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库恩的科学史观

内容提要 托马斯•库恩是当今世界知名的学者，他因其科学哲学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而名满天下。其实，库恩是从物理学转向科学史，并进而转向科学哲学的。由于他明确提出并详尽阐述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因此也有人把他列为与默顿传统无关的三位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之一(其他两位是普赖斯和本•戴维)。正因为库恩的研究横跨了较为广阔的领域，具有多角度的视野，因而他对科学史论也有比较深刻的洞见，从而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科学史观。本文拟对此作一简要评述。

关键词：库恩 科学史 科学史观

一、科学史的沿革和涵义

库恩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68年)撰写的条目“科学的历史”中指出，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科，至今仍然是正在从漫长的和多变的史前阶段浮现出来的领域。从1950年起，最初也只是在美国，这个学科中的大多数最年轻的专业人员，才开始把这个领域作为职业性学术专业而受到教育，或者才开始把它作为全时性学术职业。他们的先辈人大都是历史学家，研究科学史只是业余爱好。因此，他们的目标和价值观念主要来自其他领域。

由此可见，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比较年轻的。但是，它的历史沿革却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乃至古典的古代。由此一直到近代，撰写科学发展史的大多数作者是职业科学家，而且往往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历史常常是他们从事教学的副产品。除了科学史所固有的感染力外，他们发现这是说明科学专业概念的途径和确立传统的手段，也是吸引学生的一种方法。库恩认为，这是编史学(historiography，其一意指历史著作，尤指立足于批判性地审查原始资料、从权威的材料中选择可列举的项目，并把这些综合到将接受批判方法的检验的叙述中去的历史著作，或指历史著作的原则、理论和沿革；其二意指历史著作的成品，即历史的本文)的第一个主要传统。编史学的第二个主要传统是，编史目的具有更为明确的哲学性。早在1 7世纪，弗兰西斯•培根就把发现人类理性本质和作用视为学习历史的目的。此后，孔多塞(m. j. condorcet)和孔德试图把真正理性的标准化描述，建立在对西方科学思想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惠威尔、马赫、迪昂等人的著作中，对哲学的关心就成了科学史中创造性活动的主要动机。

库恩不满意以往科学历史研究中的辉格史学倾向。所谓“辉格史学”(whig history)，本义是指以英国辉格党(大约1860年以后称为自由党)的观点解释历史。辉格史学家将自己的信仰、实践和制度看作前人信仰、实践和制度的目标，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再现历史进步的征程，重点则集中在那些为现在预先作准备的过去的发展。巴特菲尔德在《辉格史观》(1931年)一书中给辉格史学下了一个更为一般的定义：“许多历史学家站在新教和辉格党人一边进行著作的一种倾向，目的在于赞扬已经胜利的革命，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便写出的历史即便不是对现在的赞颂，起码也是认可。”这种辉格史学的主要失误在于，全力注意表面上是现代的观念和运动，而不管它们在其所处时代的重要性，同时对一切相反的潮流拒绝作历史的理解。辉格史学家使现在成为过去争执的绝对裁判，成为选择各阶段历史重要性的唯一标准。辉格科学史像辉格政治史一样，以其粗糙的形式退化为一部英雄（即推进了与科学知识的现状相一致的那些观念的人）与恶魔斗争的故事。库恩揭示出，古老科学史的目标，是通过展示当代科学方法或概念的进化而澄清和加深理解。历史学家只注意描述构成他那个时代主题和推断方法的各种因素的形成过程，而很少考虑被现代科学视为错误或不相干而搁置一旁的观察、定律和理论，除非它们提供一种方法论教训，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长期没有成果。同样的选择原则也支配着科学外部因素的探讨。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的历史学家和科学主义的历史学家仍然承袭了辉格史观的衣钵，继续把科学史看作是智力的机械性进军，是自然奥秘向巧妙展开的可靠方法的接连投降。只是在本世纪，科学史家才逐渐明白，他们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在事后所规定的专业中聚集正面成就的大事年表。于是，极端的辉格研究法便从科学史中迅速消失了，但辉格标准仍在科学史家选择研究课题时广泛采用。

