新的文化。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历史、时代上的一种进步体现。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山寨文化似乎越来越与传统意义上的主流相背离,甚至呈泛滥之势。因此,我们不乏看到一些庸俗、低俗的山寨文化现象。我们在为其匪夷所思的创意而拍掌叫好,甚至目瞪口呆时,也不得不令人为其命运、前景而担忧。而一旦山寨文化为一些热衷名利、急功近利的人所利用、炒作,山寨文化的前景也就堪忧。尤其是在这个娱乐至死、山寨风行的年代,山寨文化本身恐怕也难以自拔。看看曾经红得不能再红的选秀节目,如今在荧屏上还有多少舞台?而其热心、狂欢、兴奋的观众,如今又有多少人去买它们的帐?在人们不尽的视觉、听觉、审美疲劳后,在不尽的乏味、枯燥、平庸,甚至是无聊、反感、厌倦后,山寨文化是否也会重蹈覆辙、步人后尘、打回原形,成为下一个牺牲品?如果眼下山寨文化只是依赖人们的眼球、猎奇、盲从等心态而博取其美名,而自身不去突破恶搞、低俗等方面的局限,其纯粹也只是一些人的自娱自乐、小打小闹。

众所周知,当前社会所反映在我们面前的已不再是上个世纪唯文化潮流而众若寒蝉,而是越来越多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在冲击着我们,使我们目不暇接。中国当下文化通常被划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类型。长期以来,人们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对立起来,认为大众文化冲击精英文化,蚕食主流文化。其实大众文化从不考虑文化批判等这类严肃的议题,唱卡拉OK的根本不考虑要去改变什么东西,但,这些态度却能改变一些东西,这就是对正统的中心体制的有效侵蚀和解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文化已经衍变成了主宰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它打着“娱乐”的旗帜从通俗的民间群体走到城市中产阶级,享乐主义成了我们今天人们的生活信条。文化不再与如何工作,如何追问意义相关联,而是以享乐的的形式麻醉人们,同时达到瓦解中心主义,达到某种意义的平等和民主。

山寨现象从经济领域走到文化领域,就有了草根的味道。山寨文化的流行与文化垄断、官方文化的守旧和缺乏更新有着直接关系。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无论从形式、主持人、表演者甚至台下的参加人员都很少更新,很多有创造力的新秀被拒之门外。尽管表现形式是大众文化,但真正的大众文化在主流舞台上并没有机会。山寨文化可以对官方文化和主流文化产生一定的竞争压力,有可能促进官方文化变革。如此,山寨文化就成为了文化领域的民主运动,对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实现都会有积极意义。当然,防止山寨文化流于低俗也是非常重要的。

山寨文化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却忽略了文化传播的精神文明实质,要警惕虚假的繁荣背后是文化生态的沙漠化和庸俗化。伽达默尔说:“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④努力组建良好的新的文化生态环境,在扬弃地继承先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以新的成果来充实其内容、丰富其内涵、增加其要素,甚至重组传统的功能结构,使之成为具有崭新形态的、与我们的时代相适应并反映历史走向的新传统,从而把传世之宝与现代新观念聚合,并转化、升华为现实的巨大凝聚力和内驱力,使深厚的历史底蕴挥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注释:

①《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87页。

②bbs.省略/announcement.php?山寨机网。

③(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④(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参考文献:

[1]让・鲍德理亚.生产之镜[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1.

[2]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

[3]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7.

[4] 金民卿. 大众文化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分析[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