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应对西安事变决策变化始末

陈公博在《苦笑录》曾提到：“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个谜题，一个是究竟起因为何的中山舰事件，一个是如何结束的西安事变。”而西安事变刚结束，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一场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却在其中实际取得领导地位，并由此推动整个局势的转变。中共的决策，如何影响了西安事变，并如何引导西安事变由审蒋走向释蒋，一直迷雾重重，耐人寻味。本文初步整合了台湾、香港和大陆出版的一些文献资料，并谨慎使用个别回忆史料，拟就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决策做出新的解读。

“审蒋罪行”决策和张、杨的关系

有些论著认为，中共中央刚得知西安事变消息时，便沉浸在欣喜若狂或难以置信之中。实际上，突闻巨变，中共中央反应迅即，当天就对西安事变的当前工作和长期打算做出安排。

综合1936年12月12日当天中共中央的电报来看，中共对于西安事变当时的工作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致电正和国民政府谈判的潘汉年，要其劝方面“不可以民族国家之利益迁就蒋氏一人”，应与中共一起反日救国；第二，以军委主席团名义通报西安事变的发生，要求“各兵团加紧整理训练准备新的战略行动”；第三，向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发出“关于西安起义的指示”，主要是号召民众“要求南京明令罢免，并交人民审判”等；第四，提醒张学良要把“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紧急时诛之为上”，并告拟前去协商大计。这就对中共当时要开展的谈判工作、国统区工作、军事工作、统战工作等方面做出初步安排，其核心是要审判、尽力争取南京政府的抗日派。而对西安事变长期的打算则主要反映在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中，即准备半月内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与军队一起组织抗日联军，以南京政权中的抗日派暂时主持南京局面，“以待革命的国防政府成立”，“争取蒋军全部”等。在这里，中共更明显地筹划要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并最后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以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将不再存在。

第二天，即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西安事变进行讨论。当时会上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还提出“要求罢免，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这些问题的议论从记录档案上看占了会议的主要时间。会后，、致电张学良，称颂“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建议“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同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亦开始大力宣传“西安昨日爆发抗日起义”，提出“要求将汉奸交付人民审判”。12月15日，、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公开要求“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对于上述情况，学术界基本都认为中共在得知西安事变消息之后，由于阶级仇恨、消息闭塞等原因，没能一开始就准确地把握当时时局，而一度提出“审蒋罪行”的决策。但是，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一直为诸多研究者所忽视，那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起初至少是赞成“审蒋罪行”的，这对中共一开始做出“审蒋罪行”决策不无影响。这可从以下4个方面来判断：

第一，张、杨的有关电文。张学良虽然在西安事变之初多次强调只要蒋放弃过去错误主张、同意抗日，就绝对拥护；但发动西安事变的本身就是因为对蒋“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谏，绝无改变他的主张的希望”，张学良也并非不了解，依其地位、声望和性格，依靠武力的威逼来达到劝说效果，是很难有效的。12月14日张学良还公开指出：这次事变“一切办法，决诸公论”。这就隐含了把交人民审判的极大可能。此外，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后致中共电报中第一句就是：“反革命面目已毕现”，还称西安事变为“一二·一二之革命”，这都是明显反对，把其归类于应被镇压的反革命。

第二，的有关回忆。据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早在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就说：“此间事非余—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而“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将假手于暴民之所为也”。12月13日，张学良来见，“启门见余睡，即言：‘委员长已睡，不惊动了！’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辨，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的紧张可想而知，甚至“且当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作最后之牺牲”。虽疑心较重，但两次都明确提到张学良有把他交人民审判的用意，应该是结合当时情形的切身体会，而不是简单的空穴来风。

第三，张、杨部下的有关回忆。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因负责看守，见证了张学良与在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的谈话：“张将军又继续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一听说由‘群众公裁’，立即对张说：‘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这也印证了的回忆。

