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国际学术交流大会”会议综述

摘要：会议对中国作为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大国，尤其受到更多关注，特别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模式及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改革，更加引起学者们的兴趣。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实施了政府主导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这成为权力资本化的制度环境。为了遏制权力资本化的蔓延，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加强法制建设、经济市场化及社会法治化等。

关键词：世界政治经济学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新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新秩序；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80；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6-0157-05

2013年5月20日至30日，世界政治经济学会2013年国际学术交流大会在巴西召开。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大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100余篇。会议期间，大会为两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颁发了“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成为此奖项的获得者之一。同时，大会还为全球十名对世界经济理论及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世界著名经济学者颁发了“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此次国际学者交流大会围绕“不平等与世界资本主义：分析、对策及行动”的主题，从多个方面对世界性的经济理论及实践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不少观点很有启发意义。

一、关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问题

面对21世纪世界各国出现的经济社会的复杂现象，不少与会专家表示应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并在解决经济社会各种问题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德国学者Eike Kopf认为，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曾经一度风靡世界，如今《资本论》又重新回到了普罗大众的视野。自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再也没人能合理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必要生产关系的运作过程，也没人能提出引导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基本理论。而中国运用21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类型和基本要素正在形成“21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巴西学者Carlos Eduardo Martins认为，21世纪第二个10年，世界经济进入了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成熟期，拉丁美洲的事实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已经打开了持久性及机会之窗，这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鲜活材料。阿根廷学者Jesus Munoz教授通过对比正统的、非正统的（明斯基）及马克思在金融危机上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金融理论对当今世界形成的金融不稳定性乃至金融危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可以按照这个理论来“产生一个新的体系——建立在公平分配之上——来消除泡沫、投机甚至是循环经济和社会非预期影响。”巴西学者Marcelo Milan和Mathias Seibel Luce通过近些年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保障的改革以及通过延长整个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进行过度剥削的事实，认为这对工人生活方式造成了严重侵犯。应当按照马克思主义依赖理论中详述的劳动力过度剥削范畴的思想加以揭露，同时赋予马克思这个理论的新的解读。中国学者韩喜平教授对剩余价值的归属与性质进行了再探索，认为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现实的资本家也参与管理、监督劳动，有的劳动也创造价值，使其收入多元化。但在对抗性生产关系中，非生产劳动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对劳动阶级的剩余劳动无偿占有的剥削现象没有改变。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应充实的内容。墨西哥学者Richard Corell和Ernst Herzog将2008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与马克思地租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认为地租对次贷危机的发生会起到引发及加深作用。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如越南学者Hyungkee Kim认为，随着21世纪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相对马克思时代有很多不同，使马克思经济学出现了局限性，应该通过“创新议程”来进行发展。他提出了一个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议程及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方法论的研究计划。他认为马克思是永恒的，但也需要有超越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这样的愿景。为了达到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内容的目的，需要使用与自身方法论不同的其他方法论，还应通过突破性创新实现其研究范式的显著转变。

一些学者从新的角度阐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内容。中国学者舒展，从发展着的新政治经济学视角阐述了幸福观及发展观，认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各流派的观点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无论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想如何，离开人类幸福的分析及考量有多远，但比较起来侧重数理分析工具，单纯以财富的增长衡量社会进步的传统经济学观念，更接近人类追求关于幸福的梦想。这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均有重要影响。而中国学者吴茜则通过回顾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剖析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历史地位，认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有四个最为显著的本质特征。其一，生产与资本高度集中，形成了以巨型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寡头垄断市场；其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及虚拟经济主导世界经济，实现了攫取全球垄断利润的剥削方式创新；其三，出现了欧共体、八国首脑会议等超级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其四，形成了美国“一超独霸”的“新帝国主义”，表明当代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中国学者邰丽华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趋势，认真思考了“去经济学化”的现象，认为这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根源。这种“去经济学化”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轨迹，破坏了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和创新。而重拾政治经济学，恢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经济学传统，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方向。而巴西学者Rubens R. Sawaya认为，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价值、价格、通货膨胀等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新表现，通货膨胀是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冲突物化的结果，价格的决定过程是剩余价值发挥作用的一部分。葡萄牙学者Mario A. Solano则从主体性社会意识的产生角度重新审视了劳动价值论。他认为2012年欧洲及美国都发生了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社会运动，这些都是当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揭示的社会矛盾的重现。这些运动尽管不能撼动剥削和压迫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类的“主体意识”，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意识，这将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新内容。

