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7 06:33:43
[摘要]岷县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中期中央王朝敕封藏族高僧的圣旨，圣旨保存完整，内容清楚。通过对圣旨文本内容与相关史料的比对研究，考证出受封者章巴宁卜为岷州班藏寺僧人，是为大善法王沙加再传弟子，同时就明代中央王朝敕封岷州高僧的重要意义作了阐释。
[关键词]临洮地区；藏传佛教
岷县博物馆藏一件明中期世宗皇帝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敕封藏族高僧章巴宁卜为国师的圣旨。圣旨除残存一些水渍和烟熏的痕迹外，保存比较完整，文字和印鉴都十分清楚。受封者章巴宁卜为明代岷州地区班藏寺1僧人，兹作考述如下。
一、敕封文本
该敕封为丝质，纵30.5厘米，横716.7厘米，由右、中、左三部分组成。右端为蓝绫，系卷首部分，正中竖向织有两条上下翻飞、相互追逐的盘龙，双龙之间有织锦篆字“奉天诰命”四字，图案与文字均略有外凸感。圣旨中间依次为杏黄绫、黄绫、白绫、灰绫、蓝绫，圣旨正文部分底纹为白丝线织的祥云瑞鹤衬托纹，上墨书汉文封文二十三列，汉文封文为：“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佛氏以济众之心开慈悲之教，阴翊皇度，启导群迷，世有能宣扬其道者，国家必褒崇之。尔章巴宁卜乃灌顶净觉佑善大国师扎巴坚参之徒，夙承梵教，恪守衬幔化友善类，良足嘉尚。特命袭尔师国师之职，封号如故，尚其益务进修，丕阐宗范，用广慈仁之化以应宠命之荣。钦哉！嘉靖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
敕书颁行时间“嘉靖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为汉藏对照，其上钤有一方“诰命之宝”朱印。日期左上方为颁发诏书的文号和朱印。文号为“礼字@拾捌号”，其上钤“广运之宝”朱印。文号和朱印均只有一半，类似于现在的骑缝章。接着又在依次为杏黄绫、黄绫、白绫、灰绫、蓝绫、杏黄绫，底纹为白丝线织的祥云瑞鹤衬托纹，上墨书藏文封文三行系书写封文的主体部分。藏文封文应与汉文封文内容一致，系对汉文封文的对译。左端为黄绫无底纹，正中竖向用白丝线织有篆字“嘉靖二十四年月日诰”，文字均略有外凸感，系卷尾部分。敕封背面用宣纸裱背制作诏书的时间和工匠署名，共三行，均为墨书：“嘉靖三十年七月表背潘仪/织匠陈月/挽匠王甫。”
圣旨颁布的时间为嘉靖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而敕书左端正中竖向用白丝线织有篆字“嘉靖二十四年月日诰”，颁敕和制敕前后时间不一只有一种解释，说明工匠们在嘉靖二十三年六月已经将嘉靖二十四年用的敕书底本做好，也许是嘉靖二十三年的敕书底本已用完，于是在嘉靖二十三年六月将提前做好的嘉靖二十四年要用的敕书底本拿来书写封文予以颁布。
二、章巴宁卜及其师承关系