在库恩看来，极端辉格史的消失以及现代科学编史学的形成有四个因素。其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19世纪末开始的哲学史的影响。诚如伯特兰•罗素后来简要说明的：“研究某一个哲学家的态度，既不是顶礼膜拜，也不是嗤之以鼻，首先需要一种假想的同意，直到有可能了解他的理论想要人们相信什么为止。”对过去哲学家的这种态度，已从哲学史扩展到科学史领域。其二是，迪昂对近代科学起源的探索提示出，只有用中世纪科学自己的语言探索中世纪科学，视为“新科学”由此产生的基础，才能理解17世纪科学的主要内容。其三是人们一直坚持认为，科学发展史的研究者把实证知识看作是整体，用科学通史代替专科史。这种尝试使人们决定性地看到，不可能把体现在当代科学课程中的知识分化都归功于过去。其四是另一种影响开始在现代科学史研究工作形成过程中发生作用。结果，与科学发展中的非精神因素、特别是制度和社会经济因素作用的联系日益密切，这部分地来自通史，部分地来自德国的社会学，部分地来自马克思主义编史学。

库恩把科学史分为内史和外史。把科学实体作为为知识来考虑，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亦即内史研究，这仍然是科学史研究的主要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虑，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亦即外史研究，它是内史的最新对立面。库恩指出，内部编史学的新准则是，在可能的范围内，科学史家应该撇开他所知道的科学，他的科学要从他所研究时期教科书和刊物中学来，熟悉它们当时所显示的固有传统。同时，他也应当像变革当时的传统的科学革新家那样考虑问题。当看到科学家由于意料不到的结果而出名时，他就应当追问：科学家研究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怎样成为他的问题的。认识到一项历史发现很少就是后来教科书归于发现者的那一项时，他就应当追问：科学家认为自己发现了什么，他认为这一发现的基础又是什么。在这一重构过程中，科学史家应当特别注意科学家的明显错误，因为这些错误揭示了更多的实际思想，而不只是揭示了科学家所记录的结果或现代科学仍然保留的论证过程。

外史试图把科学放在一种文化关系中，以加深对科学发展及其影响的了解，它采取了三种特有的形式：最古老的是研究科学建制；思想史家常常考虑科学对于西方思想各方面的影响；对建制和思想的关心，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产生了对某一地理区域的科学的研究，它可以加深人们对科学的杜会作用和背景的理解。看来，库恩的“两分法”是从科学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角度来划分的，而不是按研究方法划分的，尽管他分别称其为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倒是爱因斯坦的“两分法”——内部的或直觉的历史，外部的或有文献证明的历史——才是依研究方法划分的，二者分别采用的是直觉方法和考证方法。后者比较客观；但前者比较有趣，非常富有启发性，尽管它充满危险。

关于对历史涵义的理解，库恩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历史并非只是收集和证实过去的事实，然后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它也是一种解释性事业，一种启发理解力的事业，因为它下仅要表现事实，还要表现事实之间的联系。即便是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描述，要描述得成功，还要靠精确性，还要靠结构。历史叙述必须使所描述的事件看起来合理，也易于理解，而且几乎毋需明确的概括就可以起到解释作用。遗憾的是，历史学家并没有对事实之间的联系即结构的本质给以比较合理的说明，而哲学家则以所谓的“覆盖律(covering law)模型”填补由此产生的空缺。所谓覆盖律，是指历史叙述的事件总是受历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掌握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支配，就这一点而论，历史叙述是解释性的。在给定叙述的初始条件、边界条件及对覆盖律的认识后，就能预测这一叙述中某些核心部分的未来进程。如果只能大体预测或根本不能预测，叙述至多只能提供“解释纲要”或一点也不能提供解释。库恩认为，这种来自自然科学的覆盖律模型解释理沦完全不适用于历史。可能有一些社会行为规律可用于历史，但这首先是社会科学的事，而且现在除经济学以外还很少考虑。历史叙述的合理性，当然不取决于少数散乱可疑的规律(如“饥民易于走上暴乱”，“”等)。充溢历史叙述篇章中的事实，基本上是为事实而事实；即使少数事实可由定律联系起来，也会变得索然无味。库恩强调指出，他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根本无法获致规律和概括，更不是说他们对已有的也不加以利用。但是，规律无论给历史叙述增添多少内容，它对历史的解释力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历史的解释是由历史学家所提出的事实以及他排列事实的方式造成的结果。因此库恩得出结论说，历史学家的武库中并没有一种颈见未来的能力。他既非社会学家，亦非先知。他的研究工作与孩子看拼板图并没有什么两样，只下过他的盒子里多了一些额外的拼板。他的任务是从中选出一组可以加以排列的元素，从而构成一种合理的叙述，其中包含可识别的动机和行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同孩子玩游戏一样，也要遵守不可违反的规则。在拼版画或历史叙述中间可能毫无空隙，也可能没有任何不连贯。历史学家有些附加规则不能用到孩子身上，例如任何叙述都不能违背历史学家所故意略去的事实。而且，传奇必须符合历史学家已知的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但这样的规律则只能限制而下能决定孩子或历史学家的工作结果。由此可见，库恩把历史看作一种解释性的事业，这种解释并不是由覆盖律决定的预见，而在于叙述的结构之中，即对事实的选择和排列，这种作法犹如玩拼板游戏。这一看法与爱因斯坦和维特根斯坦把科学研究活动视为概念和符号的游戏(“语言游戏”)实有相通之处，其中深蕴着某种只有研究者本人才能体会出的奥妙。