二、关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经济发展问题

不少国家的专家学者对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投入了许多关注。秘鲁学者Alfredo Sumi Arapa 对全球化进程中秘鲁的国家主义经济的活力进行了分析，认为现在应重新定义反垄断斗争的议程，从而激发秘鲁国家经济的活力。墨西哥学者Caio Graco Valle Coberio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对墨西哥及巴西农村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两个国家发生的若干历史事件，研究了其中的社会及权利阶层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马克思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才可以将暴力、频繁冲突、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主导、保守政策和法律等研究因素包含在内。不同的农业改革历程及墨西哥当地人和没有土地的巴西工人的运动都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产物，也是21世纪人类人道主义和进步议程中的关键点所在。巴西学者Cleidianne Novais Sousa和Paul Cooney则以巴西与阿根廷为例，分析了拉丁美洲地区的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三个关键要素：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特别是第四个要素劳动力弹性化，对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使这个地区的劳动力不安全感日益增加。墨西哥学者Juan Cervantes认为，国际社会建立的管理国际货币的机构，之所以提倡世界各国从事绿色发展方式，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自身发展，而“可持续发展”仅仅是为了实现新自由主义扩张政策所使用的工具。

在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方面，不少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好的看法。中国学者杜书云、刘晓英认为，诸多因素将造成劳动力市场低水平均衡，从而造成经济失衡。而巴西学者Andrea Dantas则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巴西改革及其卫生政策的影响因素，认为巴西应保持自身相对与周边国家的特殊性及改善工业化之后的经济稳定，才能使改革成果保持住及使卫生政策很好落实。澳大利亚学者Alan Freeman认为文化、劳动力及资源将对可供选择的增长路径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迄今为止被看做是任意奢侈享受的人类文化发展投资如今已成为逃离目前经济危机的必需品了。技术的进步已达到一定的时点，以至于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因素——那些能够产生持续的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因素——在物质生产中找不到了，但在服务生产中可以找到。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如何发展经济，也是众多学者关心的问题。巴西学者Niemeyer Almeida Filho认为，在马克思的依附理论中，拉丁美洲的依附经济里最根本和最具决定性的特征是对劳动力严重剥削占了支配地位。在拉丁美洲的经济中，资本家支出的这部分巨大需求将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由国家资源和国家行动提供。另一个巴西学者Vanessa Petrelli Correa则认为，在2004—2010年间的巴西经济中结构转变的发生和发展强度可以根据增长动态的分析来鉴别。土耳其学者Zafer Baris Giil及Mehmet Zanbak对20世纪后基于分类的社会核算矩阵框架下的土耳其财政调整分配经验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本及劳动间的收入分配是从李嘉图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基本盈余政策可以稳定公共部门，获得财务稳定及国家理性，但却使家庭陷入债务之中。根据这一分析，城市工人阶级和养老金领取者是在财政调整过程中受损最严重的阶层。日本学者大田广教授认为，日本民间经济社会的成熟是伴随着奇怪的日本政权之下的政治意识发展进行的，这种奇怪的经济与政治现象，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选举制度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匹配造成的。委内瑞拉学者Juan Kornblihtt认为，过去几年油价大幅上升意味着经济转换扩张的可能性，这种转换与委内瑞拉本国及国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相关。在此背景下，过去十年中由国家分配的租金实现了不断增加的废弃资本的再生产以及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活跃部分的争夺，表明作为扩大社会政策的结果对生活标准的提高，但并不改变其特性。巴西学者Alessandro Andre leme等人还具体地联系到巴西本国的著名的贝罗蒙特水坝工程的案例，认为该工程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利于巴西的民族经济，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狂野的资本主义”的“巴西模式”的复制。

一些学者对近些年新自由主义及全球金融危机对本国的影响也十分关注。例如日本学者Hiroshi Onishi及Atushi Tazoe除了运用置盐定理对当前日本经济进行了实证外，还认为新自由主义后的日本局势与欧洲、中国的情况类似，人们的根本斗争是为了反对新自由主义。而英国学者Ozgur Orhangazi利用美国经济危机的资料，认为新自由主义对结构性危机有重要意义。同时，他认为结构性危机并不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来解决，而需要体系的制度结构作出显著改变。而葡萄牙学者Maria de Fatima Silva do Carmo Previdelli通过对葡萄牙加入欧盟20年后的经济状况的分析，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加入欧盟被证明是葡萄牙当前面临不断上升的公共债务及生产领域糟糕表现的危机原因。印度学者V.K.Ramachandran等人，则从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角度分析了印度的农业收入问题，认为新自由主义对印度的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美国学者Vitor Schincariol及Paul Zarembka分别分析了21世纪美国将实行的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行为以及美国经济中的物化资本及其稳定性，而中国学者邰丽华也类似地利用新自由主义下美国当前的“财政悬崖”，反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稳中求进”的正确性。加拿大学者Salimah Valiani分析了加拿大对外贸易的历史以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拉丁美洲的投资状况，认为尽管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加拿大的话语权不大，但因为加拿大地理位置相当优越，因此加拿大的资本主义在金融危机这个关键节点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关于各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及中国的经济改革