第四，中共给张、杨的有关电文。中共在与张、杨往来的电报中，几次都称为“元凶”、称西安事变是“起义”之类，可见，张、杨是接受这种说法的。尤其是中共在给张、杨的电报中提出“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这是非同小可的。因为发动西安事变扣蒋的是张、杨，而且在人员和武器装备等方面比红军保持着更强的实力，怎么处置应该主要看张、杨的意图。如果没有对张、杨在这一问题上看法的充分了解，没有对张、杨会实行这一建议的把握，中共应该是不会贸然在电报中提出这样的建议。当时西安也的确有些要求审判的群众活动，张、杨部队中也有人参加，张、杨在西安事变后成立的设计委员会也提出了审判的罪状，只是依目前资料还不能证明张、杨与这些活动有直接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张、杨起初是赞成“审蒋罪行”的，而且这是张、杨自己的意见，并不是附和中共“审蒋罪行”的决策。目前，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期间给、社会团体和有关人士等的电文都多有披露，而给中共方面的电文披露较少。所以，张、杨和中共都做出“审蒋罪行”决策，但具体如何审，谁先提出这一决策，谁的决策更具影响，依目前资料还难以判定。但是，作为共患难的盟友，尤其是张、杨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并保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他们这些看法对中共高层决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中共一开始做出“审蒋罪行”决策，与张、杨对此的赞同不无关系。

当然，“审蒋罪行”固然有罢蒋乃至杀蒋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有挑起内战的企图。无论是中共还是张、杨，当时都是把看成是阻碍全国抗日的绊脚石，例如《红色中华》就称为“汉奸”，并列数他“五年卖国”的罪状，这也正是要“审蒋罪行”的主要原因。一旦认识到“审蒋罪行”会妨碍全国抗日，或者存在向抗日转变的可能，中共和张、杨放弃审蒋的决策就成为自然而明智的选择。

“保蒋安全”决策和三方谈判基础的确定

在对西安事变做出初步应对之后，中央中央派为代表于12月17日前去西安与张学良会谈。面对南京国民政府在西安事变后施加的严重战争威胁，而且对在武力威逼下答应条件并无十足把握，“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不过，两人也达成共识：“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这就提出了“保蒋安全”的策略，给中共中央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建设性意见，极大影响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

这次会谈的结果当即就影响了中共中央的决策。第二天，即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央，虽然仍不承认的全国领袖地位，强调“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仍提出要召集救国大会、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但同时几次强调“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可见，中共中央采纳了“保蒋安全”策略，开始放弃对外宣传审蒋罪行，并公开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同日，会见杨虎城，告知了与张学良商谈的情况和中共有关决策。据有关回忆材料，杨虎城表示：“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至此，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达成了初步一致的意见，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同时，经过几天的观察和西安事变的发展，中共中央对局势做出了更准确的判断。12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西安事变问题。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种情况是大多中共领导人始料不及的。党内“负总责”的在会上提出：“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建议“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而会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先生处置问题”。在此，中共大幅度地公开改变了原来的决策：不再要求召集“救国会议”，而改为“和平会议”；不再要求会议在西安召开，而改为由南京方面召集；不再要求交由人民审判，而改为由各方共同讨论。此外，还通过了党内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阐述了中共力争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此前提出“保蒋安全”很大程度上出于策略考虑，而这次会议明确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成为中共对西安事变决策的转折点。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上还有一种争论，即中共中央在12月20日之前是否收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报。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有几封往来电报提及此事，如12月17日，回复张学良对于苏联态度的询问：“我们对远方（指共产国际——笔者注）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12月18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国际有电来请即告我”。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16日的来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发，至要”。12月1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讲：“国际指示还未到”，因此新拟定的公开通电等暂时还不能发，要等两天再说。12月20日，才致电“国际来电如下”，告诉了共产国际来电的主要内容。12月21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来电于二十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大多学者以此为据，认为中共中央在12月20日以前没有收到共产国际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报。对于此事，在回忆录中指出：“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电报原理、机要纪律、逻辑关联、政治常识还是当时的具体做法，都不支持当年共产国际16日来电的“完全译不出”说。共产国际不会对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无动于衷，以致迟至16日才发出给中共中央的第一封电报。共产国际16日的电报主要是针对中共中央15日电报的复电。