二、历史学家的任务和方法

在库恩看来，科学是—种历史性的、人文性的、连续性的和整体性的事业。因此，历史学家想要详细说明一组定律和理论的发展，就会面临两个任务。第一，他必须发现并说明，那些往往十分奇特而且简直难以置信的旧原理怎么可能为理智的人们所接受，并且成为持久的科学实践传统的基础。第二，历史学家还必须力求理解信念状况是怎样改变的，为什么会改变，这一组信念之所以为另外一组所取代、研究前沿也随之转移的原因何在。库恩就这样在“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的文稿中，把恢复一种过时的科学传统的整体性作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在1987年的“希尔曼纪念讲座”中，他提出科学史研究的“三部曲”一—恢复过去(regaining the past )、描绘过去(portraying the past)和使过去具体化（embodying the past）一—其中第一步便是“恢复过去”。

库恩指出，历史学家在叙述能够开始之前，必然面临着一个较早的任务，他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生恢复过去，并以此建立他们的叙述，即他们必须重建较早的知识主张(knowledge claims，即是“尚未被经验证实的知识”或“值得作为真实的东西而接受的知识”)的本体和它诉诸的性质。在工作的这一阶段，他们必须像人种史研究者力图理解和描绘异己文化成员的显然不相容的行为一样。历史学家必须向他们的听众表明人们当时相信什么，他们不可以草率从事，仅仅引用一下前人说过的话，文字引用往往产生胡言乱语。历史学家必须按人种学家的方式研究比较古老的观念，该方式的目的在于向坚持它们的人解释那些观念的一致性和似乎有理性。只有当人们理解了为什么坚持古老的观念时，只有当人们理解了什么似乎是坚持它们的证据时，人们才能够希望去叙述、分析或估价它被放弃和代替的过程。库恩更为具体地说明，阅读古老年代的科学著作，历史学家总是遇到一些通常讲下通的段落。困难并不在于其中包含一些显然错误的叙述，这是预料得到的。然而这些陈述如此不讲道理，又缺少启发性，令人难以想像一个写过堪称理性和才智的典范著作的人怎么会写出这种东西来。而对这样一些段落，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说明怎样才能理解，怎样才讲得通。一般说来，迈向这一目标的基本步骤是，为读者找出并教给他们久已废弃的某些词的使用方式，这种方式正是那些段落之所以讲不通的原因之所在。