中国作为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大国，使其受到更多关注，特别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模式及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改革，更加引起学者们的兴趣。法国学者Jean Claude Delaunay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模式只有一般要求。后资本主义的政体将建立并且在本世纪席卷全世界；伴随着全球化和解除金融监管的特征的资本主义不会很快灭亡，但会严重地衰退。美国控制及领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使其金融资本主义和其依赖的军事力量将进入生命尾声，这使得被称作社会主义或者自己命名为社会主义的后资本主义政权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建立。在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下，一大批试验性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案将出现。越南学者PHAM VAN DUC分析了越南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在越南改革前时期，越南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经常提及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概念。在那个时期，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成为了发展中国家敬仰及追求的理想模式。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越南的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了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主、客观原因，并得出了结论，这就是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解体，并非是社会主义科学理论的失败。当前越南的改革成功，使越南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建立越南的社会主义模式。巴西学者Hermann Dworcza从一个外国学者的角度解读了中国社会主义模式，认为中国需要对其模式进行重大变革。他谈到，尽管前些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但由于生态及经济社会原因，中国不应退回到老路上去。中国现有的出口及利用劳动力红利的发展模式，已经造成了许多社会冲突及社会灾难，收入差距严重。这些消极的发展完全来自于对市场机制的扩展使用和无限制地与国内外资本的合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可以用到市场机制，否则建造一个基于国际团结和民主计划的社会机会就会消失。中国学者白永秀、吴航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分析了经济增长的演化规律、类型划分及中国当前的应对之策。中国学者方福前认为，当前应当抓好三个转变，分配改革的重点由收入再分配转变到收入初次分配和财富再分配，当前的改革要特别关注和解决财富占有不公的问题。而中国学者高红贵则提出，鉴于目前的生态环境状况，为了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进一步发展，应当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康瑞华、宋萌荣等中国学者则从理论分析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经济模式转变的重要性，他们通过福斯特对资本主义财富观及进步观的批判，提出了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启示。他们认为，要对资本主义狭隘的财富观保持批判性思维，树立宽广的生态财富观；清醒认识物质财富增长的代价，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自然生态财富；重新思考人类进步的内涵，摈弃从数量方面判断社会进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生活本身，适度而不是更多才是正确的态度；树立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的进步观，对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聂志红这位中国学者通过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的剖析，结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的思想，努力探索中国模式建立的原因。中国学者毛晖、庞凤喜更是针对转型期中国的权力资本化的问题，认为中国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实施了政府主导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这成为权力资本化的制度环境。为了遏制权力资本化的蔓延，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加强法制建设及打造公民文化，实施政治民主、经济市场化及社会法治化。

一些国外学者在认识社会主义模式及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时另有视角。日本学者Makoto Itoh阐述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几种模型并根据哈维的建议提出了四种更为具体的模型实现形式。其一，凯恩斯主义。认为许多美国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包括哈维支持凯恩斯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其二，绿色复苏。认为鉴于低碳经济的提出，更应重新注重提高本地生产以满足本地消费；其三，基本收入。认为应设计一种经常性收入，以平等地提供给所有的社会成员；其四，当地货币。通过当地货币的运用，保持经济的稳定。他同时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需要重新思考21世纪激进社会主义战略模型新发展的理论意义。另一位阿根廷学者Mariano Feliz认为阿根廷出现了一种新发展主义的社会模式，强调出口的增长、产业适当竞争及劳动力市场的特殊作用是新发展主义社会模式的关节点，新发展主义的计划将着力消除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给阿根廷带来的消极影响。墨西哥学者Aurora Furlong则结合中国及拉丁美洲的情况，分析了世界粮食危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政府食物政策所做的工作都没有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面对这些挑战，在此过程中，这些因素影响决定了人类的未来。美国学者Marlene Grade根据社会主义模式发展的历史经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基础，人们物质生产的历史进程形成的社会模式，是以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为前提的。希腊学者Mylene Gaulard对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十分脆弱，面临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其房地产泡沫膨胀，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爆发，突发投机泡沫在过去几年形成的困难和问题，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英国学者Nicholas Jepson认为应更多关注中国模式的崛起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这个过程尚处于萌芽阶段，它可能代表了一个新的系统的资本主义扩张阶段的开始，这有可能发展成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制度的花蕾。