岷县博物馆庋藏的这件嘉靖二十三年（1544）敕封藏族高僧的圣旨，明确反映出受封者章巴宁卜为灌顶净觉佑善大国师扎巴坚参之徒。遍查《明实录》，受封此“净觉佑善”名号的仅有甘肃岷州地区沙加一人。根据《明实录・英宗实录》第126卷正统十年（1445年）二月乙巳条记载：“加封国师沙加为灌顶净觉佑善大国师……俱赐诰命”按《安多政教史》所载，受此封号者沙加为甘肃岷州洮河藏区人氏。沙加生年不详，约生活在明朝永乐至弘治年间，全名为释迦巴藏卜。根据《安多政教史》转载《噶登教法史》中的记载：“哲伍仓曲结与斗仓曲结两人修建了岷州的曲德寺和曲宗寺。”2并认为其中哲伍仓曲结据说就是圣・宗喀巴大师的弟子释迦巴藏卜。3《西天佛子源流录》中的《宣德尊崇教法荣显品第六》关于大崇教寺重修记载道：“佛子（班丹扎释――笔者）亦俾大国师沙迦室哩，……待中外官，督工修理，总率僧徒之事”，可以参互印证。《安多政教史》同时对沙加记载道：“彼师幼小时，被大明永乐皇帝收养为义子，送于哈立麻得银协巴，在卫地侍奉许多有教有证的学者精研三藏教理，四续奥义，又闭关坐禅，产生了证悟。由圣喇嘛为亲教师，杜哇增巴为羯磨师，贾曹・达玛仁钦为屏教师授近圆戒，请求了深奥详尽的许多教授。”沙加后来活跃于岷州各大寺院，做过班藏寺的僧人，曾任过岷州大崇教寺的堪布，后来一直驻锡京城大隆善寺，并曾给皇上、皇后、太子等授许多灌顶和诀要，先敕封为灌顶大国师等，后尊为大善法王。王树民先生于1935年5月至6月陪同顾颉刚先生考察岷县等地，他的《陇游日记》中记载当时的班藏寺还供奉着十尊明廷赐予的大型金铜造像，其中就有一尊铭文为“大善法王沙加上师像正德八年七月初一日”，即此可见沙加与班藏寺深厚的关系，可惜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失殆尽。
关于扎巴坚赞，《明实录藏族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正德七年三月庚午（1512年四月十一日），命西岷州大崇教寺番僧札巴坚参灌顶净觉佑善大国师。”其所任国师封号和沙加所用封号完全一致，由此断定《明实录》中札巴坚参即该圣旨中扎巴坚参，其为沙加之徒，而章巴宁卜又为扎巴坚参之徒，师承关系明确，与这件敕书内容高度一致，说明《安多政教史》的记载是可信的。沙加、扎巴坚参、章巴宁卜师徒三人又都是岷州班藏寺的僧人，与明代僧官官职经地方政府或更高级别僧职人员提请，通过朝廷的审查与监督由朝廷封授便可传承袭替的僧官制度相符。
三、班丹嘉措与班藏寺
班丹嘉措、班丹扎释以及前面叙及的沙加同为“洮岷三杰”，同出生于洮岷地区藏族望族。班丹扎释、沙加、扎巴坚参、章巴宁卜等洮岷地区高僧以及藏族子弟取得明廷的信任、获得特别殊荣和优越待遇，与班丹嘉措的开拓与卓越贡献是分不开的。
班丹嘉措自幼聪慧异常，“四岁便能读诵，至八岁时参堪卜班丹纠绰出家，……二十五岁，西域游方，往乌斯国，参礼剌麻锁南坚粲大善知识，讲学时轮诸大本续、经、论、量法，及诸经续疏抄科仪，精修禅观，就于番土，名闻遍周。善能通晓西天四国语言，尤善撰作文字、偈颂，利益有情，转大。”4因班丹嘉措精深卓绝的佛学造诣，永乐乙酉年被推荐于朝，受到永乐皇帝的觐见。居留京师时，班丹嘉措进行了大量的活动，把岷州藏族子弟送到京师培训，推荐班丹扎释作为明廷派赴哈立麻处翻译，沙加被永乐皇帝纳为义子，他们成为推行中央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沟通明廷与藏区的中坚力量。
晚年，班丹嘉措在洮河之阳、他的家乡名为歇巴凑的地方修建了曲宗班乔寺，也即法藏寺。这与沙加修建法藏寺并不矛盾，应是沙加后来对法藏寺进行了拓展和完善。明代中期以后，受蒙古入据青海进而侵扰洮岷地区等因素影响，中央与乌斯藏沟通改道四川，洮岷一代寺院体系渐趋衰落。如今法藏寺遗址尚在，位于岷县西江镇浦洞村中，现只残存依山势用黄土夯筑的高大城墙以及城外的壕沟，似乎在诉说着往日的辉煌。
四、敕封岷州藏传佛教上层的重要意义
