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莉姑妈的帽子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对三件事有十足的把握：我的家人爱我，太阳明天还会升起，以及我有一副好嗓子。我对最后一点更是信心十足，因为当我扯着嗓子与全家人一起高歌时，没有谁能拦得住我。所以当我的二年级老师宣布圣诞节露天歌咏表演计划的时候，我非常高兴。

她说她会根据歌唱能力挑选歌手。我们26个学生全部踊跃举手。“认为自己有信心独唱的人到钢琴右边站成一排。”老师说，“如果你感觉自己更适合参加合唱的话，就站到左边来。”

我第一个站到了右边。老师给我一张乐单，我选了一首家里人最爱唱的《当爱尔兰的眼睛微笑时》。我用一个七岁孩子所能有的全部热情歌唱着。“谢谢你，杰奎琳。”老师打断说，“请下一个。”在一些孩子的窃笑声中，我回到了座位上。我还只唱了几句哪!我做错了什么吗?独唱角色一个一个地选定了，剩下的人被编到了合唱队列里试唱。老师挨个儿地听每个学生唱歌，然后把我们编成单一声部的小组。

我被单独留了下来。老师让我到她的桌子前面去，她和蔼地看着我，说：“杰奎琳，你听说过音盲吗?”我摇摇头。“那意思是说，你以为你在唱歌，可实际上和本来的音乐完全是两码事。”老师拍拍我的手，“那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亲爱的。你还是可以参加露天表演。你可以张嘴唱出歌词，但一定不能发出声音。你明白我说的了吗?”我明白，完全明白。

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放学后我没有回家，我乘车径直去了多莉姑妈的家，她什么问题都能解答。在一段日子里，她在许多人的婚礼上表演过独唱，她曾外出旅行，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挥过手，吻过克拉克•盖博的脸颊，她还计划游遍世界上每一个国家。

多莉姑妈给我吃饼干和牛奶。“我该怎么办呢?”我抽泣着说，“如果我不唱歌，上帝会认为我不爱他的。”多莉姑妈把她的饼干放在我的牛奶里浸了浸。她一边用手指在厨房的桌子上轻轻地敲打，一边皱着眉头思考。最后她的眉头舒展开来。“有了!”她说，“我要给你我的帽子!”她的帽子?一顶帽子能帮音盲什么忙吗?多莉姑妈棕色的眼睛正视着我的脸庞，她的话掷地有声：“杰奎琳，我得透露一点关于天使的秘密，但首先你得发誓不告诉任何一个人。”“我发誓。”我压低声音说。多莉姑妈把我的手握在她的手心里。“当我在罗马，在圣彼得大教堂祈祷的时候，”她说，“我无意中听到另一排座位上传来的谈话。好像是一些音盲的人在担心上帝不能理解他们无声的歌唱。但有人告诉他们，只用一片小小的铝箔片就可以让上帝理解他们的歌唱。”“我不明白。”“你用唇语唱出歌词，”她说，“你无声的言语就会从箔片上反射出去。天使会捕捉到那些话语，把它们放进特殊的袋中，带去给上帝。”

听上去十分的美妙，多莉姑妈的脸上也焕发着兴奋的神采。“这样，”她说，“上帝就会听到你美妙的声音，听到你与你的同学一起对他的歌颂。”

“那我把箔片藏在哪里呢?”“我的帽子里!”多莉姑妈说，“我会把它藏在我的帽子里。我就坐在前排。至于老师和你的父母嘛，一个字也别对他们说。”

我的全家都出席了那次露天歌咏会。我的表现用多莉姑妈的话来说堪称是“奥斯卡颁奖表演”。我的眼睛牢牢地盯着她的帽子，我静静地吟唱只为飨上帝的耳朵。

四年前，多莉姑妈以九十岁的高龄离开人世。当她的侄儿与侄女们聚集一堂缅怀她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喜欢看着她的天使帽。

然后我知道了，口吃的一位紧紧地盯着那顶帽子，通过了可怕的演讲；一个笨手笨脚的家伙始终把目光胶着在帽子上，从而在他高中毕业典礼行军行列里没有撞到任何人；甚至我们中最腼腆害羞的人也参加了学校的戏剧演出和才艺表演，因为多莉姑妈就戴着她的帽子坐在最前排。她总是在帮助我们坚定信念，使我们这些孩子能够做到那些我们本以为无能为力的事。甚至现在，时不时的，当我的世界天翻地覆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多莉姑妈和我童年的依然纯真的信仰：我的家人爱我；太阳明天还会升起；还有永远不会忘怀的一次圣诞歌咏会上，我的声音美妙无比。

我猜想当天使与我们同在时，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