笔者认为，对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的决策转变，不能仅仅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报来解读，还要更多地从中共中央对当时形势判断的变化来解读。在西安事变之初，中共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乐观的，提出审判，并计划争取南京政府中的抗日派，一起组织抗日联军，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但这两三天之内，各地实力派只有李宗仁谨慎表示同情，全国上下都是谴责张、杨的声音，南京国民政府更是积极组织“讨逆军”。正如在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说：“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种情况是大多中共领导人始料不及的，审判和争取抗日派的条件根本不具备，更别说其他远期目标了。严重的内战威胁摆在面前，成了中共领导人的当务之急。

中共中央对形势估计不仅不再乐观，反而转为非常担忧。这从中央此后几天对于工作的布置中能得到印证。中共中央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就这样估计当时的局势，即“南京与日本联盟正在夺取蒋系中派造成中国内乱；另方面南京与各地左派正进行调和，中派在动摇中，人民反对内战”。为此，中共采取的方针是“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变内战为抗战”。中共中央还致电在上海谈判的潘汉年，要他立即向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此外，又致电，要求派人去做黄埔系的工作，揭露亲日派想害死的阴谋。可见，中共中央非常担忧南京国民政府会因此和亲日派一起勾结日本侵略者，日本奴役中国的目的就此得逞。长期囚禁，不仅让局面更加混乱，甚至会有利于亲日派填补留下的权力空间，夺取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

而要阻止这种严峻局面，最直接的办法当然就是释放。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要周与张、杨商量“争取”，与之谈判，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讨伐西安、保障民利、与红军联合抗日、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合作等条件，明确指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这是中共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在西安事变中以为谈判对象，第一次提出释放的问题，并围绕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这一根本问题列出具体谈判条件。这是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重大变化，也使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最终成熟并得以确定。

根据中央的精神，托人和12月20日“以私人身份”来西安探明情况的宋子文进行了接触，取得宋的同情。12月21日中午，宋子文返回南京汇报情况，争取南京国民政府对和平谈判的支持。在宋子文、宋美龄等的协调下，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改变了原来的强硬立场，愿意与“逆军”谈判解决，并确定了谈判中的让步条件，如表示在一定期限内停战，要求“关于改组政府，统一战线，外交路线在实行前，双方遵守秘密”。这也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要素之一，是值得肯定的。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并即与见面，蒋开始考虑接受西安方面的主张。的态度为何当天会有如此转变？在日记中透露，宋美龄到西安后“先告余以外间各方情况，并劝余能先设法出去再说”，而没具体透露宋美龄为何力劝不管其他先离开西安；联系此前宋美龄给有“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宁抗日勿死敌手”的来函，不难推断宋美龄此时会怎么告诉“外间各方情况”。

当然，还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他本人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二是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保证，而不作任何书面签字。西安方面以民族利益为重，答应了这两个条件。由此，“保蒋安全”的决策使中共方面、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西安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形成谈判的基础，开始围绕释放的条件展开谈判。

“释蒋抗日”决策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正式谈判终于在各方的努力下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12月23日，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出席，中共方面由出席，三方开始正式谈判。由于此时态度的转变，谈判很顺利，三方立场迅速接近。在当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里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对中共提出的条件，“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甚至商讨了“过渡政府”各部长的人选，可见谈判的顺利与深入。所以，在电报的最后也不无乐观地请示：“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宋子文把谈判条件当天“转达蒋”，做了积极回应：“他不会接任行政院长，会任命孔博士担任。当然新内阁将不再有亲日派”，“共军改番号，编入正规军”等。当天深夜，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退，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见二十三日十二时电），是否可放蒋回京，我认为是可以的。张、杨都急望此事速成。”

