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是否逍遥

摘 要： 《逍遥游》中大鹏是否逍遥，历来聚讼纷纭，其实这是误读庄子产生的假问题。从《逍遥游》的论证思路看，庄子在文中并不关心大鹏逍遥与否，仅仅是用大鹏寓言来说明“小大之辨”，为“无己”“无功”“无名”这个惊世骇俗的论点出场做心理铺垫，大鹏寓言与逍遥之境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假问题的产生，在于人们把庄子无端崖的“卮言”当做传统的逻辑论证“庄语”来阅读了。研读《庄子》，应该对“卮言”这种诗性的论证方式予以充分重视，从语言修辞入手，方不至于胶柱鼓瑟、郢书燕说。

关键词： 《逍遥游》 “有所待” “无所待” “小大之辨” “卮言”

大鹏是否逍遥？这是解读《逍遥游》的一个难题。不管给出否定还是肯定的答案，都会遭遇来自文本的阻力。

大鹏不逍遥说的代表人物有晋人支道林，清人王夫之，等等，他们认为，大鹏需要凭借厚风才能南飞，它的飞翔是“有所待”的，所以并不逍遥。今人多从此说。这种说法与庄子对大鹏先“培风”①然后南飞的刻意描写似乎有某种一致性。其面临的困难是，假如大鹏不逍遥，那么《逍遥游》中庄子对大鹏的赞赏之情，以及对蜩与学鸠“之二虫又何知”的鄙夷态度将变得无法理喻。大鹏逍遥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晋人向秀、郭象，以及明人的释德清、罗勉道②等，此种说法与庄子在描述大鹏形象中流露出来的情感倾向相契，仍然难以解释大鹏南飞前的“培风”等这种“有所待”行为。

假如这篇文章思想是统一的，而文字上又没有错简出入的话③，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大鹏的寓言向我们展示什么秘密呢？

一、“无所待”“有所待”并不重要

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解庄子逍遥内涵的时候，常常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逍遥游》中“彼且恶乎待哉”这句话上，认为这才是破解逍遥奥秘的钥匙，正如王先谦在《庄子集解》中说的：“无所待而游于无穷，方是《逍遥游》一篇纲要。”不少人甚至把“待”概括为庄子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他们认为，只有完全的“无所待”，才能做到“无己”“无功”“无名”，才能进入逍遥之境④。也即是说，“无所待”是实现逍遥的必要条件。但这种判断是很难成立的。

我们不妨回到“有所待”“无所待”二词的原始语境，以确认它们的意义及在文中的地位：

……此小大之辨也。

故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有所待”“无所待”所在的自然段紧跟“此小大之辨也”一句，是对“小大之辨”的补充说明。文中先说“知效一官行比一乡而征一国”的人，他们就像蜩、学鸠、斥一样，自以为很了不起，其实不过是小智而已，不能免于名利之途；接下来说“辨乎荣辱之境”的宋容子笑他们，然而宋容子依然是小智，“犹有未树”；接下来说列子可以御风而行，超过了“未树”的宋荣子，但“犹有所待”；接下来是“彼且恶乎待哉”的“游无穷者”。这是由一个递进句式组成的句群，从一般的称职的官员到宋容子、列子、游无穷者，都是小大之辨论证的延伸。“恶乎待”（无所待）一词的出现是针对列子“御风而行”的“有所待”缺陷而提出的，目的在于证明列子依然是小智，正如文中写列子“御风”是为了凸显宋容子的“未树”，写宋容子“辨乎荣辱”为了揭示“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之人的狂妄无知一样。换言之，“无所待”是由列子的“御风”这个“有所待”的具体事例所引起的词语，仅仅用以证明列子的“小”，并非一个界定逍遥境界的抽象概念。它与后面的“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内涵没有直接的逻辑关联。

事实上，不仅《逍遥游》中无法确认“无所待”与逍遥之道的逻辑关系，在《庄子》其他篇章中也找不到类似的证明。相反，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虽“有所待”但又符合逍遥之道的例子，如《应帝王》中“无名人”对自己行为的叙述：

