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职业病防治法》之患者利益最大化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职业病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目前我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正在向全社会征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有关职业病诊断鉴定的相关建议，德国是职业病保障方面成果比较显著的国家之一，德国藉以其正当合理的职业病诊断认定程序实现患者利益最大化的核心价值诉求，始终坚持公平、正义的保障职业病患者利益最大化。因此本文通过对德国职业病诊断认定程序分析，引发完善我国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的思考，藉以实现《职业病防治法》患者利益最大化的核心价值诉求。

关键词：患者利益最大化；职业病诊断；职业病鉴定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occupational diseas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public. Nowadays, our State Council is calling on the public for advise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Law, Germany is one of the country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security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Germany always insists on the benefits of suffers maximizing with it’s reasonable procedures of diagnosis and identification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Therefore, we can learn from Germany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about the diagnosis and identification of occupational in China, and realize the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Law’s tenet, maximiz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sufferers.

Key words:maximiz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sufferers;diagnosi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identification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中图分类号】R135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4-7526(2012)04-0001-02

1 问题的提出

1.1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之正当性——患者利益最大化:法律的正当性是构成法制的核心要素，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前提条件，同时法律的正当性意味着某种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正当的法律是正当性引导下价值博弈、权衡与选择的结果。正当的法律不仅在于为人们提供一套行为规范，更在于为人们创设和维护一种环境，以促使人民对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的诉求。从理论上说，一部法律是因其具有正当性而得到承认。一部法律如不具有正当性，就会衍生为立法虚置。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之正当性在于公平正义的保障职业病患者利益最大化。这意味着我国《职业病防治法》的立法方向, 针对性和最终目标应导向保障职业病患者的权益，实现患者利益最大化。关于《职业病防治法》的一切立法活动和某一项具体法规, 都应围绕患者利益最大化来进行。若偏离患者利益最大化这一原则, 即使立法手段, 技术高明, 也有悖于法律的正当性，从而成为一部恶法。

1.2 实现职业病患者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正当的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职业病防治法》是一部以患者利益最大化为核心价值诉求的法律，而职业病患者利益最大化的实现需要藉以正当的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正当程序是人们藉以实现其利益与愿望，通往社会正义的保障。正当程序是以程序正义为核心价值诉求的一套理念、制度和规则的总称，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最高形态的道德律，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程序问题虽然是个形式问题，但它却直接体现和影响内容，是内容得以顺利实现的保障。

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应当以患者利益最大化为核心价值诉求，以程序正义为原则，实现职业病患者权益的保障。正当的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应当为职业病患者的诊疗和赔偿扫清障碍，最大限度的保障患者利益最大化。若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存在缺失，职业病患者利益必然无法充分保障，从而影响《职业病防治法》的正当性。

1.3 我国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存在的缺失:我国于2002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简称《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这标志着我国职业病制度的初步建立，从张海超艰难维权案和赴深圳农民工“尘肺门”等事件可以看出，现行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很好的贯彻患者利益最大化，存在不容忽视的缺失，本应保障患者利益最大化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实现其正当性。

1.3.1 职业病诊断申请主体范围相对狭窄，有失公正，有悖患者利益最大化。我国《管理办法》第10条，《职业病防治法》第40条规定申请主体仅包括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申请主体范围相对狭窄，有失公正，有悖于患者利益最大化。实践中，用人单位基于企利益最大化的期望会产生尽可能规避职业病诊断的内在冲动，而劳动者限于自身因素无法独立提出职业病诊断申请。法定的申请主体因各种缘由，无法积极有效的行使职业病诊断申请权，造成权力空置，无法保障患者利益最大化。

1.3.2 职业病诊断中举证责任分配不公，有悖患者利益最大化。处于劣势的患者承担举证责任，有失公允，患者利益最大化无从保障。《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职业病诊断时需提交的材料，其中有三项材料主要由用人单位掌握，患者必须通过用人单位获得。实践中，用人单位基于逃避责任的内在期望，通常不会主动或者配合患者举证，造成患者举证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