一切似乎都进展得很顺利，但第二天就出现急转直下的变化。12月24日，谈判的结果提交到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成立的设计委员会，会上产生“激烈争论”。“大多数与会人士坚持，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即使不是全部也应该履行部分条件”，而蒋方认为“以目前南京的政治气氛，在委员长未返回以前是不会有任何作为的”；但是反对意见极为激烈，甚至有人认为张学良个性犹豫不决，容易受蒋方左右，“提及二次革命来反张”。在此情况下，本来对就深怀戒心的杨虎城，这时也不同意在执行有关谈判条件前释放，并与张学良“激烈争辩”，而张学良没有说服杨虎城，“杨非常不满地离开”。

谈判至此，遇到了一个必须面对的突出问题，即谈判达成协议的执行到底是在释放之前，还是之后？这在实质上也就是如何确保会执行谈判协议的问题。同时，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直指个人的诚信与诚意，使也没法再保持“他本人不出头”的条件了。12月24日晚7时半，致电中共中央：“今日蒋答复张”，再次强调接受西安方面的主张，甚至比12月23日的答复更为具体，说明了改组政府和联共抗日的步骤，并且还进一步表示要“接济红军”、“开国民大会”、“联俄联英美”等。同时，经过这场争辩，也更加谨慎，不再说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放蒋回京“认为是可以的”；而在这封电报中最后指出：“蒋目前在西安环境中有抗日愿望，但南京环境不改，他又将回到动摇中去，现正从撤兵、组府、与我方秘密协商及公开宣传上找保证。”

当晚，就去找“与我方秘密协商”了。据日记记载：“夜间十时许，妻带周来见，此时余实已睡觉，余与之握手”，“余仅曰，你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盖余已属囗（囗表示因日记霉烂而字迹无法辨认的字——笔者注）接洽也。彼知余意，乃即道别而去”。虽然日记记载得很简单，但很明显，向当面表示了友好的态度，确认了谈判成果，甚至将其他具体事务托付给与中共关系紧密的张学良。不过，当晚12时，中共中央致电，提出“在下列先决条件下恢复蒋自由：一、全部中央军分向河南、绥远二省撤退。二、南京宣布国内和平以民更始不咎一切，既望并召开救国会议之命令，蒋亦发表同样宣言，此条即取消讨伐令，承认张、杨与我们地位。三、部分的释放国犯与共产党”，并明确认为“依目前情势，没有这些条件而释放蒋是危险的，张、杨即使战败，挟蒋在手还有文章做”。可见，中共中央和张、杨大多数部下的反对意见一致，也是认为要在被释放前执行部分谈判协议。为此，还要再做进一步的落实工作。

在这场争辩中，还有个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被长期忽视。据宋子文日记，12月24日晚，他和张学良“讨论出其不意带领委员长到机场搭机离开西安的可能性”，“如果情况不乐观，我要以极力要求另一个停战期限的延长为藉口，迫使蒋夫人明天早上启程前往南京。晚间，我和张将用汽车运送委员长到张的势力范围，然后经陆路到洛阳。”第二天早晨听取了宋子文对此计划的汇报，但据日记记载宋美龄访张情形云，“余妻即往访张，若委座不离此，即余（妻）亦必不离此。余（妻）决心与委座同生死共起居也。张闻此言，心有所感，乃允设法同飞”。这个危险的计划最终没有实行，但可以看出张学良坚持认为可以在执行谈判协议之前释放，而周围大多数人都极为反对；基于自己的爱国心理和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同时也迫于内外压力，担心自己发动的西安事变会引发严重后果，张学良急于早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此而选择独自冒险释放的方式。