一些学者对社会主义内涵及本质进行了分析。例如美国学者David S·Pena论述了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的内涵。他认为，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社会应有六个组成部分：第一，经济体制。它用来发展生产力，建立生产关系，稳定持续地促进共同繁荣；第二，政治体制。它用来支持旨在实现有利人民民主的人民政治机构；第三，强大的、团结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祖国；第四，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第五，资源管理政策，以满足人们需要并同时促进繁荣和谐的自然环境；第六，成功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越南学者Tran Tuan Phong分析了人类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认为社会主义是更高的社会形态，在每个人都充分、自由的发展中形成了社会治理原则。而中国学者周瑛、罗洪铁则以中国为例，阐述了全球化境遇下社会主义国家软实力的建设问题。

四、关于各国不平等关系及正义问题

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不平等及正义问题，因此各国学者对此也有许多论述。印度学者Pradip Baksi通过分析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全球角度来看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建议建立一种新的研究机制，即利用性别不平等研究中的关于雇佣劳动的数据来拓展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雇佣劳动的相关内容。中国学者方世南认为，要解决不平等问题，树立正确的社会正义观是十分重要的，而社会正义观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冯颜利、孟献丽两位中国学者，认真研究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不同意詹姆斯·奥康纳的观点，认为“生产性正义”不是“正义之唯一可行的形式”。正义是关乎人类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与进步的根本性问题。从人类正义诉求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看，实现正义是一个由相对到绝对逐渐发展的过程，真正的正义要超越正义本身。巴西学者Marco Bulhoes Cecilio分析了世界财富生产与分配的不平等及原因，他利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数据，论证及比较了当代世界财富积累的模式及在世界体系形成中所采用的战略。认为有意控制市场力量的组织——布罗代尔的反市场形态——仍然处于财富积累过程的中心，并在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中起关键作用。美国学者Erwin Marquit分析了2011年美国纽约发生的占领运动，认为华尔街是美国资源不平等的标志。该次运动的标语“我们是99%”主要针对资本主义体系引起的不平等。尽管这次运动有许多不足，但对反抗经济不平等作了很大贡献，也是对奥巴马对美国1%高收入者提高征税的支持。日本学者Satoshi Niimura则回顾了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不公平的四大观点，认为亚当·斯密的四大观点是：其一，勤勉工人和懒惰工人的工资不平等是有益的；其二，一个不平等但富裕的文明社会比一个平等但贫穷的原始社会更令人满意；其三，通过资本积累，工资率会上升，利润率和利率均会下降；其四，通过税收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是重要手段。这四大观点中，有两个是赞同经济平等，有两个是反对经济平等。日本学者Setooka，Hiroshi从不平等的角度，对贫穷的本身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贫穷不仅仅是与收入相关，而贫穷分为个体层面的贫穷；社会层面的贫穷；全球层面的贫穷，必须分阶段来消除贫穷。美国学者Roger Seifert则建议设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协会，认为成立此协会的目的是为了挑战现有的对不平等解释的主流观点，因为协会是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文化机构，文化比其他人类活动更有作用，如果想要人们对真实的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平等关系有一个准确的了解，推进文化方面的建设是不二选择。中国学者张志军提出了一个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一个全面拓展框架，认为这是一个马克思经济学的框架，根据这个框架，可以发现及勾画出持久性不平等的现实路径，持久性不平等的事实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普通事实存在的真实映射。而另一个中国学者张忠任论述了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强调平等是一种权利，公平是其外化。而所谓社会平等则是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实现途径或手段。平等的前提是生产条件的分配。