……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

无名人不以天下役其心，无疑是得逍遥之道者。乘鸟而飞，犹如列子的御风而行，是“有所待”的；而“以出六极之外，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之野”，则让人想起《逍遥游》中“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的逍遥境界描述。可见在庄子心中，有所待与逍遥是可以共存的，逍遥并不以无所待为前提。不仅如此，具体到“有所待”这个词语，也能在《庄子》中找到一些反证，如《齐物论》：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在这个寓言里，景（影子）的行为是庄子之道的体现，自然不可能不逍遥。如何理解景回答里的“有所待”就显得很重要了。在对《逍遥游》“有所待”误解的基础上，郭象把景的“有待”理解为“无待”，辩解说：“若责其所待，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而至于无待。”有些强词夺理。其实罔两关心的并不是景“有所待”“无所待”的问题，而是借此问题批评其缺乏固定的立场（“无特操”），亦即批评《齐物论》里反复论及的“道”的相对主义表现。景的回答则是通过对原因追寻的无止境来否定罔两的问题本身，进而证明不应该执著于有特操。“有所待”一词在这里并不重要，也只是与一个具体的寓言相连的词语，因为景的变化取决于投影的物体（其所待），所以回答为什么没有固定的形状时景首先就会想到自己是依凭别的物体的（有所待），此依凭行为与庄子之道并不矛盾。也就是说，“有所待”一词在此出现非但没有证明“无所待”与“道”的关联，反而显示了“有所待”“无所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顺其自然、因势而动，正如唐成玄英《疏》所言：“待与不待，然与不然，天机自张，莫知其宰。”

二、“小大之辨”的意图

《逍遥游》明确告诉我们，讲述大鹏寓言为了说明“小大之辨”的道理。《逍遥游》两次重复大鹏寓言，每次讲述之后都有一段申述“小大之辨”的文字。在第一个大鹏寓言后面，庄子写道：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小大之辨，其核心是“小知（智）不及大知（智）”。《逍遥游》在大鹏与学鸠、蜩两种动物的空间活动范围的对比描述之后，又以“小年”“小年”的时间长短进行对比，以加强读者对于抽象的小智、大智差别的理解。在庄子看来，世俗庸人只有狭隘的小智，无法理解大智的逍遥之境。这个观点在《秋水》⑤篇里有更精辟的概括：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

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对《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的注解。第一句，井蛙不能理解大海的辽阔，类似于《逍遥游》中蜩与学鸠不理解大鹏，是借空间大小来比喻论证；第二句，夏虫不可理解冰的存在，类似于《逍遥游》里的朝菌、蟪蛄、冥灵、大椿、彭祖的寓言，是从时间的差别来比喻论证；第三句，曲士⑥不可理解“道”是结论，也即是《逍遥游》的“小知不及大知”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交代了普通人（曲士）不理解“道”的原因：“束于教也”。“束于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文明对人性的异化。在庄子看来，传统文明形成了一些价值观，表现各异，但本质却是一致的。小人殉利，士殉名，大夫殉家，圣人殉天下，都是“伤性残生”的（《骈拇》），只会阻碍人们以身行道，“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途乎！”（《大宗师》）另一方面，文明作为一种文化背景，决定了该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钳制人们的思想，最终使人忘古人之全，失古人之备，成为一曲之士（《天下》），让人心变成了“有篷之心”（《逍遥游》），终不能理解逍遥之境。如《齐物论》对百家之辩的批判，《知北游》对东郭子问道“不及质”的嘲笑，《应帝王》对开凿七窍混沌的无奈，《逍遥游》对众人与彭祖比寿“不亦悲乎”的感叹，等等，都是世人“束于教”的例证。所以庄子极力呼吁人们回到绝圣弃智的远古时代去体悟他的道。当然，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庄子唯一可做的，就是打击这些世俗“曲士”们的精神自信，“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智）亦有之。”（《逍遥游》）“且夫知（智）不知是非之境，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商驰河也，必不胜任矣。”（《秋水》）

庄子已经预料到，他所倾心的无己、无功、无名之逍遥境界必将为“束于教”的“曲士”们所不解，将为他们所怀疑、否定乃至攻击。在《逍遥游》里，他首先借肩吾批评接舆的言论“大而无当，往而不反，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暗示他的逍遥之道在现实中可能面临的类似的处境，然后又借惠施说大瓠“非不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再次表达这一观点，最后甚至通过惠施之口直言：“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言之不足而又重言之，可见如何让大众相信无功利的逍遥之道是庄子最揪心的一个问题。有感于此，庄子在提出“三无”的核心论点之前，通过大鹏寓言预先向众人说明：我即将提出的观点你们可能不理解，但不能因此就怀疑它，因为你们所受的教育可能会限制你们理解这样大智大慧的境界。于是《逍遥游》前半篇就有了那么多描述大鹏蜩鸠的文字。可以说，庄子用如此多的篇幅论证小大之辨，是为了给“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做一个心理的铺垫。描写越生动，对比越强烈，营造的效果也就越好。