要对过时的著作恢复过时的读法，库恩强调的实际上是运用释义学(hermeneutics)方法和人种学(ethnology)方法。释义学来自希腊文动词hermeneuein，本意是指弄清某事，公布或揭示一个启示。释义学最早出自对古希腊启蒙时代荷马与其他诗人的诠释，后被用来作为诠释书面经文的方法论原则，主要是根据《圣经》和宗教经典评注的学识来对经文作出解释。此后，这种方法被日益广泛地应用到其他领域。释义学的认识方法类似于理解(verstehen这一德语词已用来表示依赖丰富的想像力去透彻了解宗教上的经文和其他历史上的原来著作。“理解”并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它也是社会或人类科学资料呈现绐我们的一种方式)的方法，而与通常假定的适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相对立。对于前者，认识是通过“深入到对象客体之中”而得到的；对于后者，认识是通过把对象归入到某一组更普遍的法则的操作得到的(这使我们想到库恩反对在历史研究中使用覆盖律模型)。人种学方法是指人种学家深入实地调查所运用的一种方法。他们通常在调查地区居住很长时间，学习当地的语言或方言，而且尽最大的可能投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但同时还要保持一个观察者的不偏不倚的立场。这种方法叫怍“参与观察法”，要想了解一种异己文化，这种方法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库恩多次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谈到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过程。1947年夏他当研究生时，为非科学家准备力学发展的课程，他用牛顿力学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他希望回答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知道多少力学?他给人们留下多少东西?库恩发现，亚里士多德根本不了解力学，不仅对力学无知，而且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物理学家。尤其是关于运动，他的著作似乎充满了惊人的错误——逻辑的和观察的错误。库恩感到自己的结论是靠不住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毕竟是备受称赞的古典逻辑的编纂者，也是非同寻常的敏悦的博物学观察者。但是，当转向运动和力学研究，为什么就一败涂地了呢?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后的许多世纪为什么还被认真采纳呢?库恩读得愈多，就愈感到困惑。亚里士多德当然会犯错误，但怎么会错得那么显眼呢?也许他使用的术语对他和他的同代人的意义与对我和我的同代人不完全一样，也许失败的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我。库恩这样寻思着，他生动地描绘了自己当时顿悟的情景：我坐在书桌旁，桌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在我面前打开着，我手里握着四色铅笔，一边思索，一边心不在焉地凝视着房间的窗户一一这是我能记起的一个视觉意象。突然，那些片断在我的脑海里以新的方式分门别类，它们都各得其所。我目瞪口呆：亚里士多德立即似乎是一位十分优秀的物理学家，但却是我从未有可能想到过的那一类物理学家。我能够看到，他为什么说他所说的东西，他为什么相信他所相信的东西。

库恩发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运动(motion)包括生长(橡子长大成橡树)、强度变化(铁棒加热)和许多性质变化(从生病到健康)，牛顿力学中的位置变化只是亚里士多德运动的若干亚范畴之一。当然，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列，各种亚范畴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类似的，但是与运动的识别和分析有关的一组特征却是相似的，它们形成一个自然家族。其共同特征在于：运动的原因、运动的对象、运动发生的时间间隔、运动的两个端点(起点和终点)。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运动一般指的是变化，但恰恰不是物置的变化。

质（quality）和特性(properties)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结构中起中心作用，他颠倒了物质(mater)和质的本体论等级。在牛顿物理学中，物体是由物质微粒构成的，它的质是这些微粒排列、运动和相互作用方式的结果。而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物质的作用是辅助的，仅仅是作为中性的基底，质本来就内在于这个基底中，当质随时间变化时而基底则不变。基底必然存在于所有个别物体、所有实物，但它们的个体性不能用物质的特征来解释，而要借助于特定的质——热、湿、颜色等等——来解释，个体性是特定的质“受孕”的。变化通过改变质发生，不是通过改变物质，而是通过从某个给定的物质去除某些质或用其他质代替它们而发生的。甚至好像还有一些质必须服从的守恒定律。

作为变化的运动概念和质的物理学概念是进入亚里士多德文本的两个可能之点。第三个特点是已引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在无外界干预时，大部分质的变化是不对称的，尤其是在为自然现象提供模型的有机领域(橡子可以自然长成橡树，反之则不行)。一组特性、变化的一个终点代替代表物体的自然状态，物体力图达到这一自然状态，此后则一直保持自然状态。

