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南特:重振哈佛影响世界

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1893～1978）是美国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战后要素主义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以教育家和外交家的阅历，敏锐地看到了美国教育的不足，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倡导人物，其教育思想对当时美国教育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美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

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多尔彻斯特。1910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化学系学习，1913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16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9～1933年，他在哈佛大学化学系任教，随后在1933～1953年期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并担任美国科学促进会和教育理事会会长。1941～1963年间，曾三任美国教育协会政策委员会成员。1957年和1961年，他接受卡耐基基金会资助，对美国师范学院和公立学校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校教育的改革产生过重大影响。

观其一生，科南特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倡导人物，他的要素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的美国教育改革影响深远，被公认为“美国20世纪中叶最有影响的教育家”。

锐意改革 重振哈佛

哈佛人常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确，成立于1636年的哈佛，其历史比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还要长一个多世纪。在370多年的历史中，哈佛培养了数不胜数的璀璨明星。它不仅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而且已经成为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学影响最大的大学之一。而哈佛之所以有如此威望和名气，与第23任校长——科南特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他在担任哈佛校长的20年间，不畏艰险，极具创新地对哈佛进行改革，初步确立了哈佛大学在学术上的永久优势地位。

破除精英主义统治。过去的哈佛，非常强调学生的出身和经济地位，并以此作为入选哈佛的依据。针对这种弊病，他提出了“才学统治”的措施，不论出身和种族，唯以才学为入选依据，扩大了哈佛大学的招生范围，打破了精英主义主张的才学统治局面。在他担任哈佛校长期间，正值美国心理学界掀起“能力测试”研究的高潮，再加上他本人和测试运动的提倡者昌西交往密切，于是他便率先采用了标准化测试题，以此来选择能力更强的青年进入哈佛。为了吸引更多有学术成就的学生来哈佛就读，他首先通过国家奖学金项目提高本科学生水准，吸引西部、南部城镇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有才能的学生，不仅拓展了哈佛的学生来源，同时也提升了哈佛的入学标准，保证了生源质量。

改革教师聘任制度。科南特接任校长时，哈佛的教师在学术研究方面逊色于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同时哥伦比亚等其他大学不断增强吸引力，提高教师工资标准和科研教学水平，使哈佛对人才的吸引力日益减小。为此，科南特提出应强调教师的科研能力，提出了“非升即走”的聘任原则，即为每一名教师设定限期，即便是那些长期担任哈佛教师的人，如在期限内不能升迁为教授，则必须辞职。他认为，“保留一般人员在大学是错误的仁慈，必须变革才能使最好的教师升到顶端。”科南特对教师聘任制度的改革，不仅保证了哈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并且还为哈佛营造了浓厚的科研学术氛围，为哈佛日后学术地位的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推动课程改革。设计了专门教育和普通教育相结合的课程改革，否定了过去那种过于专业化的课程设置，提出了能统和所有学科、培养民主社会合格公民的“普通教育”目标。普通教育课程设置主要按学科进行分类，学生除了学习本专业课程之外，必须学习普通教育课程，其中包括三门课程，即西方思想与制度、文学名著、物理或生物学的一门全年的选修课。科南特的专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结合的课程改革措施，搭配严谨得当，形成了系统有序、全面广泛的知识结构。

完善人事制度，合理解决财政危机。科南特非常重视参加每一次教师大会，借此树立校长的威信。同时，缩减校监会的人数，组建校外专家团评聘教师，提高了管理和协调各组织人员的效率。他刚上任时，哈佛在财政上面临着困境。为此，科南特任命了富有财政管理经验的副校长来平衡财政预算，抓住一切为大学募集资金的机会，并沿用了以往在大学服务部门招募学生的办法，为学生创造募集学费的机会，不仅使哈佛度过了财政危机，而且还保证了国家奖学金的发放，以及教师工资的稳步提升。

要素主义 影响深远

科南特是一位典型的要素主义教育思想家。所谓要素主义又称传统主义教育，与进步主义教育对立，更强调“种族经验”或“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要素主义教育者强调以学科为中心和学习的系统性，主张应恢复各门学科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严格按照逻辑系统编写教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科南特对高等教育的多个领域阐述了新的观点，尤其是在大学的功能、普通教育（通识教育）、高等师范教育改革等方面的独特思想观念，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诸多启示意义。

在大学的功能上，科南特认为大学应是学术和研究的中心，大学应致力于在教学和科研之间寻求一种恰当的平衡。大学应该是一个“发展知识的场所”，是“学术和研究中心”。他既强调大学的传统职能，也提倡现代大学的新职能，希望大学将各种职能有机结合，保持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平衡。而大学教师的首要职能是运用科研促进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并非只是单纯地保存和传授知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哈佛大学将自身定位于学术和研究的中心，这也是科南特对哈佛大学做出的主要贡献之一。

对于普通高等教育，科南特认为教育除了考虑自身发展之外，还应该更多地考虑国家和社会的需求。传统的专业教育虽然能够帮助学生更快速地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但是缺少对历史、民族文化等普通教育科目学习的学生很难形成国家和社会凝聚力。

1943年，科南特组织了一支委员会，对美国教育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提交了报告《自由社会的普通教育》，因报告的封面为红色，故又称为“红皮书”。科南特在红皮书中提出普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四种能力：有效思维、交流思想、作出恰当的判断、分辨多种价值，并将这些能力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三个领域联结起来。

红皮书发表之后，一时间对美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有十几所大学和学院根据科南特报告的建议，设置了自己的普通教育课程。1947年，美国白宫高等教育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认可了科南特的普通教育改革的方向。这一时期，改革大学课程的风潮席卷全美，科南特也因此被称为“普通教育之父”。

在高等师范教育改革方面，科南特提出了重视文科科目的师范教学课程改革方案。他认为，师范课程既要有文理科普通教育的广博基础，同时还要有各科专业教育的专深训练，因为未来教师的普通教育应该是广博的文理科目学术性教育。科南特在师范教育改革方面的建议，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教师教育改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二战”后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纠缠于各类科目比例的局面，开创了改革教师教育课程模式的先河。他的教育思想对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教师教育改革，“产生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的影响”。

科南特的高等教育思想见解独到，对美国乃至世界教育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他领导哈佛的20年间，使哈佛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日后的学术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