有明一代，从明太祖开始，就注重藏传佛教在稳定边疆方面的政治功能，在藏、青、甘、川等藏区大力封授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和人士，扶持藏传佛教，确立了中央和藏区地方的领属关系，实现对藏区的统治和管理。岷州属喇嘛教安多藏区，是阻隔北元和卫藏联系的重要屏障之一。岷州因其作为交通要塞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连接明廷和卫藏的重要纽带。加之明初在河州设置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明廷派往乌斯藏的使者和乌斯藏政权派员入贡时多取道此地，岷州肩负着政令西传、藏情上达的特殊使命，关系到卫藏与明廷之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交流。5明廷一方面通过封官赐位的办法，招抚了许多部落，如岷州的18个族、洮州的18个族等。另一方面设立僧纲司、营建寺院，使岷、洮、河等处的藏族僧侣积极靠拢明廷。在此情况下，寺院数量、僧人数量都空前膨胀。在这一时期，以大崇教寺、班藏寺寺院体系为代表的岷州藏传佛教寺院极度兴盛，因此岷州被称为“第二个卫地”。沙加和其徒扎巴圆渭霸俅弟子章巴宁卜受封“灌顶净觉佑善大国师”就在这一历史时期。
根据《明英宗实录》的记载，藏族僧官等级分别定为法王、教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明确规定法王是藏区最高级别僧侣，这种顶级僧官官职分别被敕封给当时地方的三个较为强大的教派――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的代表，他们享有极高的宗教权威。但是，法王并没有任命下级僧官的权力，因为各级僧官的封赏和罢黜都必须由明王朝中央政府决定，并予以受封凭证――诰、印。因而法王、教王只是奉明王朝中央政府的敕命行使地方职权，“忠修职贡”、“管束人民”而已，他们的更迭，同样需要御批。只有得到中央政府敕封的法王、教王才是合法的法王、教王，否则就不会得到朝廷和藏族各地僧俗的认可。藏族僧官的升迁、罢黜，均由朝廷掌管，册封时授以诰敕、印信等，印信的赐予和收回象征着权利的予夺。各级僧官官职一经封授，便可传承袭替，但是必须要向中央政府申请，通过朝廷的审查与监督方可并颁敕方可承袭。
以史鉴物，以物证史，这道明封灌顶净觉佑善大国师章巴宁卜诰封其价值不仅在于它印证了文献的记载，是明代重建多封、贡市羁縻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和明代僧官制度的实物见证，也是明代岷州地区藏传佛教兴盛和民族团结、各民族和睦相处的象征。
1该寺在《安多政教史》中称曲宗贝乔寺、曲宗班乔寺，或径称曲宗寺，《岷州志》称法藏寺，乃岷州后法王班丹扎释的经师班丹嘉措创建。
2曲宗寺前已叙及，曲德寺即岷州最大寺院隆主德庆林、明宣宗敕赐寺额“大崇教寺”，汉名东寺。这两座寺院是岷州最大的寺院，有支寺60多座。
3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1989年版，第646页。
4张润平、苏杭、罗荩骸段魈旆鹱釉戳髀肌―文献与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163页。
5从以岷州三杰班丹嘉措、班丹扎释、沙加为代表的岷州高僧多次往返京城与卫藏之间沟通中央王朝和藏族关系，以及大智法王班丹扎释恳请太宗文皇帝免予讨伐乌斯藏，大善法王沙加恳请宣宗皇帝免予讨伐相互构兵的萨迦与帕主可以看出岷州高僧做出的突出贡献，相关内容参见《西天佛子源流录》和《安多政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