汇拢在一起的这些特性构成所谓的物体的本质(essence)。不管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这些本质的特性使物体成为它现在的样子。尤其是，它们提供了物体自然发展的图式、物体力图桉其本性达到的目标，橡树成熟便实现了已存在于橡子内的本质。位置的变化也显示出本质。石头或其他重物力图实现的质是宇宙的中心位置，火的自然位置是宇宙的边缘，故石头下落而火上升。位置(position)或地点(place)也是一种质。下落石头的质像运动一样改变了：它的初始状态和最终状态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橡子和橡树、年轻人和成年人之间关系。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局部运动（local motion）是一种状态变化而不是牛顿意义上的状态，于是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变得难以置信了，因为假若运动不是状态，那么使运动持续就始终需要力。

亚里士多德的若干孤立的、表面上任意的论题能够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得到一切支持的结构，这从真空或虚空(vacuum or void)概念可以明显看出。亚里士多德认为虚空是不可能的，其根本立场是该概念本身并非首尾一贯。如果位置是质，如果质不能与物质分开存在，那么必定在所有位置都有物质存在。这等于说，哪里没有物质，哪里便没有地点，于是空虚空间的概念变得术语自相矛盾，犹如方的圆概念一样。而且，虚空不可能的观点也与他的自然位置论、局部运动论和古代的地心说是和谐的。亚里士多德对物理世界的描述紧密结合起来而形成—个整体。

库恩通过某种程度上学去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考虑问题，从而读懂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恢复了过去的本来面目。在他列举的另外两个例证(伏特-现代电学，玻耳兹曼-普朗克)也是如此。库恩从中得出教训：第一，读一本原著有许多方式，拿现代最易于理解的方式用到过去，往往不合适。第二，原著的可塑性使各种读法都不一样，因为有一些比别的更合理、更为前后一贯。库恩得出结论说：过去的信念是通过语言学习重新获得的，或更确切地讲，是通过陈述这些信念的类术语词典(the lexicon of kind terms )恢复的。历史学家要成功地理解一种过时的原文，就要用一组不熟悉的方式运用一组熟悉的术语，并容许这些术语从它们所特有的现代词义中提供一部不同的分类学。

由于科学共同体的自然知识的基本部分体现在该共同体共同使用类术语的词典的结构中，这些类术语有些是下可翻译的 (intranslatable)，因而对原文不可能总是作到保真翻译(truth-preserving translation)。也就是说，在—种词典中为真的陈述，在另一种词典中则是不可说的(并非为假)。因此，要描绘过去，所需要的不是译文，而是语言学习，因为后来的词典无法提供能代替先前词典中的词或短语。为了获得亚里士多德词典中的专门词汇，就必须了解有关这个世界中的事物。为了用静电学专门术语描述伏打蓄电池，就要使蓄电池类似于莱顿瓶，使电源限于金属界面并专门指定电流方向。为了用普朗克曾经使用的过的术语谐振器和基元，就必须把黑体辐射描述为像声学辐射，把能元ε描述为连续体的再分部分，而不是描述为分开的能量原子。

词典结构的差异限制了保真翻译的可能性。当翻译失败时，存在着另外的求助对象。这样的求助对象不许可使用“真”和“假”这样的术语。它们的作用局限于在世界之间作选择的进化中，共同体的词典结构接近于这些世界。事实上，一种言语共同体的说者总能够找到一个桥头堡，从而在科学革命引起的词典变革后留下的裂痕之间架起桥梁，进入到另一言语共同体中，这个桥头堡就是一种词类的某些分类范畴能被另一种词典的分类范畴所覆盖，这一足够的覆盖是获得第二种词典的前提，需要的只是成员资格的覆盖而不是等价。词典的获得仅仅需要在足够的地方找到覆盖，以得到学习过程的起点。自然类术语(natural kind terms)是可投射的，从而可以成为媒介物。这也即是使过去具体比的过程。库恩正是以上述“三部曲”理解科学的过去的，他把这视为科学史研究的基本步骤和基本方法。

