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处分之买卖合同效力分析

摘要：2012年7月，最高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其中第3条对于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之效力的规定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与合同法规定不完全契合。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该条的适用范围，即仅仅适用于“所有权或者处分权受到限制的所有人处分自己的财产”的情形，不包括“恶意或误认处分他人财产”。从而避免司法解释与现行法律的冲突。

关键词：买卖合同；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将来财产

一、问题的提出：《合同法》51条与解释第3条的冲突

我国于1995年颁布实施的《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根据该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经过所有权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的，买卖合同有效；然而，201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大胆运用法律赋予的司法解释权，通过总结合同法实施多年来的审判经验，公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文义可以得知，在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中，无论所有权人是否对买卖合同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事后是否取得处分权，买卖合同都有效。该司法解释显然与《合同法》第51条之规定互相矛盾，因此，该司法解释出台以来又遭到广泛的争议。

二、法理分析：对解释第三条之法律效果考量

最高院该项解释第三条，即关于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效力问题作了颠覆性的变更。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恶意处分他人财产适用解释第三条之法律效果考量

恶意处分他人财产导致不能交付，系因主观原因导致不能交付，如果解释第三条适用于此种情形，那么无论所有权人追认与否，买卖合同均有效，出卖人将构成根本违约，买受人可以追究出卖人的违约责任。受让人的利益得到了极大的保障，同时也惩罚了恶意的买受人，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与稳定。

然而，解释第三条用于调整恶意处分他人财产的法律关系有以上诸多优点的同时，也会暴露出无法避免的缺陷。普通人是无法理解一个人故意将他人之物出卖了，法律居然规定该买卖合同有效。假如有人把中南海或者天安门卖给外国人了，能否设想按照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宣布该买卖合同有效将产生的后果？今天日本一些人就企图购买我国神圣的领土，难道人民法院要依据解释第三条判决该买卖合同有效？

（二）误认而处分他人财产适用解释第三条之法律效果考量

误认他人的财产是自己的财产而加以处分，最终可能导致标的物无法交付，也是属于无权处分的范畴。与恶意处分他人财产不同的是，误认他人的财产为自己的财产最终无法交付是由于客观原因导致无法交付，出卖人主观上没有故意。如果解释第三条适用该种情形，那么除了会产生同恶意处分他人财产适用解释第三条的不利效果外，还可能会损害善意出卖人的合法利益，难以平衡买受人与出卖人的利益。

（三）将来财产买卖合同适用解释第三条之法律效果考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的形式出现多样化，将来财产买卖合同逐步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见、最重要的商事买卖合同。将来物，是相对于现在物而言的，德国民法称之为“将来财产”。是指“现时不存在，将来才能存在的物―有时也指事实上已存在，不过订约时还不属于当事人所有的物。①将来财产的买卖在我国乃至世界都十分常见：如订货转销合同，甲作为供货方与需求方乙签订买卖合同，但甲本身不是货物的生产方或持有方，而是需要向生产商丙订购该批货物后再转销给甲；再如农副产品预购合同，合同标的物―农副产品，在合同订立时还不存在、需要过一段时间才会生长出来；对于这些合同，不论是原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还是合同法，都是予以确认和保护的。

三、现实选择：解释第三条应该作限缩解释，进一步明确适用范围

（一）司法解释应避免修改法律和二次立法

依据《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等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我国最高审判机关，在审判过程中就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有权进行解释，但司法解释毕竟不是一个造法的过程，而是一个对具体法律进行具体解释的应用过程，法院随意修改法律或造法，就等于否定了立法的作用。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超越甚至抛弃现行法律的精神和原则随心所欲的解释法律，那就会导致司法越权甚至司法专横。由此可见，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法条原意，更不能和法律相矛盾。

无论《合同法》第51条无权处分合同规则是否正确，是否合理，最高人民法院都不能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予以修改，唯有立法者（在中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修改法律，尽量避免司法解释修改法律和二次立法的现象出现。

（二）进一步明确《合同法》51条和解释第3条的适用范围

根据以上论述，对于将来财产买卖合同适用解释第3条调整更为合理，也与我国现行的法律不相冲突。根据梁慧星教授的观点，该条司法解释实质上是对《合同法》第132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的反面解释，《合同法》第132条的反面解释具体包括四种类型：1、国家机关或者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处分“直接支配的不动产和动产”，不符合“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2、抵押人出卖抵押物未经抵押权人同意；3、融资租赁承租人付清全部租金之前出卖租赁设备；4、保留所有权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在付清全款之前转卖标的物。②这四种类型均属于“所有权或者处分权受到限制的所有人处分自己的财产”。笔者赞同梁慧星教授的观点，处分行为包括很多种，不是仅有买卖行为属于处分行为，如果最高院借鉴了物权形式主义的理论，无权处分中的“处分”仅包括“处分行为”，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作者单位： 西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总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2]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3]师安宁，《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合同法制度实务问题解析之七》，[N]，人民法院报，2012年10月20日；

注解

①周，《罗马法原论》（上），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96页。

②梁慧星，《买卖合同特别效力解释规则之创设》，中国法学网， 2012年11月9日访问