不少学者还特别讨论了各个具体区域或国家的不平等及正义问题。中国学者周小亮、卢雨婷对区域经济发展中利益失衡成因进行了解读，并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分析。英国学者Jenny Clegg比较了中国及非洲的现实情况，认为中非合作论坛（FOCAC）已成为南南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形式，这种形式是双赢新动态机制的创立者而不是多极化发展趋势中不平等关系的缔造者。巴西学者Atenagoras Oliveira Duarte则以巴西东北部1960—1990年间的政治经济状况，认为不正常的政府行为及不同的阶级利益是造成不平等及非正义的重要原因。他还对2000—2012年巴西东北部的经济变革过程，特别是透过收入分配指标，看到了更具活力的巴西区域政策的有效性。巴西学者Ana Maria Rita Milani分析了拉丁美洲2000—2010年的数据，认为拉丁美洲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行地区结构调整模型，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共同进步，这说明生产结构的转变对发展经济，消除不平等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学者贺钦则分析了拉丁美洲的不平等与替代一体化运动的情况，认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地球上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域之一，但这些财富的受益权不属于人民。历史和现实使拉丁美洲的进步力量认识到，只有通过地区一体化与团结，才能真正实现地区独立与公正。巴西学者Amanda Aparecida Marcatti 及Dumont Henrique分析了巴西牛肉行业中的经济与劳动关系，认为不同行业中的劳动者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之中。而阿根廷学者Juan E. Santarcangelo以阿根廷为例，认为阿根廷在2001年底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差的经济状况以及社会和政治危机，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短短15天经历了5位总统的变换，并经历了比索贬值、汇率剧变、外债违约等，加速了阿根廷的收入不平等。而经济不平等的发展过程及畸形的工业化过程，加剧了剥削的产生。乌克兰学者Andrei Gritsenko和Elena Gritsenko分析了乌克兰倒置经济中的不平等问题，认为与发达国家相反，乌克兰经济在以倒置的形式发展，财富不平等的分配发生在私有化过程中，导致了大多数人口没有得到资源的所有权。这在劳动力市场上尤为显著。乌克兰已掉入了全球化倒置的陷阱，经济增长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恶化，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生产的下降。

五、关于全球经济新秩序的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严重破坏了原有的全球经济秩序，因此，如何建立全球新的经济秩序成为与会学者的热门话题。中国学者蒋南平及蒋海曦以中国与美国的例子，从理论及实证上说明了经济大国的角逐及合作是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核心环节。建立与维护全球经济秩序，历来是在“竞争——合作”框架下完成的。经济大国是全球经济新秩序的主导力量。特别在当今世界，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合作”关系对形成全球经济新秩序至关重要。经济大国只有消除彼此的经济安全威胁，促使彼此“竞争——合作”关系出现良好结果，才能建立起健康的全球经济新秩序。蒋海曦更是从市场产权的角度，认为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下，获取市场产权是中国跨国公司扩张的重要途径。另一位中国学者蒋瑛从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角度，认为发达国家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转移，获取绿色GDP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国际贸易在理论及实践上都存在绿色GDP与产业转移的悖论，发达国家如果单方面转移制造业而获取最大利益及绿色GDP，都不会有益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美国学者David Matters认为，过去的全球经济秩序存在许多问题，必须“斩断过去死亡之手”，因为全球化已成为今天的帝国主义，资本在普遍侵犯劳动人民的权利，这几年发展中国家中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社会主义越来越成为惟一的替代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延长的全球化秩序扩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流通危机。英国学者Simon Mouatt则建议使金融政府弱化来巩固原有经济秩序，因为新自由主义金融部门在二战后的增长十分明显，许多跨国公司将剩余资本转向金融部门，就将引起银行业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到来以及随后的金融国家的丧失。中国学者李欣广认为国际价值链的“环节价值”是当代价值形态，这对新的国际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而墨西哥的学者Luis J. Alvarez Lozano则认为应向可持续性的消费经济努力，但可持续性消费只可能存在于执政的资本主义经济之外，即只有改变原有经济体系及经济秩序，才有可能可持续消费。英国学者Josef Baum分析了所谓良好的旧式“垄断竞争”、广告宣传和社会生态变革，认为广告是非可持续消费方式全球化的核心问题，广告是作为垄断竞争及寡头垄断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新自由主义之后的时代，反垄断斗争在意义上被解读为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取消或降低了对广告的税收，而广告税的设计应当超越国界，实现统一的全球水平。英国学者Leonardo Fernando Cruz Basso则主张创建区域性货币，即在欧洲推行所谓的社会货币，并配之以对最低收入计划和小额信贷项目的资金支持来拯救现存秩序的欧元。与其相似的观点是加拿大学者Radhika Desai的观点，他认为从凯恩斯以来，经历了多次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但都有其利弊。从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来看，回到未来，建立另一种更新的货币制度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