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系

在库恩看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是两门既有根本差异、又有密切联系的学科。二者的基本特征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目标不同。大多数历史研究的最后成品是对过去特殊事件的一种叙述、一部传奇，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已发生事件的描述(哲学家和科学家常说：一种单纯的描述。库恩认为要描述成功少不了结构)。另一方面，哲学家的目标主要是明确的概括和范围广泛的概括。他不是说故事的，不管说的是真是假。他的目标是找出在一切时间地点都是真的东西，并加以陈述，而不是了解特定时间地点所发生的事件。库恩提到，在他的讨论班中，哲学家的首要工作是，先抽出一种哲学观点的主要成分来，再加以批判和发展。历史学家只是以曾经指导的研究对象的方式，关心那些一般能够存在的东西。他们首先是要发现：每个人曾想些什么，怎么想到的，这些想法绐他自己、同时代人和继承者带来什么后果。两个集团都以为自己是在力图抓住过去哲学观点的基本论点，但怎样完成这一任务却受到各自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制约，结果也往往随之不同。库恩进而指出，说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具有不同的目标，就表明谁也不能同时进行这两种研究。但仍然可以交替进行，可以经常研究历史课题，而间或进攻哲学问题。但重要的是必须明确，每一次变换都要自己扳扳手，以放弃一门学科而转向另一门不完全相容的学科。对学生同时进行两种训练，就要冒一事无成的风险。要成为一个哲学家，首先要对于评价问题和解题技巧获得一种特殊的精神定向，但两种学习的结果完全不同。

第二，阅读方式和记叙方式不同。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尽管面对同样的资料或符号，但是如何处理它们，却因所受训练(也可以说是规划安排)的不同而不同。这两个集团各自关心、记录的原著内容范围，像经过不同加工的证据一样，同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历史学家涉及的范围总是更广泛，他们重构(reconstruction)的重要部分可能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作者引用了一种为了所谓“辅导读者”而设计的隐喻(metaphor)。或者说，历史学家如何看到原著中有这么显著的错误和矛盾，就会花时间去解释这位大人物怎么会有这样的失足。哲学家受训练是为了建立论据，不是为了重构历史思想，隐喻或错误都是无关的，也不大会有人注意。哲学家关心的是明显的哲学概括以及为捍卫这种概括而可能引出的证据，他们为此而进行敏锐、精巧而执着的探索，这在历史学家里面是罕见的。结果，他们所提出的论文往往精练紧凑，远远超出历史学家的文章。后者尽管分析笨拙，却往往更接近再现历史人物思想中的主要观念。因此，在科学家和科学史家看来，哲学家根据资料所进行的重构不是科学。问题不在于哲学家对理论的说明太抽象，太一般，太缺少细节。无论是历史学家或科学家都可以说，他们也舍弃了同哲学家一样多的细节，他们也同哲学家一样关心本质问题，从事于合理重构。但困难在于怎样辨别本质问题。关心哲学的历史学家总觉得，科学哲学家往往错误地挑选出少数因素作为全部，然后迫使这些因素发挥原则上不宜发挥、实践上也肯定实现不了的作用，不管把这里的实践说得多么抽象。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尽管都寻求本质，但寻求的结果却截然下同。