过去人们分析《逍遥游》的结构，常把“彼且恶乎待哉？”与“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合为一个自然段，以为两者之间有直接的逻辑关联。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故曰”云云，不是承接“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一句，而是以前面所有论述为前提的一个观点宣告，应该独立成一个段落。

据此，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从文章开始到“彼且恶乎待哉”为第一部分，论述小大之辨，为后面提出论点做宣传造势，而不是论证无己、无功、无名。第二部分为“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句，它不是得出结论，而是提出论点。此后尧让许由、肩吾问连叔、惠子谓庄子等内容为第三部分，是对“圣人无名”“神人无功”“至人无己”论点进行的诠释和说明，并以形象的方式呈现了梦幻的逍遥之境。现在教材选文通常把第一二部分合并一起，这是不恰当的，从论证方式来看，二三部分的逻辑关联要比一二部分的密切。

三、“卮言”的论证方式

如前所述，庄子花费大量文字讨论小大之辨，仅仅是为“三无”（无己、无功、无名）论点的提出做心理铺垫，而不是直接论证“三无”论点。这不符合一般论证的规则。以庄子的才华，怎么可能写得如此不严谨呢？

其实，庄子正是刻意追求的效果：通过非常规的言说方式来克服“言不尽意”的常规语言局限性。庄子是“言不尽意”论的信奉者，他对语言的表意功能并不信任，“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庄子的逍遥之道深赜玄虚，正是“意之所随者”，难以言传。《秋水》里有一段详细的论述：

河伯曰：“世之议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大之殷也；故异便。此势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写的正是“意之所随者”，是逍遥之道的一种表现。河伯“是信情乎”的质问则代表着世人对“道”存在与否的怀疑。庄子借北海若的话作了明确的答复，“道”是“势之有”的，只不过它属于“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⑦世人不明其理，摇唇鼓舌，雄辩不休，自以为得“道”，实徒增惑乱而已。故庄子主张齐百家之辨（《齐物论》）、“钳杨朱之口”（《箧》），对执著于言意之表的好辩者予以辛辣的嘲讽⑧。

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是语言不能完整传达出“道”的意蕴，另一方面除了语言之外又没有更好的替代工具，不得不用语言。为此庄子在《天下》里提出他的天才应对方案：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庄语”就是常规的语言结构，它生成于“沉浊”的世俗功利世界，并在其定型后规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强化了他们“束于教”的后果。显然，要解放“沉浊”的芸芸大众，让他们瞥见道的光芒，首先还得从语言上扭转过来。为此，庄子大量地使用寓言、重言、卮言等非常规的言说方式来替代“庄语”，“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旨在突破“庄语”的结构局限性，引导人们超越凡俗的思考和体验，释放语言的潜能，于是形成了“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的文章风格。

寓言是寄托寓意的言论，重言是借重先哲时贤的言论⑨。这两种手法在古已有之，在传统的“庄语”系统中也有它们的位置⑩，此处它们之所以能够列为庄子的言辞特色并与“庄语”形成对立，就在于卮言对它们的驾驭与组合，正如清人王夫之所言：“寓言重言与非寓非重者，一也，皆卮言也，皆天倪也。”{11}因此，卮言才是庄子突破“庄语”局限的武器，是决定庄子文风的根本因素。对于卮言的具体含义，历来有各种说法，均缺乏足够的证据。总体而言，大家都承认《庄子・天下》对卮言不拘一格、变化多端的文体特征的概括{12}。清人刘熙载说：“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有分数。”（《艺概・文概》）不仅看到了卮言“看似胡说乱说”的外在表现，而且触及了卮言“骨里却有分数”的说理功能。作为一套与“庄语”对立的语言系统，卮言在《庄子》的哲学论证中，抛开了传统的逻辑论证方式，借助寓言、重言等语言修辞的奇妙组合，激发人们的想象和联想，使人从有限的文字中以获得无限的言外之意，以期解决言不尽意的问题。