独自冒险释放的行动未果，只能继续谈判。12月25日，“再次要求面见委员长”，并在见蒋时“要求委员长的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回应：“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委员长要周，休息够了，也针对相关问题详细讨论之后，亲自去南京。”可见，实际上都答应了提出的条件。至此，两人对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达成了共识。面见之后，还和宋子文达成了具体协议。宋子文在日记中做了记叙：“我们告别委员长。周说，委员长很疲惫，所以不想跟他谈太多，不过有些事需要执行”，包括“胡宗南军队应该离开陕西和甘肃”、“委员长回到南京后应发通电”、“人民有言论自由”、“确保逐步释放政治犯”等等，宋子文表示“我会尽力”。

谈判顺利结束，释放问题又不可避免地提了出来。据日记，会谈结束，“周乃作别而出。子文属（属同“嘱”——笔者注）其再说虎城，使其赞成余今日回京，周乃允之”。可见，此时蒋方认为当天离开西安的障碍只是杨虎城，要对杨虎城进行劝说，让其同意当天就走，而也答应了。宋子文日记也证实了这些：宋子文“极力向周主张委员长立即离开的必要性，再拖下去，将意味更复杂，而且战火一开，就很难压制”。宋子文还列举了多条具体理由，其中有“委员长已明确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对此，“周承诺尽最大努力，也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这都说明，在当天说服了杨虎城，最终促成了释放。

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宋子文向提出“委员长已明确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从宋子文日记上下文来看，这只能是指张学良开始制订的让和宋美龄分开走、独自释放的冒险计划。这很耐人寻味。如果对此计划不知情，而计划已确定放弃，宋子文根本没必要说出如此重大的隐秘，使得谈判节外生枝。可见，宋子文这样说出来，说明对这个计划是知情的，而且并没反对。可想而知，这时十分清楚张学良对于在执行谈判协议前释放的考虑，也十分明白张学良想尽快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作为中共中央派驻西安的代表，要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对张学良的行动无力采取也不可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而且，如果不说服杨虎城，而张学良在谈判顺利后又要独自冒险释放，那时西安的混战、分裂局面或将不堪设想。另外，对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放蒋回京，也曾“认为是可以的”，可见对张学良当时释放的考虑至少有一定程度的赞同；何况如前所述南京国民政府的停战期限是到12月26日，如再不释放，又将面临大规模内战的危险；中共也一直担心南京国民政府的亲日派与日本侵略者勾结，长期囚禁会有利于亲日派夺取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这些情况，毫无疑问对变通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有着很大影响。

于是，看似突如其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释放并亲送一行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事后也说过：“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到飞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显然，此前已经知道张学良要释放，而且劝阻过张学良不要亲送，当时赶往机场只是想再次劝阻张学良不要亲送而已。

12月25日发生的事情，也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关于谈判情况基本都能和宋子文、日记互相印证，并认为“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但其中提到“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这却在宋子文、日记里没有反映。由于日记本身带有即时记述亲身经历的性质，比一般回忆性史料可信度高，更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生前甚至没有透露在西安事变中见过；所以，对于没有要求“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和同意当天释放，和宋子文是不可能在日记中有所虚构或美化的。那为何却在电报中这样说呢？有一种可能是，在12月25日上午谈判结束后去说服杨虎城，如同在12月24日激烈争辩中改变想法一样，杨虎城对自己反对意见的申辩又使变得谨慎起来，“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其中具体内情到底如何，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依据目前材料还不能妄下结论。

中共中央收到的这封电报后，对的处置还是认可的。12月25日当晚，在一封电报中就说：“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1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因形势急迫，没有待到履行停战撤兵之先决条件即于二十五日下午释放”，并认为“大局之好转是有相当保证的”。这里都认同的处置，并对关于局势好转的分析表示赞同；尤其是后一封电报中的“因形势急迫”，显然中共中央对当时所处的形势有所知晓和认同。自此，中共的决策由审蒋罪行到保蒋安全、再由保蒋安全最终到释蒋抗日，有力地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