库恩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和切身体会，真实地说明了写作物理学文章、历史文章以及哲学文章过程之不同。开始写物理文章时，研究已告结束，笔记一般已包含了所需要的一切。余下的工作只是挑选、凝炼并翻译成清楚的语言文字，通常只有最后一点会有些困难，一般也不会太严重。准备历史文章也要在写作之前作大量研究。先得找到并查阅所需书籍、文献和其他记录；还得作笔记，整理了还要穷年累月消磨在这种工作之中。而这个工作的结束又不像科学研究那样，也是创造过程的结束。并不是单单把凝缩的笔记加以挑选，串到一起，就可以构成一篇历史叙述。单靠年表和叙述的结构，历史学家一般也可以根据笔记和提纲安然写一阵子，但是他几乎总是会碰到一些难点，他写不下去了，研究走入死胡同。过了几小时、几天或几周以后，他才明白为什么搞不下去，尽管提纲已指明下一步应干什么，笔记也为此提供了一切必要的资料，但是他找不到从这一部分过渡到下一部分的好办法。必要的联系结构在前一部分叙述中被略去了，因为那里不需要这种结构。于是历史学家又得退回去，有时要退到原来的文献中，重新作笔记，改写文章的某些重要段落，以便与下一部分要说的东西联系起来。一直到写完最后一页，他才能完全肯定不需要重来一遍，更不需要再从头开始了。这里所说的最后一点也适用于准备哲学论文，而且退回去的时候还要多得多，伴随的挫折也严重得多。明显差别在于，二者写作之前的准备过程则全然不同。除哲学史外，哲学中根本没有一个像历史学家那样的准备工作时期。从问题和解题线索开始，都会经常受到其他哲学家的批评。有人会为之不安，等待一个感到可立即写出来的时刻。但是常常证明这种感觉并不对，不安的过程又重新开始，直到论文最后诞生为止。哲学家的研究准备工作表现在，他们总是审慎而巧妙地批评彼此的和前人的工作，他们的许多讨论和论著是苏格拉底式的：把各种通过相互批评和分析而形成的观点并列起来。有的批评家说，哲学家靠彼此的污垢为生，这虽说容易引起反感，但的确是抓住了哲学的某些要害，即通过分析对比过去的观点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在科学和科学史等其他领域中，批评起不了这么大的作用。科学家有时也彼此矫正一点对方的工作，但是谁要使自己终生从事于零敲碎打的批评，他就要被赶出这一行业。历史学家有时也作一些改正，偶而也骂骂为他们所鄙视的对立学派的历史态度，但这里很少审慎的分析，也不大听说有谁真想抓住其他学派所创造的新见解。个别历史学家也可以受到前人或同事的工作的重大影响，但他还是从第一手材料中、从他自己研究的资料中写出自己的著作，在这一点上他更像物理学家，不像哲学家。

但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毕竟是两门联系密切、相互促进的学科。库恩注意到了这一点，他通过自己的专业转行发现，科学一经接触历史材料似乎就成了一种特殊的事业，既下同于科学教学中所暗示的，也不同于对科学的方法的标准哲学说明中所明说的。历史对于科学哲学家、也许还有认识论家的关系，超出了只给现成观点提供事例的传统作用。就是说，它对于提出问题、启发洞察力可能特别重要。科学史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在哲学家可用以进一步了解科学的几种可能方法之中，历史提供了一种最实际、最有效方法。

反过来，科学史家也离不开哲学。哲学像科学知识一样，是他们的基本工具。直到1 7世纪末科学还大部分是哲学。这些学科分化以后仍然继续相互作用，也往往带来重大成果。一个人如不能掌握他所研究时期和领域中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要想对科学史中的许多主要问题研究得好，那是下可能的。虽说科学家并不都是哲学家，但总要同思想打交道，思想分析历来属于哲学的职权范围。下过，库恩怀疑科学史家可以通过深入哲学领域的专门文献(如英语世界中的逻辑实证主义这一科学哲学运动)获益，因为它与历史学家并不相干。

库恩在论证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系时，对这两门学科作了一些极其必要的限制。他所说的科学史指的是内史，即这个领域中有关科学概念、方法、技术进化的核心部分，而不是指科学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科学教育、体制以及道义支持和财政支持的演变模式(这属于科学外史)。库恩所讲的科学哲学，既不是逐渐融入应用逻辑的那一部分，也不是、至少不能肯定是论述某种流行理论含义的部分，这种理论专以解决诸如因果性或时空等长期存在的哲学问题为目的。他指的是关于一般科学的东西的主要内容，例如科学理论的结构、理论实体的地位或者使科学家得以创造出可靠知识的条件等问题。正是科学哲学的这一部分，而且很可能仅仅是这一部分，才必须涉及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的历史。而且，库恩注意到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关系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对称的，尤其是这两门学科毕竟在目标、方法以及结果上差异甚大，因此把二者等同起来或同时进行研究，就会发生真正的危险。他既强调，只有哲学家转到历史方面或历史学家转到哲学方面，才会由于追加的研究而产生意义重大的结合。同时，他也主张，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仍然保持为两门分开的学科，现在需要的似乎不是二者的结合，而是二者之间活跃的对话。

参 考 文 献

[1] t. s. 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2] t. s. 库恩：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3] t. s. 库恩：科学革命是什么?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9年第1、2期。

[4] t. s. kuhn，the presence of past science, the sherman memorial lectures, 1987. （打印稿）

[5]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编：《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出版，1989年。

[6] w. f. 拜纳姆等合编：《科学史词典》，宋子良等泽，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