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求必应”的秦牧

时间:2022-06-06 08:17:37

四十多年前,我是秦牧的“粉丝”,尽管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说法。他的《花城》和《艺海拾贝》,是我爱读的两本书。

《花城》(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是本散文集。上世纪60年代,读厌了空洞枯燥、高腔高调的说教文字,秦牧散文无疑是新人耳目的。他的散文谈天说地,从古到今,从草木禽兽到人情世态,从故事传说到现代科技,构筑了一个趣味横生、奇异多彩的世界。叙述从容,如行云流水。“采取的是像和老朋友在林中散步,或者灯下谈心那样的方式。”(《(花城)后记》)《花城》《土地》《社稷坛抒情》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艺海拾贝》(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出版)是本文艺理论,但一如他的散文,往往是从日常生活见闻谈起,海阔天空,娓娓动听,“寓理论于闲话趣谈之中”(《(艺海拾贝)跋》)。今天审视秦牧散文,自然有缺陷,某些批评家甚至予以讥评。但是,秦牧看重散文的思想,同样看重散文的艺术,这在血风腥雨的阶级斗争年代已属不易。他的散文中那平等的态度、丰富的知识和浓厚的青春气息,已使文艺青年们(这是秦牧读者群中的大多数)为之心折了。

“”变起。1966年5月,当全国报纸铺天盖地大批特批《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时,南方广东的《羊城晚报》也开始连篇累牍地揭批“主义”的秦牧了。我敬爱的作家成了“黑作家”,我喜爱的作品成了“大毒草”。震愕、迷惘之余,我仍然舍不得销毁“毒草”。一位老同学,也是秦牧的忠实读者,让我交给他保管。他将《花城》和《艺海拾贝》以及他的几本书,藏在厨房柴禾堆里,自觉万无一失。难以预料的是“”恐怖史无前例,红卫兵抄家时,这包书也难逃厄运。书与查抄的其他“四旧”物品被一起焚烧,我们又被加上一条“转移”“窝藏”“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的“罪名”,挨批挨斗。

思想是难以禁锢的。阶级斗争年代有一句老话:“人还在,心不死。”19 76年以后,《花城》《艺海拾贝》再版,我立即去买了来,又重新放上我的书架。

1983年5月,我为《中学生阅读》的创刊去广州组稿。南下的火车上,这些并不如烟的往事,仍次第上心。

广州“花城”的美名,是因为秦牧的散文《花城》而知名于世的。安顿好住处就打电话到广东省作家协会,询问秦牧的电话号码,很快地就与他联系上了。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作家协会离我住的宾馆不远,第二天他要到作协开会,就约定在作协见面。

第二天我如约赶到作协,‘秦牧先生已在办公室等候。他,南人北相,个子高大魁伟。米黄色短袖上衣,浅灰色长裤,赤脚穿塑料凉鞋,普普通通的平民装束。白框近视镜后的一双眼睛和善睿智,笃厚亲切,让人如同面对一位可以信赖的长者。因为他还要参加会议,我就直接入题,说了刊物的筹备情况,请他担任顾问;同时也说了“我的读书生活”栏目的要求,请他写文章。秦牧先生听了之后,没有推辞,顾问同意当,文章答应写。

随后,就收到秦牧应约而写的《漫谈读书经验》(刊《中学生阅读》1984年第十期)。他认为读书要有毅力,要有选择,要把泛读和精读结合起来,要读大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要学会思考,融会贯通。文中事例通俗易懂,比喻生动形象,依然是笔墨游刃于古今中外之间的“秦牧风格”。

秦牧先生是很负责任的顾问。1990年,我们征询对刊物的意见,先生就寄来了他的建议,说得诚挚平和:“听说它的编辑部只有五个人,似乎工作紧张了一些,上级部门似乎应该给它增补若干人手。我也希望它在加强青少年品德教育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至今难忘跃然于纸的关切之情。

《艺海拾贝》1981年版有秦牧重写的《前记》,文中回忆了“”的一段经历:

“左”得离奇怪诞的“横扫一切”的浊流汹涌,《艺海拾贝》在华南首当其冲,被批判为“主义的大毒草”,“全面地、系统地反对思想的大毒草”。报纸这样一声讨,数日之间,有几千人冲进我的住宅,捶破了门,踩烂了床,并搬走了我大批的书籍,报纸用大字标题称呼我为“艺海里的一条响尾蛇”。我对这一切“批评”,煞像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完全感到莫名其妙,只好眨眨眼睛和暗自愤慨。在以后的日子里,到处都在焚书,这本书,当然也在被焚毁之列。但是在我整个丧失自由的日子里,我对这本书只承认有欠缺,从不承认是什么“大毒草”。事后,我才知道阅读和藏有这本书,因而受到各种程度“冲击”的人,是相当广泛的。

我始终没有向秦牧先生说过我受“冲击”而遭受的磨难,也许因为二十年前就与他在精神上有过交流,在我主持《中学生阅读》的年月里,他真的是“有求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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