就《逍遥游》而言，如果说“谐之言曰”“汤问棘是也”是重言，大鹏南飞是寓言，那么大鹏寓言与后面“三无”论点似断实连的结构，就是卮言论证方式的一种表现{13}。《逍遥游》大鹏寓言如此难解又如此迷人的原因也许就在此：它是庄子运用卮言的典型范例，充分体现了庄子卮言文风自由、随意、散漫而又灵动如诗的特点，与庄子逍遥之道契合无间。近人闻一多以诗人的身份研读庄子后感慨地写道：“读《庄子》，本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学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形与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14}闻一多还指出，庄子的文辞“外形同本质都是诗”{15}。庄子正是通过卮言那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论证方式，在“庄语”的空白处隐隐点染出深幽玄虚逍遥之境，赢得了“化腐朽为神奇”之美称。

然而，卮言替代“庄语”仍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作为一种类似于诗的表达方式，卮言注定无法彻底地解决言不尽意的问题。更何况卮言在形式上是如此之奇幻瑰丽，容易喧宾夺主，迷误读者。为了避免人们在阅读其文章时过于执着于卮言的表面意象而忘其真意，庄子又提出“得意忘言”的阅读方式：“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以此读《逍遥游》，则大鹏不过是逍遥之筌、蹄，得逍遥而忘鹏可也。纠缠于大鹏的逍遥与否不放，“规规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秋水》）

综上所述，《逍遥游》中大鹏逍遥与否是一个假问题，它那“二律背反”的困境产生于人们对《逍遥游》论证方式的误读。庄子的哲学论证方式与传统“庄语”的逻辑论证不同，是一种接近诗的卮言论证。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在研读中淡化逻辑推理的思维，关注语言修辞的变化，追寻卮言背后的意义，才能更好地把握《逍遥游》的篇章结构与文体特色。

注释：

①培风，清人王念孙释为“冯（凭）风”（《读书杂志》），今人多从此说。刘坤生先生据《说文》释为“培育风，这正是道生万物功能的体现”（《庄子九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1），说法颇有启发性。但结合文中置舟水上的比喻，以及蜩与学鸠的嘲笑来看，王念孙的说法更合情理。

②向、郭与释、罗在大鹏的看法一致，但对蜩与学鸠是否逍遥尚有分歧。

③冯友兰曾怀疑《逍遥游》有错简掺入，但迄今没有任何可以证据证明这一点。

④如关锋.庄子哲学批判.胡道静编.十家论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89.宋场.庄子所谓“待”.西北大学学报，1991，2.

⑤《秋水》出自《庄子》外篇，未必是庄子本人所写，但也是庄子后学对《逍遥游》小大之辨的继承与发挥。本文所引外、杂篇的内容做旁证，正是居于这样的思考。

⑥此“曲士”一词，让人联想起《天下篇》的“道术为天下裂”后的“一曲之士”。

⑦这里的“意”，当指一般的世俗意念和想法，即“束于教”的观念。

⑧见《知北游》“道在屎溺”说。

⑨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728.

⑩《庄子》之外，先秦著作如《孟子》《韩非子》等书也多用寓言、重言来说理。

{11}王夫之.庄子解.中华书局：248.卮言与寓言、重言的关系，可参看崔宜明.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4.李儒义.论“卮言”――道体伦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哲学研究，1997，（4）；张梅.重估庄子的语言艺术――卮言.东方论坛，2003，（2）等相关论述.

{12}《庄子・天下》“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见之也”的说法，实际上是对卮言表象特征的描述。郭象《注》：“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成玄英《疏》：“卮，酒器也。……夫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无心之言，即卮言也。”《释文》引司马彪注：“谓支离无首尾言也。”今人有将卮言理解为合道之言或超越是非之言，看似别出心裁，其实是以用内容倾向来界定形式特征，回避了问题本身。

{13}卮言的论证方式是丰富多样的，大鹏寓言作为心理铺垫而出现只是其中的一种，在《逍遥游》的后半部分，以及《庄子》的其他篇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别的方式，如比喻、象征、反讽等，它们可区别于常规的逻辑推理。

{14}闻一多.庄子.闻一多学术文钞・周易与庄子研究.巴蜀书社，2003：82.

{15}闻一多学术文钞・周易与庄子研究：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